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属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是1952年下半年成立的，教研室下设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分别负责全校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教学。我和沙福志是这个教研组的资料员。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在1953年9月成立政治教育系①之后，改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
　　建立资料室，光有人不行，还必须有房子、书架，更重要的是书。我们的资料室设在原辅仁大学的二院，有两间非常高大的屋子，外屋是办公地点，里屋放着多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然后，把北师大和辅仁两所学校馆藏解放前的旧书、旧杂志以及解放后刚出来的有关新书搬来，如《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国民》、《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等，相当丰富。在当时，几个大的大学中，虽然有的图书馆馆藏比北师大、辅仁图书馆合起来还要多，如北大，但并没有集中，没有我们资料室那么大气势。为了搞好资料室工作，我们一起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资料室参观。他们的资料员翻着报纸查找资料，一条都不丢，仔细搜索。他们有时把一年的报纸翻完，也没找到一条想要找的资料，这本身就是很大收获，因为它证明这一年的某种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的做法和说法，给我们很大启发。
　　我分工管书、整理书、借书、买书。买书主要指的是去旧书店（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等地），买解放前的书籍和报刊。由于北师大和辅仁图书馆革命书籍和报刊所藏比较少，所以重点是采购这方面的书籍和报刊。当时，有一些书商专门去南方，如广东、湖南、湖北一带，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革命书籍和报刊。《新青年》这个重要的刊物，我们只有一至九卷，没有季刊和不定期刊。《向导》、《共产党》、《先驱》等，我们一本也没有。怎么办？只好到旧书店、旧书摊去淘宝。我三天两头去，跟许多书商很熟。他们这些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革命书籍和期刊的名称、版本、期数相当了解，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当时，除了我之外，碰到最多的是中央党校、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人。单位来挑书的人，对书商来说，就是上帝，他们特别注意单位购书人的行踪，有的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一次，我从旧书摊前走过，突然听人叫我张同志，一看，是个卖书的，不认识。此人很神秘地给我拿出一本书，叫《湖南自治运动》，是1920年出版的，内有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这本书确是很稀有的，当然不能错过，我马上决定让卖书人送到北师大图书馆。可惜，这本书被中宣部知道了，硬从我们这里调走了。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我把许多革命期刊都凑齐了。这些书籍和报刊应该还在北师大图书馆存着，不过后来影印本多了，原件也就很少有人再用了。
　　在中国革命史资料组工作的一年中，我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史料基础。除了出外购书和在室内整理书之外，有足够的时间看书。我和朱纯治、沙福志住在会贤堂②。这时，在资料室内安了一张床，我常常睡到那里，以便看到更多的书。比如，《新青年》月刊一至九卷、四期季刊，五本不定期刊，我全部看完。所谓全部看完，包括论文、小说、诗歌、译文、通讯、广告，一字不丢。可能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看广告，其实看广告可以知道很多事，比如看杂志广告，就能够知道那种杂志上有什么人发表了什么文章。《新青年》这个刊物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有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共历史一定要掌握第一手史料，这需要花很大力气。但是，一部中共历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不能一下子都掌握，而《新青年》则是掌握一手史料的入手之处。要想深入研究中共历史，必须通读《新青年》。一年的功夫没白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史料，有的精读过，有的粗读过，有的知道目录。这些积累对后来我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4年2月，组织上调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那年月，跟苏联专家学习是个非常时髦的事，最早有苏联专家上课的要算中国人民大学，随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也相继有了苏联专家。组织上调我去北京大学进修是因为去了个教哲学的苏联专家，叫萨波什尼柯夫。说心里话，当时我不愿意去，因为喜欢搞历史，不爱搞哲学。不过当时我又想到，研究历史必须掌握理论，借此机会学习点理论也是好事，学完了还可以想办法转回搞中国革命史。
　　带着矛盾的心情，我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全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是很有名气的，云集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比如，冯友兰、金岳霖、郑昕、任华、张岱年等。虽然我不想去学习，但我非常敬佩这些名家。
　　在北大进修期间，主要是听萨波什尼柯夫讲课。此人十分敬业，也坚信马克思主义，但比较教条，而且水平不高。尤其是在我确定论文选题的时候。最初我是想研究梁启超，所以就拟定了“梁启超改良主义研究”的题目。讲了我的想法之后，他大发脾气，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研究改良主义？照他的逻辑，研究秦始皇就成了封建专制主义者，研究资本主义就相当于资本家。他是专家，没商量，只好自己去改题目。我改成研究李大钊之后，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那个样子确实也挺可爱的。我应该感谢他，由于他的反对而使我改了题目，以后一辈子研究李大钊。多亏他，歪打正着，否则，也许一事无成。
　　除了听萨波什尼柯夫的课之外，冯友兰、张岱年、任华等都给我们讲过课，收获还是很大的。听这些课要考试，考试是采用口试的方式，先抽题目，做点准备，再进屋去答。因这个课是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个人讲的，一前一后，所以要抽两个题目，一人一个。进屋以后，我说先答冯先生的题。接着，我就说冯先生在课堂上怎样说的。张岱年听着即使我答得不对的地方，也不敢说，而冯友兰听着更不好说什么。到答张岱年的题目时，又如法炮制。答完后，二位相互一点头，冯友兰说：“五分”。
　　两年半的进修，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个是继续加强史料的基础，一个是专心深入读马恩列的著作。过去在读史学理论书籍时，虽然也接触过马恩列的著作，但都是片断的。这回则不一样，而是一字一句地读原著，认真思考，到自认为读懂为止。读后确实受益匪浅，不仅更坚定了信仰，而且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对我后来研究中共历史学以及为人处世、观察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一直以为这两年半叫“进修”，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大学突然发给我一个研究生班的证书。这样，我有了研究生学历。
　　注：①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简称政教系）从成立到取消，共存在26年。1979年，政教系一分为三，即哲学系、经济系、马列所。这个世纪初，又分别改为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08年下半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又加了一块牌子叫马克思主义学院。
　　②会贤堂是清光绪末年建的大饭庄，坐落在什刹海西北侧，面对什刹海，环境幽雅，院子很大，房间很多，均为木结构小楼，并有一座大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