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国即将迎来解放。民国政府就要在中国大陆退出历史舞台，正将有价值的物资、机构、高校等向台湾转移。处在动荡时期，在中华民国31所“国字号”大学中排名第20位的河南大学，也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抉择。（注：这个排名是以命名为“国立”的时间排序。河大于1942年3月被命名为“国立河南大学”。）一此时，国立河南大学的广大师生都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就在进入1949年的前一个月，国立河南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姚从吾辞职。为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郝象吾、马非百、张静吾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校务，由郝象吾负责全面工作。后因生活与经济问题，“三人小组”发生分歧，并集体辞职。经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职员会、工友会的主席共同协商，学校又成立了7人校务维持委员会。其中，方振中任主任，郭暄任副主任，委员由杨震华、严恺、王鸣岐等担任。
　　事实上，早在1949年初，国立河南大学（见图一）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重点保护。为确保河南大学安全，陈士榘、唐亮两位将军发布了《保护河大令》：
　　查河南大学为开封最高学府，其一切图书仪器建筑设备均应妥加保护。降令城防部队严加保护外，特许该校师生组织临时纠察队负责看管，以免招致损失及破坏。凡我军民不得擅自入内，不得有任何破坏偷窃行为，违者定予严惩不贷。
　　此令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日在开封第一次解放（1947年6月22日）后两天，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动员，文学院院长稽文甫，经济系主任王毅斋，理学院院长李俊甫，文史系副教授赵俪生，北仓女中（现河大附中）教导主任罗绳武，《中国时报》社社长郭海长（经济系毕业生）、总编刘国明（文学院毕业生），文史系讲师苏金伞以及287名进步学生毅然奔赴了中原解放区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豫西宝丰县（见图二：河大师生奔赴解放区），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中原解放区首长的亲切接见。当时《新华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称河南大学进步师生投奔中原解放区是文武两支大军在战略要地中原的胜利会师，意义非常深远。中共中央中原局随即做出决定：以河南大学这批进步师生为基础，筹建中原解放区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1948年8月1日，这批师生和之后相继奔赴中原解放区的其他100余名河大师生，在宝丰县大白庄共同参加了由陈毅将军主持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1周年暨中原大学成立大会”。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隆重宣布：中原大学正式成立。校长由20世纪30年代曾任河南大学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副校长为潘梓年，教务长为张柏园，孟夫唐负责党组织工作，河大学生一共被编成三个学员大队。之后，中原大学被整体迁入开封河南大学校园。
　　在开封第二次解放（1948年10月24日）的前夕，河大校园已被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占领，当时学生四处逃散，或离校返乡，或投亲靠友。当局在未对迁校做好组织安排的情况下，就贴出迁校布告，命令学校向苏州迁移。解放军进城后，也劝说师生暂时离开炮火连天的开封，还用军车运送学生出城。学生们为了完成学业，也只有三五结伴，陆续南下向苏州集结。经过一段流浪般的奔波，在苏州各方面的大力协助下，近2000名师生才基本安顿下来。校本部即总办公处，包括校长室、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与行政会议，设在怡园，理学院设在怡园后的顾家祠堂，文学院设在沧浪亭三贤祠，法学院设在当时的金城银行仓库，农学院设在西北街104号狮子林后院，工学院设在丁家祠堂，医学院设在现在的公园路体育场，图书馆设在湖南会馆。学校在怡园举行了开学典礼后，各院系陆续复课。国立河南大学经济系第二届毕业生曾于1949年5月27日在狮子林留影（见图三），他们是校史中惟一一届在苏州正式毕业的河南大学学生。这是河南大学自1912年在省会开封建校以来第二次（第一次为抗战期间的西迁）大规模整体迁移和异地办学，是对河南大学又一次严峻考验。
　　学校的大门、礼堂、校舍虽然平静依旧，但往日校园中辛勤耕耘、发奋读书的数千名师生却已奔波东西，除部分师生还留在学校留在开封外，大部分师生已经远离校园。二1949年初，由嵇文甫、王毅斋、段再丕、杨子固等在开封组成的河南大学复校委员会宣布成立。嵇文甫代表开封的师生及复校委员会致电苏州师生，希望大家做好准备，争取早日回汴。在苏州，师生紧密配合，积极相应。3月27日学生自治会创办了《方向》刊物，发出“太阳和北极星并没有落，能为我们指示方向”的呐喊，号召大家起来向黑暗抗争，坚信太阳必将出现在东方。4月10日以后，进步师生开始积极组织护校，他们指定专人保护图书、仪器及钱粮财物，日夜进行巡逻，严防特务破坏。各院系贮藏粮食，准备武器，排练秧歌舞，教唱革命歌曲，书写标语口号，以迎接苏州的解放。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何思慧组织了救护队，郭暄教授亲自用手锯锯钢管做武器，王鸣岐教授以个人名义，从东吴大学借20担大米以备不测……1949年4月27日，古城苏州宣告解放。5月13日，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国立河南大学的千余名师生抬着自制的“光明来临———庆祝苏州解放”大标语牌，和苏州各界群众3万余人在北兵营召开苏州解放庆祝大会（见图四）。至此，民国政府欲将国立河南大学整体迁往台湾的计划变为泡影。到新中国诞生前夕，河大校友共有300余人在台湾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工作。他们中有担任过河南大学校长的张鸿烈、李敬斋、查良钊、邓萃英、刘季洪、王广庆、田培林、姚从吾，还有考古学家董作宾、石璋如，法政学家杨亮功、张金鉴、杜光埙，历史学家萧一山，书画家周树声、马寿华，水利学家阎振兴、宋氵彤、朱光彩、张子善，农业学家林一民、赵连芳、李先闻、林渭访、周恒等。
　　苏州解放后，苏州军管会主任韦国清对河南大学非常关心，立即给大家发放了维持费，安定师生情绪，帮助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并组织进步同学参军参干，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在苏州的河大师生很快掀起了参军参干热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西南服务团招收了不少河大学生，仅加入第十兵团的同学就达300人之多。有些同学经青年干校、东南公学短期培训后，就直接被分配到地方参加新生政权的建设。据统计，河南大学在苏州期间先后为新中国输送了500余名干部。
　　1949年2月16至18日，在开封的河大学生共考试3天。“考试结束后，结业学员全都写下了决心书（有100余份决心书是学员咬破手指用鲜血写成的），言出肺腑，踊跃报名参加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战斗。2月24日，学校正式批准400名结业学员渡江南下，占结业学员总数的59%。”（《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参军参干的同学打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横幅（见图五），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河大校园，迈向新的工作岗位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