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学院曾走过一段被后人称为颠沛流离的岁月，“文革”中被迫离开苦心营建多年的哈尔滨市王兆屯校区，下迁黑龙江省汤原县香兰农场，后又迁阿城县畜牧场建校办学。我于1974年来东农上学，1977年毕业留校工作。那时学校刚从香兰农场搬迁到阿城并在城东建校，在那里，我度过了大学生活和工作起步阶段，参与了学校阿城城东建校办学的全过程，切实感受到东农广大教职员工顶住干扰，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东农精神。那段日子里，师生们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重新得以恢复。阿城城东建校办学在东农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值得东农人永远铭记。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学校办学遭到极大破坏。1968年学校接到下迁香兰农场的指令，广大师生员工被迫举家离开苦心营建多年、办学设施完善的哈尔滨市王兆屯校园。在香兰劳改农场，劳改对象被全部迁走，教职员工成了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承担起农场的各项生产任务。除了参加农场生产劳动，还要为保障基本生活辛勤劳作，组织职工上山伐木采石、自建房屋。在香兰，学校走过了校场合一、插队落户、接收下乡知识青年、场校分立、搬迁阿城的艰辛历程。下迁香兰时期，没有集中校舍，没有办学条件、远离文化教育中心，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教职工以各种方式向上级领导说明情况表达诉求，请求省委重新选址建校办学。几经周折，省委终于在1974年做出决定，东北农学院暂借阿城县内松花江“五七”干校部分校舍开学，并在离县城八公里的阿城畜牧场定点建校。三次大会战对于逆境中的东农来说，1975年的春天饱含了生机和希望。学校在阿城畜牧场三队东侧大沟里，开始了定点建校的历程。那是一条被称作“朝阳沟”的千余米荒沟，师生们进行了为期40天的第一次建校会战。大家自己动手挖土、和泥、脱坯、垒墙，依坡为墙，盖起了一排27栋2338平方米的简陋土坯房（俗称土地窨子），作为包括院系及党政机关办公室、学生教室、宿舍、医务所、食堂、水房等在内的简陋学习、工作、生活设施。初期，我们74级学生为保证上课，又不耽误建校劳动，住到了畜牧场三队的旧仓库，在附近三队连部办公室上完课，就奔大沟里干活。
　　当时我所在的农学系（除农学2个班外还有1个园艺班）和畜牧系（2个班）在朝阳沟边建校边学习，在阿城五七干校上课的农机系（包括设计、修理、机械3个班）也赶来朝阳沟参加建校劳动，8个班共200多人上午上课、下午干活，下雨学习，晴天干活。基本每个学生都有伤，手上磨出一层层血泡，担水的扁担压肿了肩膀，大家谁都不请假，为的是学校早日建好，后学们就不必再和我们一样吃苦。城东的夜晚，我们在仓库看书，常常有六六粉（五、六十年代广泛生产应用的杀虫剂）刮进眼睛里；没有电，就借着烛光或打开手电学习。直到朝阳沟里的棚房建成，我们才有了自己教室和宿舍，并迎来了75级346名新生。
　　紧接着又开起了二次、三次建校会战。师生员工自主设计、施工，自己制作、购买建筑材料，建起了2栋4200余平方米三层大楼作为学生宿舍、教室，建起9栋2214平方米的砖瓦平房作为教职工住房。又陆续建起了两座食堂，还有锅炉房、农学实验站、畜牧场、印刷厂、车库、井房等等。到76级298名学生入学的时候，城东校区算是拥有了基本的办学条件。
　　城东建校是一段白手起家的艰辛岁月，学院领导、广大干部师生在建校工作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做泥工、瓦工，也做木工，许多师生都在建校工作中练出了自己的拿手活。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弃小家顾大家，克服各种苦难，边建校边上课办学，初步完成了二次（创业）建校的基础性建设任务，为东农重建与振兴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这一代东农人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和力量。城东建校历程是东农人继王兆屯肇始、香兰坚守之后，再一次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东农精神做了生动诠释。拼搏与奋争阿城城东办学是在困苦与艰难的环境中开展的。首先要解决包括吃、住以及建设基本的办学设施等生存性问题。这种情况下唯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边建校边办学；师生自己动手，建起了宿舍、教室，食堂。同时要顶住当时“左”的思潮影响和“学朝农”“一分为三”的冲击，即学校不仅不能回城办学，还要被指令分散到更远的乡下。因此，对于全校师生来说，选择阿城城东的荒沟里建校办学，既是权宜亦是抗争。
　　当时广大教职工分居香兰、哈市、阿城三地，往来交通十分不便。为了上课教学，他们屡经辗转。香兰百余名教师为了上课要跋涉千里，很多在旅店备课；住在哈市的教工每天乘火车上班，阿城的教工也要乘通勤车往返。寒来暑往，教师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文革”磨难，让东农从一所设施完备、声望颇高的大学变得流离失所、一贫如洗。城东办学的岁月里，上课和实验用具、器材、药品等，样样需要老师们自己找、买、运；教材与讲义，件件需要自己编、刻、印。全院教师、干部、工人始终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不抱怨、不沮丧，上下一心，为重新建校团结奋斗，为保证教学努力拼搏，短短几年，就为国家与社会培养输送了894名工农兵学员。
　　对于在校学生来说，要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吃的一日三餐，主食是窝窝头、大碴子、高粱米，副食只有白菜、土豆、萝卜。住处先是在畜牧场三队仓库大铺，后住进朝阳沟的地窨子，条件改善些时，住进北区家属砖房，20人挤一张大铺。饮用水水质差，含铁量高，因为缺少人体必需的有关微量元素等，导致部分学生身体不适，女学生常发病痛。当时有人形容说：“农学院招待客人，喝水根本不用放茶。”出行就更不方便，朝阳沟里泥泞无路，学校附近没有交通工具。需要学习生活用品时要骑自行车或步行去阿城县里购买。教室冬天漏风透霜，夏天漏雨潮湿，艰苦的学习环境愈加激发了学生们的爱校热情，他们甘做学校重建与发展的铺路石，将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城东那块土地上。
　　在全力保证教学工作的同时，一些教师和科技人员还在实验室少，实验条件差、实验经费无保障、实验仪器设备短缺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重新开始了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全面展开了三十几项研究课题，东农历史一直铭记着那些可敬可爱的东农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许振英教授与助手们开展了瘦肉型三江白猪、哈尔滨白猪育种及家畜饲养方面的课题研究，王金陵教授开始了大豆育种系列研究与东农大豆4号、36号品种推广运用，李景华教授依然坚持着马铃薯退化原因与东农303新品种研究。沈昌蒲教授“深松耕法研究”、蒋亦元教授的“平台式逐秸器理论研究”和“谷物康拜因逐秸器长度的统计分析”、杨山教授的“家禽孵化与滨白鸡的研究”、何万云教授的“三江平原土壤‘哑巴涝’问题研究”、秦鹏春教授的“猪淋巴结的组织结构的研究”、李盛萱教授的“蔬菜塑料薄膜地面覆盖栽培技术研究”、骆承庠教授的“纯乳酸菌发酵羊奶甘酪的研究”、汪世昌教授的“马属动物氦氖激光麻醉的研究”等等。
　　城东建校对于当时困境中的东农来说是一次蕴含了生机和力量的转折，其历史意义我概括为五个方面，供大家思考。
　　一是学校就此结束了长期“不办不散”的困难局面，可以定点建校办学了。
　　二是虽然在一条荒沟里建校，办学条件艰苦，设施简陋，但我们毕竟拥有了新家园，学生有教室可以上课了，教师可以教书育人、搞科研、做学问了，干部职工可以安心做好行政管理与后勤保障工作了。人心稳定了，希望之火便重新燃起，师生员工将全部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儿投入到了学校建设发展中去。
　　三是城东建校亦是一段艰辛历程，东农人继承发扬了自学校初创以来形成的热爱劳动、爱校如家，学农爱农、献身农业事业的传统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东农精神，为学校后来的振兴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是城东办学期间，学校在教学、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上迈开了步伐，并取得可喜成效；在人才培养上，通过全日制教育，办各种适用性短训班，为国家农业战线输送了一批短缺、亟需人才。这些人才中有的成为行政管理岗位的领导者，有的成为高校科研岗位的知名教授与专家学者，大部分成为服务三农的骨干力量；科学研究工作全面开展起来，为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东农四大项奖，黑龙江省科学大会东农20项奖的取得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后来科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一批研究成果（动物品种、作物品种）得到转化推广，部分教师和科技人员走出校门，宣传推广东农技术与成果，为龙江的农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五是全院师生员工团结一心，坚定抵制“左”的干扰，锲而不舍，通过各种途径向党中央、省委提出东农办学诉求，为学校返哈重建、走向复兴之路，奠定了组织、思想和舆论基础。可以说东农回哈尔滨重建办学得益于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决策，更是东农师生员工不畏艰难、奋力抗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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