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良
　　南开话剧，自张伯苓1909年初（光绪三十四年冬）自编并主演了三幕剧《用非所学》始，以后每年周年纪念活动都演出话剧。先后演出了《箴膏起废》（1910）、《影》（五幕，1911）、《华娥传》（八幕，1912）、《新少年》（八幕，1913）、《恩怨缘》（八幕，1914）、《仇大娘》（二十三场，1915）、《一元钱》（七幕，1915）。当时，南开话剧都是自己编剧，只编出《说明书》或《详志》，有别于传统戏曲，称“文明新戏”或“新剧”，有的也叫“天然剧”，没有完整的演出脚本。由于是按幕列表写出，后来人们又称之为“幕表剧”。
　　最初，张伯苓是刚刚访问欧美归国。他直接摹仿的欧美戏剧模式，形式新颖。内容多是反映现实的，很受欢迎，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欢迎，不但在校内，即使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起初每年都是开学后才起始筹备。临时编出，时间紧迫，内容词句都很潦草，表演临场发挥，演出质量受到影响。校长张伯苓鉴于这种状况也影响学校名誉，1916年时就决定提早在暑假期间开始编剧。他们就选择了天津南郊的高庄开展编剧活动。
　　7月9日，张伯苓亲自率领新剧团骨干师生，有团长时子周先生、编纂部长尹?询先生、演作部长伉乃如先生、布景部正副部长华午晴先生、周恩来君等，先生7人，学生4人，乘小火轮到高庄（位于海河边，即今津南区辛庄镇境内）。该地“虽无名山胜景，而林木之幽深，民风之朴厚，亦足以悦目娱心”，加之村内有“李氏私立小学堂”是近代早期建立的现代小学校之一，颇负盛名。张伯苓等就住在校舍里，约住5日。每人均编稿本三四个，经校长认为可演者只有两个，一个是尹?询先生稿，一个是时子周先生稿，经大家商定用时子周先生稿，初名《叶中诚》，是个五幕剧。暑假期中周恩来等参加编剧的人反复修改四次，保留了原稿的三四成，增删后才形成初稿。
　　此时，校长的胞弟张彭春先生返校，公举为新剧团副团长，他在美国对西方戏剧多有研究，并写了《醒》等多个剧本，将“欧美现代所时行之写实剧，传布于吾校”（周恩来：《新剧筹备》、《校风》第38期）。张彭春指导该剧的排演。计划在校周年纪念日同时演出《叶中诚》和《醒》，经过彩排于10月9日试演，大家商讨认为《醒》剧“寓意幽深，难以一时领悟”（周恩来：《敬业》第五期），暂先停演，而将《叶中诚》由五幕增为六幕。张彭春指导增订工作。增订后于10月16日最后试演一次。校庆日专场演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嘉许，索券者争先恐后，惟以限于地址，致遗向隅之憾”，因此为社会各界再为演出一场；此外还应直隶各府参加第一区运动会的参赛代表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清华学校师生专演一场，先后正式共演出5场。
　　严范孙先生每次排戏和演出都来观看，并且组织他的诸孙观看后一起讨论。他还邀请天津名士孙子文来校观看批评，和林墨青一起商改该剧的词句。增订后，改定名为《一念差》，成为南开保留剧目。
　　《一念差》一剧，写的是清朝末年候补道叶中诚与李正斋争谋粤海关监督一职。李正斋晋京贿赂得中，叶中诚不甘失落，遂听信幕友王守义的蛊惑，诬陷李正斋私通革命党，使其被捕入狱致死。而叶中诚虽谋得海关监督职位，而良心未泯，内疚欲狂，于是愿供养李妻及子女。然李妻不明内情而不受。叶良心更受到谴责，以至无地自容，先杀掉王守义，最后自杀，并遗书悔“一念之差”，以赎罪责。
　　周恩来因届毕业，虽未参加该剧的演出，但专管演幕和布景。并在演出时，追记词句，及时整理出《〈一念差〉内容详记》，以“飞飞”笔名，在《敬业》学报第五期发表，以飨读者。周恩来在文前还加了“记者识”，叙述了该剧的编演情况，之后他写道：“记者仅据最近排演之所知，详为叙明演作及布景之内容。至于新剧体裁，有未合之处，临时有改纂之点，则记者以词句之未定，时期之急迫，不便越俎代庖，致愆本报出版定期，祈阅者鉴之，谅之是幸。”
　　该剧演出后，脚本于1919年1月《春柳》戏剧杂志第二期起三期连载全文。春柳社的著名戏剧家涛痕在发表《一念差》脚本前加了批注：
　　“吾国新剧之兴，当然以春柳社为嚆矢。其后，国内新剧团成立甚多，然较诸天津南开学校脚本而欲上之，亦殊不可多得。《一念差》一出，北京某坤班亦演之，惟加添唱词，已非新剧之原则，即鄙人所谓‘过渡戏’也。兹以南开《一念差》脚本付梓，以飨嗜新剧诸君———涛痕注”。在刊载剧本的最末一期于剧本末尾并加简评曰：“新剧脚本，如此出所编之情节，文笔曲折，是足为近日中国新戏之杰作。”
　　该剧由南开学校新剧团首演后，京津专业剧团多演出该剧。北京的文明园选用该剧本时，加了唱腔改变了话剧应有的特质，把暗场含蓄处弄得明白，缺少戏剧意味，倒了人们的胃口，著名戏剧评论家涵庐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专文，认为《一念差》符合戏剧原理，是一出“写实主义中的问题主义的戏，批评文明园把《一念差》“七污八糟的弄坏了”。
　　南开新剧团从此重视了剧本的编译建设，1918年编出《新村正》五幕剧，剧本也发表在《春柳》上，1923年还将《一元钱》追忆词句，编成演出脚本。这为我国早期话剧保存了难得的剧本，并初步实行了剧本制。曹禺与张彭春合作还将外国名剧改译为适合中国上演的剧本。如《争强》、《财狂》等，除供本校还供兄弟剧团演出。
　　张彭春1916年回国后主持了南开新剧团的业务工作，负责指导剧团的演出。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叫法，实际上已经是导演制的发端。
　　南开新剧团1916年自编演《一念差》起，初步实行的剧本制和导演制，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