高峰教授1933年9月出生于湖北，1951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在近五十年时间里，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重点讲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选读等课程，培养出几十名相关领域的硕士与博士，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与论文。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学术奖励。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高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治学原则。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即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进行反思，深感其中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端，使理论显得苍白和缺乏解释力。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高峰教授就开始结合教学开展科研工作，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实践，同时积极思考相关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地解释原著，而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出发，力图用实际资料来检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观察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发生了何种变化，探讨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原因；他认真参考与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成果，较广泛地涉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派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著，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比较中深化了对基本理论的思考；他极为重视实证研究，充分利用西方国家丰富的统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经济变量的长期趋势与实际动态。在此基础上，高峰教授在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个理论存在不同理解。高峰教授1983年发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一文，首次采用理论和经验材料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资本有机构成问题；1991年在《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有关分析。
　　资本有机构成范畴的含义。高峰认为，资本有机构成范畴的意义，在于它从基本方面反映了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资本构成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因此资本构成的不同水平或发展变化，就能大体反映资本推动活劳动的不同水平或发展变化，这对于分析资本与它推动的活劳动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与这个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针对某些学者断言不可能也无必要区别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的论点，高峰指出，如果从比较的动态的观点看问题，这两者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异既可以由资本技术构成的差异所引起，也可单纯由要素价值的差异所引起。而这两种不同原因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异，有时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对一定数量资本的劳动力需求和利润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区别这两个概念并非无关紧要。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的论证。西方某些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高峰分两个层次探讨了这一命题。首先，在技术进步与资本技术构成变动的关系上，他肯定了在微观上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3种类型；但从宏观角度看，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必然具有用资本代替劳动的显著倾向，并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进行了论证。其次，在资本技术构成变动与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的关系上，高峰认为马克思根据19世纪的情况所提出的论证部分可能失效，后来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作出的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因此，仅仅从理论上讨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经验上加以考察。
　　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变动趋势。高峰以西方官方统计资料为基础，在详细讨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方法后，对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部门、和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经济中的资本技术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近一百年的长期动态进行了估算与分析。结论是：从长时期看，发达国家经济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仍然存在着上升趋势，但上升的持续性在一定时期可能发生中断，上升的速度也已放慢。这表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仍在顽强地发生作用，但作用的强度有所减弱。高峰深入讨论了20世纪发生这种变化的经济原因，强调在观察当代发达国家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时，既要揭示抑制资本构成上升的因素，也要看到促进资本构成提高的动力，特别注意分析它们在不同时期作用的强弱和对资本有机构成长期变动趋势的总的影响。
　　三、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
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中争论最大的理论问题之一。高峰在由胡代光等教授主编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一书、以及他的著作《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论文中，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
　　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表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通常被理解为利润率长期朝着下降方向的不间断运动。高峰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复杂的经济因素和内在矛盾的制约下不均衡地发展的，存在着周期性和长期性的经济波动。在现实中，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主要体现为资本在经营中经常存在的一种内在倾向和压力，这种压力周期性地被强化，特别在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和经济长波的萧条时期凸现出来。
　　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原因。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论证，以资本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主导作用为基础，强调在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一般利润率仍会在长时期趋于下降。高峰详细评述了各种不同观点，并结合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动态，提出利润率的决定和变动是经济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综合考察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和生产能力利用率这3种变量的合力及其对利润率下降的影响。
　　对利润率长期变动的经验考察。高峰根据长期统计资料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存在着长期下降的总趋势。第二，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60年时间，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显著；20世纪20年代后利润率的中期波动加剧了，出现过3次上升的势头，利润率下降已不像前60年那样引人注目。第三，20年代后利润率波动的加剧，首先是因为资本价值构成上升的持续性时而发生中断并且在总体上有所放慢，同时剩余价值率和能力利用率波动的加剧，也强化了这两个因素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四、关于垄断资本理论
垄断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垄断问题的阐述大多没有超越列宁著作中的观点。高峰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和相关论文中，借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量学术成果，对有关垄断资本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垄断资本与垄断势力。关于当代西方国家是否存在垄断资本以及垄断势力的统治程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都有分歧。高峰对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或把垄断势力绝对化夸大化这样两种垄断问题研究上的极端倾向持批评态度。他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实质，同时在垄断与竞争、垄断与效率、垄断与经济规律等基本问题上坚持辩证观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地论证了下述重要命题：垄断势力不能消除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但垄断竞争已成为当代资本竞争的主导形式；垄断资本对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二重作用；垄断势力仍然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制约，它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但会改变某些规律的作用形式。
　　关于垄断价格。高峰论述了垄断价格的3个基本特征：高价格、价格稳定性和价格刚性，垄断价格通常高于假定没有垄断势力时可能形成的价格水平。他同时强调垄断企业的定价仍会受到需求、供给和成本等市场条件的约束，不可能任意无限提高，在成本大幅度降低时也不可能长期不变。高峰还就垄断价格的几个有争论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垄断利润与利润率平均化。高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大量经验资料，论证了高额垄断利润的客观性与相对稳定性，并重点讨论了它的形成原因和价值源泉。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是否继续发生作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存在着激烈争论。高峰提出了一个比较彻底的利润率二重平均化的命题，同某些学者既肯定有二重平均利润率、又认为在长时期仍会形成社会统一的平均利润率的观点相区别。指出这种平均利润率的二重化，正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
　　五、关于当代资本积累的若干问题
当代资本积累涉及的现实经济问题十分广泛。高峰在《“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等论文中，对相关重要问题作了探讨。
　　当代资本积累的特征与作用。高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的一些新变化：企业积累资本的外部来源相对于内部来源其重要性提高了；以企业并购为代表的资本集中相对于资本积聚的作用显著加强；虚拟资本的积累已大大超过实际资本的积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早已超出民族国家范围，把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纳入自己的积累源泉。这一切使当代资本积累的规模与速度远远超过了古典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也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首先，资本积累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共同促进了资本利润的不断扩大和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增长。在此过程中，资本积累也不断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使大资本得以占据技术高地和产业高端，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性地位。其次，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和内在规律，则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与长期波动，导致资本积累过程在一定时期的中断、倒退或相对停滞，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与此同时，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与波动也会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的内在动力，危机或萧条时期利润率下降的巨大压力可能促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资本重新加速积累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
　　当代资本积累的技术基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假定为前提。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积累由于实现问题日趋尖锐，以扩大市场为目的的产品创新的重要性不断加强，这可能导致马克思的技术假定和资本积累理论被颠覆。高峰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能因为引入产品创新而否定工艺创新的技术假定在资本积累理论中的基础意义。第一，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作为技术创新两种基本类型的区别是相对的，工艺创新往往也是资本品的产品创新，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第二，在积累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产品创新，必须是或主要是能够引发根本性工艺创新的资本品创新。第三，即使狭义的消费品创新的市场扩大效应，也必须以工艺创新的生产率提高效应为基础。
　　当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长期波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中的长波，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长波内在机制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以熊彼特、曼德尔、戈登为代表的3种影响较大的长波理论，他们分别强调技术变量、（以利润率为中心的）经济变量和制度变量。高峰认为这3种理论与其说是互相对立，不如说是互相补充。因为决定经济长期波动的直接因素是积累率的波动，而上述3种变量均与积累率的长期变动直接相关。长波上升时期较高的积累率的形成至少需要3个条件：一是强大的投资动力，这来自上升的利润率和由此而导致的乐观的利润预期；二是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产生于重大技术创新群集所带动的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和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改造；三是有利的投资环境，这意味着制度结构的重大变化推动基本经济条件朝着促进利润率上升的方向发展，保证了投资者良好而稳定的利润预期和投资积极性。而长波下降时期的较低的积累率，则是由于投资动力、投资需求和有利的投资环境的缺失。可见长波的内在机制，是由经济生活中与投资率直接相关的3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
　　六、关于虚拟资本的性质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空前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关于财富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的观点，推导出单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财富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中财富的真正属性，认为虚拟资产和虚拟财富也是真实财富。高峰在《论财富》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现代市场经济中虚拟资产的性质。高峰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各种虚拟资产，在性质上都不过是对实际财富具有索取权的“法律证书”，它们作为财富的代表而存在，所以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即抽象财富。它们自身并不能进入人类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因而与真实财富有着本质区别。虚拟资产作为财富的代表，只有在和实际财富相交换时才能实现，否则就会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虚拟资产、特别是其中各种有价证券与实物资产的定价机制也完全不同，所以虚拟财富的运动也是相对独立于实际财富的。
　　虚拟资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功能。高峰强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虚拟资产有助于促进实际财富生产的扩大、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分散社会经济风险，与虚拟资产运动紧密相关的金融业，已成为集中反映和调节整个经济运行的神经中枢。同时，虚拟资产虽然是抽象财富，但它具有占有实际财富的社会权利却是真实的。各种虚拟资产可随时按照行情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实际资产。但由于这个转化过程受到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加强日趋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虚拟资产的发展还为大资本掠夺社会财富开辟了新途径，它使现代资本主义的剩余占有方式发生了变化，大量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经创造出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形式。
　　区分实际财富和虚拟财富的重要意义。虚拟资产和虚拟经济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实体经济运转的需要，它们的扩大应以在总体上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原则。虚拟经济一旦发生畸形膨胀，便可能因过多占用社会资源而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并由于更易滋生投机狂热和金融泡沫而加剧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甚至诱发金融危机而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的大金融资本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正利用金融全球化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对此我们尤须警惕。从宏观角度看，只有正确认识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联系与区别，才能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七、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高峰运用
大量实证资料，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作了较系统的考察，成果体现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和相关论文中。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过程中的主要结构变化。这是高峰考察资本主义增长方式演变的一个新角度。他根据实证资料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演变，表现为从较多地依赖要素投入量，逐步转变为较多地依赖要素生产率的这种增长源泉结构的变化；同时详细分析了经济增长源泉结构演变的经济必然性。在此基础上，高峰进一步揭示了与增长方式演变直接相关的其他几种结构变化：第一，要素投入量的结构变化：资本投入量的比重上升而劳动投入量的比重下降，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第二，资本投入量的结构变化：相对于固定资本而言存货的比重下降；相对于机器设备而言建筑物的比重下降。这意味着生产资料耗费的降低和资本的节约；第三，要素生产率的结构变化：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生产率则显著波动。它表明劳动的节约是一种长期趋势，而资本的节约程度在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第四，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产出和就业的比重趋于下降，工业产出和就业的比重趋于上升，服务业的产出比重相对稳定而就业比重趋于上升。高峰还发现，在后工业化的一定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同时对这些新现象的实际含义和原因进行了探讨。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规律对中国的启示。高峰认为，我国解放后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应仅仅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它同时也是由工业化的特定阶段和特定经济条件决定的。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是：第一，应有意识地促进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结构变化，如提高实际资本/劳动比率；在资本投入中逐步增加生产设备投资的比重、节约非住宅建筑物及存货投资；优化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以提高资本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等。第二，转变增长方式须遵循二元化的发展路径，具体体现为两个“并举”：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提高资本生产率并举。第三，真正把知识的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第四，必须相应转变社会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他认为奢华的生活方式与浪费性的生产经营方式是互为因果的，建立节约型社会应包括生产节约与生活节约两个方面。
　　（作者系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8期，因版面所限，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