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在中国少年儿儿童出版社做过8年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从事杂志编辑工作。出版了个人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收藏———时光的魔法书》和《斑纹———兽皮上的地图》、《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和人物笔记小说《醉花打人爱谁谁》。曾获冯牧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
　　11月17日由《人民文学》杂志、《南方文坛》杂志主办的第六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推选出2007年度在创作和批评领域有突出成就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散文家周晓枫以散文《琥珀》等作品荣膺年度青年作家。为此我们对周晓枫进行了专访，希望能够了解一下她的创作观。
　　问：看过您的一些散文，第一感觉是语言精准细腻，特别注重意象和修辞的选择，很像诗歌的风格，为何如此偏爱华美的词语？
　　周：我从来没有摆脱过修辞爱好者的身份，热衷于句子建设，对比喻和词语混搭抱有特别的兴趣。朋友概括我是“用马赛克盖大楼”。的确，对词汇和语句我持有长久的雕琢耐心，效果上追求繁复的巴洛克式。我的语言存在着被“驯养”过的痕迹，洁癖，唯美，强烈的书面感。我把语言打磨得光洁顺滑，却舍弃了那些生动有力的毛茬。语言是个基本功，但一味在语言中炫技，会使优势反过来成了阻力，满足于浮巧小智，而影响文章真正的涵纳力。我总是不想放弃每个局部，难以容忍平淡的表达，这种细节上的认真，虽然有益于精确，但会造成节奏的滞闷和过分的仪式感。我应该有意识地降低密度，不在显微镜下锱铢必较，而是把注意力放到整体上来，因为局部看来字字玑珠，整体效果却往往顾此失彼。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但积重难返，体味越重的写作者，调整起来越艰难，因为他的特点也正是他的弱点，他的负担是他曾经的财富。我希望能延续创作中的个人特色，并力图避免过度依赖个人特色而造成的裹足不前。
　　问：散文的美包含很多方面，比如说意境的美、文字的美，等等，您所追求的美是什么样的？
　　周：学生时代的作文进入更成熟期的散文写作，我以为必须放弃对一个字的迷信，而这个字，其实就是“美”。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信任“美”，从词语的光感、对称的修辞手段、展现童话般的场景，我都格外注意。沿着那种“美”的单向度，发现“美”到最后，会失真为矫饰。这是因为我对美的理解太单调浅薄了，过多地把“美”理解为形容词，而忽略了它是一个内涵多么丰富的重要名词。越过美的童年期和阻碍，我们可能会发现荒凉的真相，但我以为写作必须迫近这种真相。我们得克服对“美”滥化的抒情，才能找到“美”之后隐藏的真正力量――这就好比花和种子之间，我选择种子，它笨，结实，似乎不美，因为它有生命力，它把花儿整个吃进骨子里。我所理解的“美”不仅仅是诗化，它所包含的深沉、复杂乃至黑暗，正是它说不清的部分诱惑着我创作上的探索。
　　问：您曾说：“最鲜活、最丰富、最不可替代的直接经验和素材，无不来自身体的亲历。”而在您的散文里，也经常看到您对身体的描述。对此网上有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您怎么看？
　　周：我以前写过数年的动物题材，没有被当作有科普倾向的写作者；有一段时间集中几年精力写童年，没有被当作执迷中的“儿童文学类”作家；仅仅写了几篇女性经验的，就被大家看到了“身体”，看样子，对“身体”的关注还是重于其他啊。对我来说，被什么样的题材触动，就朝什么方向开展，我抱有平常心，没觉得题材之间有什么命定的高下之分。文字一旦发表出来，就得去承受理解和误解，我没有过多精力和兴趣去注释或分辩，任人评说吧，好在浮表层面的议论好好坏坏都不能影响我。不过我倒想说一点，在成长过程中我所阅读的当代传统散文，常常是专门消灭身体的写作，致力于去除身体的轮廓和气息。它们甚至以身体为耻，把“身体”一词狭隘地等同于下半身功能。过度关注消化系统的，往往肠胃有病；过度关注眼睛，往往视力出现问题。过度关注哪里，也许哪里就是病灶。过度关注下半身也许太动物性了，不够灵魂，但特别关注下半身和特别关注不要下半身，难道不是一样都有病吗？我们读过太多没有肉身参与的作品，那是一群业余伟人和编外修女在编造个人赞美诗。我不理解伪装成文字太监有何光荣可言，并且怀疑正因此，他们笔下的爱憎才那么缺乏血肉的支撑，才没有了与他人、生活和文学发生亲密关系的可能。
　　问：您的散文里充满了具象化的描写，就像电影镜头一般，将所有景象纳入镜头之中，然后赋予自己独特的感悟，您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镜头化的写作？
　　周：我是个电影爱好者，只是停留在观影的初级阶段，无论从知识积累上，还是在评论水准上。正因为电影没有成为用于炫耀的知识，我的热爱才更朴素直接，它是我切实得到的个人享乐。也许电影的画面感给我带来色彩上的变化，对特定镜头的强调使我延展了描述中的耐心，还有剪切方式或许带来散文结构上的调整？这种影响肯定有，是潜移默化之中的，还不能被我理性地归纳。电影的影响，绘画的影响，书籍的影响，许多艺术门类都会给写作带来综合的营养，只是找不到整齐的对应而已，如同我们的脂肪堆积，分不出哪部分来自于糖，哪部分来自于油和肉。我建议写作者多看电影，尤其对和我一样经历有限的，这种教育尤为重要。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后窗》表达对电影的感激，它给我视觉经验的极限，给我参差纷繁的人生体会，它部分修补着我略显简陋的生活。
　　问：您写作时的心态是怎样的？是期待读者的阅读，还是仅仅作为自己内心世界交流的外化？
　　周：我可能属于任性且自私的写作者吧，很少考虑读者需要，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意识，所以注定不会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顶多在小圈子里有些趣味相投的朋友。我乐于探索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关心的是如何打开个人经验和想象的边界，至于作品的命运是受到欢迎还是遭受冷落，不是我能够掌握和控制的。那种根据读者口味随时调整方向的写作者，具有超强的适应力和应变机制，我没有他们的变色才华，唯有对自己的艺术标准保持着笨拙的忠诚。或者说，读者的期待千差万别，我不知道遵照哪类读者的指引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不属于商业上的投机行为。创作上轻易的投怀送抱容易断送写作者的未来。
　　问：2005年，您创作了笔记体小说《醉花打人爱谁谁》，首次颠覆了自己一贯的写作风格，这仅仅是一次实验呢，还是转型的风向标呢？
　　周：散文状态和笔记小说状态，是我性格中的两极。我有悲观、自闭、怀疑、保守、奴颜的一面，也有不羁、巧言令色、天真活泼得失态的一面。尝试散文以外的东西，一方面为了改变一下路数，希望对自己稳定而沉闷的文风有所调整，另一方面，是我内心的反叛力量决定的。我不能忍受长期做一个“文坛淑女”，在教养里日益被“驯化”，端庄得经不起一个贬义词。我愿意用小说“自毁形象”，就想看看自己能胡说八道成什么样子。遗憾的是，《醉花打人》写得还不够野，功力不够，做不到收放自如。我一直觉得长篇小说不仅是个材料工程，也是一个结构工程，我一直保持着对小说的敬仰和神秘感。其实《醉花打人》不能算是长篇小说，它有小品文和小说的元素而已，是个杂烩。我把它勉强当成笔记小说。这是偶尔的游戏之作，我未来的兴趣恐怕还是会集中在散文上。
　　问：新散文相比传统散文来说，增添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作为新散文的领军人物，您能谈一下新散文的特点么？
　　周：坦率地说，我没有想清楚自己与“新散文”之间的关系。十几年创作，我关心的是个人水准的提升，始终缺乏倡导和参与什么具体运动的热情。为了指代方便，评论家使用这个词来概括一批具有叛逆冲动的散文写作者；包括在策划“深呼吸”系列时，我也把自己的《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收藏———时光的魔法书》两本书划归“新散文”的名目之下。但“新散文”像个抽象的旗帜，集合了一批对传统散文标准存疑的写作者———这个被评论所归纳的称呼，并非是因炒作而成立的概念。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词，我也只好沿用这个说起来多少有些潦草的代称。我以为在新散文作者的实践下，的确破坏了部分限制散文发展的僵硬规约，包括长度、虚构、道德立场等多方面，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带来的成效。但新散文随着发展，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修辞上的为文造情等等。至于我本人，不会被“新散文”概念而限制，不会因为一个标签来约束创作，也无意利用“新散文”的集体温暖来寻求保护。我愿始终坚持出自内心的表达，那应该是一个写作者基础意义的诚恳。如果新散文始终强调的是背叛，强调的个人化和异质感的东西，那的确为我向往，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新散文的作者阵容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意味着新散文作家必须始终怀有背叛自己的勇气和能量，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新散文作家。
　　问：您现在是《十月》杂志的副主编，那在您这里，写作和办杂志会发生冲突吗？
　　周：当我们做不到享乐即生活的时候，可能有的事情只是你的外在职业，有的却是你的内心事业。只不过我所从事的写作和编辑，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交集。我的写作对编辑工作有益，便于与作家沟通和判断稿件；而编辑工作，也使我更多地结交写作方面的朋友，找到良好益友。所以在转换角色上不存在什么困难，就像热衷烹饪的厨子也会愿意尝试一下他人的菜品，或许仅仅因为掌握一点可能并不高明的手艺，他却比其他食客更挑剔。当然，在时间上常常感觉不够分割，不够自由和从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需要良好的应对能力去进行解决，我尽量对创作和编辑这两方面都做到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