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与大任先生接触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了。无论是我做学生时还是当校长之后，大任先生一直是我的偶像和榜样。
　　第一次见到吴大任先生是在1959年秋我上大学进南开后的不久。那一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也是南开大学建校40周年。学校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庆祝活动，活动的重点是“科学报告会”。数学系请来了华罗庚先生等著名数学家。在一次学术报告活动中，我见到了当时担任教务长的吴大任先生。温文尔雅的谈吐，沉稳庄重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和吴先生的直接接触是在上大三那年。1962年是中国科教界“回暖”的一年。经过3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中央开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总理宣布给知识分子“摘帽”。校园里读书风气浓厚起来。为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时任副校长的大任先生主持修订了学则。为加强基础课教学，大任先生身体力行，为我们主讲“微分几何”课，使我们有机会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大任先生教学极为认真，虽然身为校领导，公务繁忙，但从不缺课。有一次为确保给我们上课，大任先生在北京开会后，起了个大早赶回来，汽车停在主楼门口，8点钟准时走进教室（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从北京开车到天津最快要走4个小时）。大任先生讲课极其生动。他一贯倡导：不要授人以鱼，而要授人以渔。他在教学中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先生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在讲授中引导学生去思考。在证明定理的关键之处，先生总会留下思考的时间，让学生与他一起去探索解决问题之路。因此他的课也成为我最喜欢、学得最好的课程之一。大任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学数学，做习题最重要，虽然安排了习题辅导老师，但先生仍然十分关注学生做习题的情况。为掌握第一手情况，他曾抽阅我们的习题作业，并依据作业情况，调整他的课堂讲授。短短的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但先生留给我们的治学精神和方略却使我们受益终生。
　　崇尚从严治校的大任先生在 “文革”中遭受迫害是不可避免的。他是最早被“揪斗”的校领导之一。大任先生遭受身心侮辱的情景不堪回首。但先生并没有倒下。坚定的理想、信念使他从容面对。“文革”中后期，情况稍有好转，他就与其他同志一起开展了齿轮啮合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并作出重要贡献。
　　打倒“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焕起了大任先生的青春。“文革”劫难之后的南开百废待兴，尤其是人才奇缺。大任先生最早想到我们这批在“文革”中流散各处的老研究生们。他和胡国定先生亲自操办，由当时主持市教卫工作的王金鼎同志出面与有关省市联系、交涉，使这批人陆陆续续来校工作，给了我们圆梦的机会。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有幸在大任先生领导下担任天津市数学会的一些工作。“文革”后，中断多年的青少年科技活动陆续恢复。1978年，在大任先生倡导下，天津等城市率先恢复组织中学生数学竞赛，后来发展成为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为了及早发现和培养青少年中有科学才能的苗子，他还倡导成立了天津市青少年数学业余培训学校。按照大任先生的指示，培训学校把着力点放在拓宽基础、培养兴趣上。大任先生对数学竞赛十分关注，那些年每逢竞赛日，先生总要亲临考场视察，考后还要求向他汇报对考试情况的分析。大任先生工作极为细致，要求严格。市数学会的文件、讲话稿等在起草后，他都要亲自过目进行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
　　大任先生从一解放，因工作需要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教学管理上来。无论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先生都矢志不移。与此同时，这也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先生在专业上的发展，很多人也为此而惋惜。对此大任先生看得很淡。先生在几何方面造诣颇深，一生热爱数学，一有机会就会去钻研数学（“文革”中从事齿轮啮合研究就是一个例证），但他更热爱教育事业，他把毕生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而终生无悔无憾，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教育事业。在他病危时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同志来校视察，专程去医院看望，并询问先生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大任先生其他都没讲，只提了一条建议：现在教育经费太紧张了，希望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这就是一位老教育家的肺腑之言，临终嘱托！我们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掉泪！大任先生永远是我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