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同中学的前四年，我没有好好学习过，一直在混日子。我那时是经常不上课，不爱学习到了极点。不念书，就学坏。上初一的时候，跟邻居大点的孩子学会抽烟。那年我是十一岁，看到人家抽烟觉得好玩，问人家抽烟什么味，邻居大孩子说你试试。我拿过来抽一口，没什么感觉，邻居大孩子说一定要吸进去才叫抽烟。我一吸，头就晕了，邻居大孩子说再吸就没事。果然，又吸，不晕了，从此就算会抽烟了。这事当然不敢跟大人说，学校里也不让抽，只能偷着抽。没钱买烟也是个事，只好把早点钱省下来买。
　　我不好好念书，并不是逃学到外边玩，而是在学校里玩球。我喜欢玩篮球、排球、垒球，玩起来没够。在中学的六年里，我玩球真玩出点小名堂。初中时，我们几个好玩篮球的同学，组织了个篮球队，队名叫“海峰”。我个矮，打篮球不吃香，但我跑得不慢，所以打前锋。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与市立二中的球队赛球，我跑到篮筐前罚球线的地方，别人把球传给我，可我却背对篮筐，转身又不行，干脆背身投篮，没想到进去了。显然，纯粹是蒙的。到高中，我相继进入了垒球、排球的校队。到校队就不是玩了，而要苦练基本功。我是二排中，天天练救球，摔得身上到处是伤，而且非常枯燥，需要很大的毅力。也许这种训练，使我更加坚强，更有耐力，做事、做学问认真，不怕吃苦，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虽然不爱学习，可自小喜欢历史的兴趣并没有淡化。大同中学的图书馆书不多，却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二十四史。这种书在中学没人借阅，连历史老师也不看。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后就借来看，说是看实际是翻阅，大体上知道二十四史用什么体例写历史，懂得写历史必须掌握大量史料，明白治史者要对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做分析和评价。这也许对我后来研究历史，有那么一点点作用。从后来的记忆中推论，可能开头看得仔细一点，所以对《史记》、《汉书》印象深，越看就越没有耐心。不管怎样，十三岁的时候，翻过一遍二十四史，也算是不容易了。从这儿能隐隐约约看出，在混日子的过程中，内心还有那么一点“求生欲望”。
　　初中毕业的时候，家里让我考市立中学。我没考上，市立中学考不上，只能接着在大同中学高一继续混。在高一下学期的一天，我的同学魏华聪问我不好好念书将来怎么活着？我说不要紧，我父亲养活我。魏华聪说你爸爸要先死，谁来养活你。我一听，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为了以后活着，下决心好好念书。我更应该感谢他，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明白了世理之后，一切都在改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有了决心，困难是能够想办法克服的。
　　当时，我决定从最不会的和最不爱学的课程入手，因为如果最不会的会了，最不爱的爱学了，其他课程就好办了。我最不会的和最不爱的课程是英语，必须从这儿切入。于是，在1948年暑假我开始补习英文，家里托人找了位教英文的老师。这个老师很负责，从字母一点一点耐心教，直到我学会再继续前进。一个暑假下来，我把英文拿下来了，而且学得相当不错。到高二下学期，我居然写出几万字的英语文法解读，得到老师的夸奖。可惜，这个稿子没有留下来。更可惜，我上大学后变成学俄语，就把英语全忘光了，只剩下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几个单词。不过，那时候的劲也没白费，英文文法和俄文文法是相通的，弄懂了前者对后者还是有不小的帮助。
　　切入点找到了，并且已经走进去，但并不等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的基础太差，要想把理科的各门功课都赶上，很不容易。我又想，从头一门一门补不行，只能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上课认真听讲，回家后把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和课本上写的完全弄清楚，特别是对老师讲的例题和课本上写的例题反复琢磨透。说实在的，我那时虽然已不再玩了，可还是比较懒，不愿意做老师留的作业。所以，第二天老师让交作业，我常常交不上，就被老师叫到黑板前做题。由于我确实弄懂了，换别的题也难不倒我。老师一看我做得挺快、很对，也就不追究作业了。当时，数学老师的做法是对的，既然证明学生会做题了，就不要再逼着交作业了。题海战术并非好办法，只能浪费时间，使学生不能自由发挥各自的才能。
　　确实，到了高三，我已经成了班上学习“相当棒”的学生。我从什么都不会，经过“迎头赶上”的办法，达到成绩优秀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小学教育中课程内容重复性太大，混了四年居然能补上，而且拔了尖，可见如果把重复的东西去掉，六年中学减为四年，一样能学好。这种重复性在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别看赶上了，而且拔了尖，可我还是不喜欢数理化，真正喜欢的是历史、语文，还有解放以后新开的政治课。我不做理科的作业，并不是去玩，而是大量看历史、政治方面的课外书，加上自己写一点小文。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让写作文，题目自选，我就写了一篇《论刘邦》。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在班上表扬，说文字流畅，有自己的看法。文中在叙述楚汉之争，项羽败死，刘邦创业的历史过程中，认为刘邦所以能取得天下，是因为善于用将，善于争取百姓同情，开国之后狠抓政治稳定。因为我在初中时《史记》、《汉书》看得细，史料熟，写起来很顺手。我又到图书馆借了书，文内引用了一些《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中的话。这篇作文是我第一篇经过自己研究写出来的文章，为后来研究历史开了个头。写这篇作文的时候，是1949年下半年。这时，我已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等专著，看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等通俗读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能够分析一些历史问题。
　　这样，我的思想也慢慢进步起来。解放前，只是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意，而对共产党却没有任何了解。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学校提前放寒假，我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不久，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的心都踏实下来了。1949年4月，学校开始上课，对我来说，一切正常。使我感到新鲜的事，是学生会竞选。记得高三的学生站在院子的桌子上发表讲演。5月4日，党和青年团在校内贴出通告，宣告组织的存在和成员名单，随后有很多学生申请入团。也是这一天，我参加了到天安门的游行。那天，风很大，有五六级，大家顶着风走，劲都很足，我也由此产生努力进步的想法。但我与别的同学不太一样，想从道理上弄明白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所以，我非常重视新开设的政治课的学习，并且找到前边说到的一些书来看。是年9月，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为迎接开国大典清理东单广场和开辟天安门广场的义务劳动。也许是因为我的表现，团组织找到我谈话，希望我努力争取入团。1950年2月，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高三毕业前，我决定考辅仁大学历史系，因为我特别向往当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当时，报考大学填了五个志愿，我都填了辅仁大学。我想，不能姓“碰”，而要姓“想”，考不上，就去工作。我要当陈垣先生的学生，我要成为历史学家，当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就是我那时的决心。现在，许多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自己的志愿，完全姓“碰”，碰上什么学校、专业就上，也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其实，兴趣很重要，要做的事没有兴趣，肯定做不好。有幸，我以二百五十的及格分数考上了辅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