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龙头节，一位74岁的老人悄然离开了人世间，如同一片经历了风霜雨雪的枫叶，悄然飘落在杨柳吐翠的春风里。他，就是我国植物栽培生理界开宗立派的大学者郑广华先生。郑先生生于 1913年，卒于1987年，浙江海宁人。1942年，先生毕业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先在福建农学院任教,光复后与郑曼倩、余松烈等六位老同学创立 《新农出版社》，宣传普及农业知识；1949年，他来山东农学院任教至退休。
　　郑先生毕生致力于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创建了植物生产领域“顶天”与“立地”的桥梁———植物栽培生理学。由郑先生主编、1980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植物栽培生理》，融植物生理学、栽培学、营养学、生态学为一体，全面总结并科学诠释了植物光合性能五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即光合面积、时间、效率、呼吸消耗、产物分配），成为指导当今乃至未来农业生产经典理论。由此派生出的合理稀植理论，广泛应用于农作物栽培管理与调控，为我国粮棉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我毕业后有幸在郑先生指导下从事栽培生理研究，不仅在小麦栽培生理等专业领域，而且在哲学思想、辩证思维和做人做事方面受益终生。又值清明节，回首与郑先生朝夕相处四年间的所见所闻，许多可歌可泣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回顾以下八个方面，供学界晚辈们学习、继承和弘扬。
　　1.理论联系实际，以服务生产实际为己任郑先生虽然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但忧国忧民思想浓厚，为了更好更直接服务工农大众，在获得国文学士学位后，毅然改学与服务农业生产更为密切的农学专业，毕业后的十几年里主要从事纯植物生理教学工作。早年他与茶学大家蒋芸生先生合著的 《植物生理学》（1949年新农出版社出版、1951年再版），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林学科唯一的中文版教材。后来，他发现纯植物生理距离生产实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又调整努力方向，由基础研究转向应用基础研究。1960年，他在《植物生理学通讯》发表“加强农业科学的理论研究--让植物生理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文章，强调植物生理应为农业生产服务。同年，在参加全国文联群英会期间，他又在《光明日报》发文，强调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教学模式的重要性。晚年，他与邹琦、梁作勤、张忠义、程炳嵩等先生合作改进并完善的植物栽培生理实验方法等，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实用人才。1983年病重时,他还与其他老先生发表 《栽培生理与生理栽培———再论植物生理学怎样为农业现代化化服务》。郑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定位，不以谋生为手段，而以生产为目的，以及目标确定后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毅力，值得我辈及后来学者在面对个人专业特长与国家需要、顶天与立地之间产生矛盾时，认真思索、学习和借鉴。
　　2.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不跟风郑先生治学严谨。从每个试验设计开始，做这个试验的目的是什么，要明确哪些未知，了解这些未知的理论意义、应用价值等，他都要反复讲解。他不仅对实验设计的科学性非常重视，对实施环节要求更为严格。每项农艺措施必须适时、准确到位，取样必须客观真实，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在唯一差异原则指导下真实的因果关系。实验的具体要求、操作步骤，他都在稿纸上交代得清清楚楚，包括每项工作所用时间的都计算得相当准确。
　　除严格要求试验数据，先生对数据的统计整理也极其严谨。自从电子计算器替代了他那个90厘米长的自制算盘后，效率提高很多，但仍需耗费很多时间。通常情况下，一组数据的两次计算结果一致就通过，而他必须三次相同才行。在数据的输入过程中，如计算13.07×9.76+……时，他念后，我输入时还要回念一遍，他认为这样可消除语言传递过程的错误和习惯性系统误差。
　　郑先生治学实事求是。在三十烷醇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之初，厦门大学一位专家给他寄来几十克固体三十烷醇，在邹琦和亓新华先生的指导下，我在小麦生育中后期做了两次正规唯一差异复因子试验，结果发现对粒重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郑先生亲自写信告知那位专家，并把试验结果印发给相关专家。后来在农业厅召开的全省农技站长会议上，郑守龙副厅长让我介绍三十烷醇对小麦的增产效果，深受郑老影响的我如实汇报了与会议主题十分不和谐的试验结果，非常尴尬。后来的生产实践证明，三十烷醇对籽粒作物的影响的确甚微。
　　郑先生是非分明勇于担当。记忆最深的一次，因时间很晚了，还必须把同批测定做完，我建议用嘴直接对着移液管吸冰醋酸，他同意了。用吸耳球吸冰醋酸时，瓶子里仍是液体，不知为何改用嘴吸后冰醋酸瞬间就变成雪花样的碎冰。吸进嘴中的冰醋酸灼伤了舌头，郑先生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我鞠躬道歉，检讨自己违反了实验操作规程，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3.学风民主，启迪创新，导悟有方郑先生学风民主，有大家风范。他不喜欢年轻人惟命是从，喜欢学生与他争论、喜欢批判精神。有一次测群体光合，前一天下午徐阿炳先生安排我带几个实习同学称二氧化钡若干包，我擅自用气态方程把海拔的影响加了进去，与徐先生安排的数量差千分之零点几克，受到徐老的批评。再用万分之一机械天平称重，就会错过10点至12点的标记时间，大家急坏了。而后邹琦和亓新华两位老师重新计算后认为可以，才算没有耽误试验。后来在整理资料时与郑先生谈起此事，他不但没批评我反而大加赞赏，认为在泰安农场忽略海拔并不错，但考虑到海拔因素更严谨，搞科学就应该这样。我曾在农场试验田看到邹琦、梁作勤、张忠义几位先生为某事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过后又嘻嘻哈哈，这与郑先生的民主学风影响不无关系。
　　郑先生不谈生活琐事，也很少谈政治，但凡涉及专业的问题却很健谈。梁作勤和张忠义先生是郑老家常客，经常探讨、辩论与小麦栽培生理有关的诸多问题，有时还涉及到“白马非马”带有哲学意义的诡辩逻辑命题，以及特殊与普通、抽象概括与演绎推理等哲学问题。这种商讨式的辩论，不同于《论语》的问答式，而像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宫”那些独立学者的辩论。这对培养青年人逻辑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具有十分良好的导悟效果，比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更高明，值得中青年研究生导师们学习借鉴。
　　4.杏坛耕耘，似烛亦如蚕郑先生杏坛耕耘，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似蜡烛亦如春蚕。一直奋斗到失去意识之前，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令后人敬仰。在教学方面，他十分重视教材和教法。据老先生们讲，建国初期农学专业只有苏联马克西莫夫《植物生理学简明教程》等外文教材和参考书，蒋芸生、郑广华合著的《植物生理学》填补了这一空白。1960年，先生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期间发表的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模式》文章，为农业高校培养既“顶天”又“立地”人才指明了方向。随后郑先生与植物生理教研组邹琦等老师们研究并撰写的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和《植物生理学教学实习指导》等教材，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师资力量和实用人才，也为植物栽培生理这一边沿学科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为了提高授课实验教学质量，作为教研室主任的郑老，不仅亲自听课指导、还经常组织教研组的老、中、青教师一起研讨教法，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将自己的教案讲稿放在办公室供大家参考。
　　5.自己动手，创新工器，似翟更像班郑先生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能力强。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实践基础上，他带领教研组邹琦、梁作勤等老师设计创制或改进了许多田间测试方法和设备装置，似墨翟更像鲁班。例如，用PH比色测定光合与呼吸速率的装置，逐步改进最后定型制造；用自制分光盒测定叶绿素和胡萝卜素的吸收光谱，用自制比色计测定叶绿素含量，用沉浮法测定环境因子对光合作用的影响，用喷白粉法测定作物不同叶位受光面积，用同位素示踪法研究同化产物分配时所用饲喂放射性二氧化碳的简易装置，用改良比重法测呼吸途径，快速称重法及改良鈷纸法测蒸腾速率，封闭循环气流法测呼吸速率；测定株间二氧化碳、光强、温度田间多用仪的设计和制作等。特别是大田作物群体双向切片法，可弥补日本学者门司正三等一般大田切片法不能明了群体前后或左右叶片分布及光合分布的不足；叶位分层法则克服了普通大田切片法不能揭示群体和个体状况的缺点。郑老自己动手创制仪器的思路和技能，值得后来学者们在新仪器的开发利用方面借鉴和学习。
　　我参与郑先生创造和改制两种仪（机）器，一是测试群体光截获状况的仪器，就是采用40厘米长的普通玻璃试管，为散光用铁砂将内壁打磨上千次后，把12个硅光或硒光电池按照上六、左右各三的方向均匀分布并联起来，铁棒由试管橡皮塞固定，电线也从橡皮塞处引出，经过50厘米的操作杆之后连接到电表上。田间使用时将小麦冠层上方的电流做分母，将行、株间不同高度的电流做分子，这样就可测定出群体内的相对受光状况，实践证明效果良好。二是改制小麦播种机，为解决低播量条件下播种均匀度问题，实现小麦精播的机械化，必需研制出适合每亩1.5～6公斤低播量的播种机具。我们购买了一台普通播种机，拆卸分析后决定对核心部件外槽轮排种器、投种管进行改造，通过增加排钟器凹槽个数解决大脉冲排种的缺点，通过更换和降低投种管缓解投种过程中的散射问题。在郑先生家门前和农机系工厂里叮叮当当干了20多天，试播结果不仅均匀度没有提高，麦种的破碎率却比普通播种机高3至4倍。令我们失望万分，打击甚大，此事使我们对“隔行如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83年郑先生病重，我回研究室参加余松烈先生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黄淮海中低产地区夏秋粮均衡增产综合技术研究》项目。在郑先生农机、农艺一体化思想指导和余先生的鼎立支持下，我们与中国农机院张波屏、刘格兰合作，经过两年努力，2BJM-1型锥形圆盘式小麦精密播种机于1985年底研制成功，该机获得电子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星火计划二等奖，锥形圆盘式排种器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该机的迅速推广应用，较好地解决了低播量条件下的播种均匀度问题，也使病床上的郑先生感到非常欣慰。
　　6.惜时如金，科学运筹，工作效率高郑先生惜时如金。按常理，一位退休又多病的老人，应该放松下来好好享受生活，但郑老晚年的工作热情和作息安排令人匪夷所思。他每天睡四五次，困了就睡，饿了就吃，醒了就工作，没有任何娱乐爱好，他说分段睡眠头脑清晰，工作效率高。
在他家只谈业务，闲谈不过五分钟。记得沈允钢、王天铎、王洪春等专家来我校讲学时，拜访他时谈的时间比较长，都是些光合磷酸化、数学模型、植物抗性生理方面专业探讨。
　　当时植物生理教研组分两个大方向，一个是程炳嵩、邹琦、郁生福、张正钫等搞微观生理研究，一个是郑广华、梁作勤、张忠义搞介于宏微之间的栽培生理。我们这边除校对植物栽培生理书稿外，还与小麦栽培生理研究室亓新华先生等合作安排很多实验，工作强度和工作效率都是惊人的。连我这个年轻人都感觉很累，何况一位70岁的老人。我想郑老高涨工作热情的内驱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的热爱，二是自感时日不多。
　　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学校为我们开设了每周三个晚上的英语补习班，还要求跟1977级同学补习高等数学等课程，郑老又安排跟第一届研究生听《植物生理》和《有机化学》两门课，还要做那么多试验，既要学习又要工作，所以时间异常紧张。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郑老把他的英国产三枪牌自行车送给我做专车，节省了不少从家到实验室、农场之间的奔波时间。为了节省时间，后来的英语课也改为在郑老家跟郑培蒂听电视课。郑老对时间的科学运筹及工作效率使我受益匪浅。
　　7.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堪称典范
　　1979年11月初，余松烈先生带领我初次到郑老家，两室一厅的小黄楼在当时还算不错的，但室内的一切令我惊讶！破旧的沙发、破旧的书架、破旧的桌椅，总之一切都是破旧，仅一个14寸黑白电视机还能赶上时代潮流，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
　　郑老个人生活的节俭令人不解。他不抽烟不喝酒，除左、右腕分别带块手表比较奢侈外，饮食着装都很朴素。师母何绮霞老师身体较弱，经常吃中药，他把每次包药用的黄纸都保存下来，用来给我写工作安排和建议，只有在黄纸用完时才用我从研究室带去的稿纸。何老师每次去医院就是一个蓝底白花的苏联印花包袱，从郑老年轻时给何老师拍的那些比摩登女郎还摩登的老照片分析，他的家境应该很好。作为新中国聘用的旧知识分子，当时的月薪大约在180元左右，何老师在医学院的工资在50元左右，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属于高薪了，况且他无子女无负担。所以他的节俭不是因为家庭经济的拮据，而是出于内在的自觉。
　　郑老对生活十分节俭，但对科研所需却毫不吝惜。由于他经常改制田间测试小仪器的需要，家中本来就有很多工具，临时需要添置新工具时都是他自己花钱。例如我们自制小麦冠层光截获测定仪时，除了电子计数器、各种型号的玻璃管到植物生理教研室领取外，直流电表，硅、硒光电池都是自己买。在改制小麦精播机时，除一个外槽轮播种机是用余先生科研经费购买外，其它各种工具和小部件都是我陪郑先生购买的。最初使用的日本产Fx120和Fx140计算器，两三个小时就得换电池，他从不让我从小麦栽培生理研究室领取，也是自己购买。
　　他对公共资源的珍惜也值得我们学习。我有两次看书睡着了没关灯，清晨叫我时被他发现后，先生说：“爱惜公共资源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公共资源有限，你浪费了别的地方就吃紧。”郑老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境界堪称我辈楷模，值得弘扬。
　　8.淡泊名利，海岱情怀
　　郑先生的口碑好，不论是专业届的知识分子，还是实习农场的工人师傅，提到郑老都是赞口不绝。20世纪中后期，在政治运动频繁、各利益阶层不断分化重组的动荡社会环境中，郑先生不仅受邀参加天安门国庆十周年观礼、当选山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还赢得周围不同阶层的一致认可。
　　在“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天里，学科学、用科学的风气蔚然成风，全社会各阶层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按照国务院给著名专家配助手的文件精神，学校领导多次请他复出，并给他晋升教授，都被他婉言拒绝，1980年余先生还亲自到他家劝他复出，他再次拒绝。他认为只要有个工作平台，配个助手，能继续他的栽培生理研究即可，对名利待遇泰然处之，概不考虑。听老先生们讲，当年他主动要求退休，也是主要从学科梯队的配备和中青年教师培养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年龄没有限制。
　　关于科研成果转让问题，郑先生与植物生理组研制的田间多用仪器，被聊城一个仪器生产厂家得知后，两个50多岁的技术人员来到他家索要图纸和样机。他仔细了解该厂的技术力量等情况后，毫无保留地送给了那两个技术员。他认为不论谁研制发明的，能够实现批量生产、更好地服务科研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由此可看出，当时郑老就已经感悟到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性。
　　关于论文署名问题。当时我们的试验整理出冬小麦穗重潜力的剖析、小花分化与发育及其对穗粒数的影响、攻穗途径的探讨，小麦边行优势的研究和穴播小麦增产潜力及穴播规律的初步分析等五篇论文。他一开始坚持不署名，学报编辑部杨念慈主任找他说明学报论文要求必须署名后，只同意署“新农”的笔名。他认为自己只是“串客”，不宜署名，后来还是余先生亲自到他家做工作，才勉强同意署名。1980年，我曾多次动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总是说：“我的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努力。”
　　郑先生与人为善、海岱情怀。我给先生做助理的四年间，我从未听到郑老对他人评头论足或文人相轻的言或行，处处慈善为怀。科教界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听老先生们讲，当时他在实习农场劳动时吃苦也最多，但他对文革的评价却独树一帜，认为是“文革”给他创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使他得到了体魄和精神的锻炼。从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事物，既体现出他一贯的辩证思维，又折射出他独善其身的高尚情怀。
　　郑先生无子嗣，并不是没有生育能力。记得关于人类生育问题，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那是在解放军88医院何老师病房的阳台上。他主要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依据，从资源承载量、生活质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阐述并强调他不要孩子的正确性，并以低产田“集中施肥，向光要粮”和高产田“合理稀植”解决高产与肥、水、光、热矛盾作例证。我主要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劳动力，生育并不单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老的角度与他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可能有些不礼貌的话对他老人家有所刺激，他的拐杖把地板敲得当当响，这是唯一一次看到郑老生气，现在回想起来懊悔万分。郑先生把他的稀植理念运用到社会，落实到家庭，做到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了社会群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海岱情怀，正是当今社会需要大力弘扬的家国情怀。
　　圣哲王阳明曾有著名哲学名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郑先生就是这样一朵既已存在的花，希望栽培生理界的后来者同来欣赏，共同明亮。鲁迅也曾说过：“死者倘若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郑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永远矗立在我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