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和平多依于不懈的发展，百年的战乱也多酿自盲目的安逸。不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为何，只要保持不懈的发展，就能主宰真正的和平。反之，醉安于现状的满足，短暂的幸福背后必将埋下长久的战乱祸端。
　　不论人们怎样评价历史，不论人们怎么重温过去，“千古强国梦”永远是萦绕在当今炎黄子孙心头难言的痛，这种强大的夙愿其实只源于这个曾经无比强盛的民族，在历史的交接棒中，没有把握好时代发展的要义，被自己安逸守旧的观念甩在了追赶者的尘嚣中。历经千百年忍辱，中国人一直在混沌中演绎着民族的未来。有人曾道“中国人自宋以后，就没有真正地强盛起来”。这话初听虽有些言重，但仔细回眸旧史，不觉心头一惊。的确，赵宋建国，就一直没有解决外辱问题，元明清立国初期，虽有辉煌瞬间，但接下来长久阴霾般的守旧安逸始终笼罩着的华夏大地。精查典籍，也确实没有彰显青史的重墨。实在等到民不聊生，烽烟四起的时候，才有包拯、张居正、曾国藩这样所谓的中兴名臣几秒钟“振朝纲、抚海内”的昙花闪现，尽管也有岳鹏举、戚元敬、袁崇焕、关天培这样名将血祭表现，李自成、洪秀全这般草莽英雄的一时武功逞能，但终究阻挡不住中华民族低迷衰落的“大盘”走势。这种每况愈下的巨大推力事实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积累的劣根性的集中爆发。这种劣根性突出地表现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图创新”，“崩盘”终于难以避免。内忧外患的真实惨状距今虽已百年，但每每从泛黄的历史画卷中翻开那最沉重的血泪，总让人心沉意凝，无限地殇愁悲虑。我们这个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与屈辱，才坚强地走到了今天。
　　痛定思痛，是每个患病人在患病和最初痊愈后的日思夜想的事情，因此，自然也会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挺过来，在康复的过程中站起，在康复后最初的日子里珍惜一段时间。中华民族也是如此，有多少仁人志士的思痛，才挽救了这个民族的灭亡；有多少无名英雄把生命献给了国家的重建，才换来国家经济社会的迅速复苏。在挽救民族危亡、创建新中国、华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的党派及仁人志士的奋斗都是功不可没的、永垂青史的。然而，这毕竟已是60年甚至更长久的过去。时代发展的飞速，没有多余的时间让我们去歌功颂德，去自我陶醉，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问题才是我们的棘手要务。新的征途上最怕的不是新病初降，而是旧疾仍在！我们这个民族肌肤之痛消除之时，如血脉里的劣根不除，必将是后患难释。好在我们党早就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执政的危机，看到了民族的懈怠，看到了国家的弊政，于是大力倡导科学发展之路，奋力推崇人本民生，贯彻实施强国之策。然而，任何选手在征途出发时都可以做到高亢雄壮，但行进中的艰难却是每个苦行者的炼狱，一旦安逸、松懈、放弃，只会是无人驾驭的逆水之舟，只有坚挺向前、奋进、发展，才会使诺亚之舟真正远航。每个人不可能不得病，每个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劣根性一样，只有正视自己病症，了解自己的不足，才能真正地涅槃重生，才能真正地强大发展，才能真正换来永久的和平。
　　勿须弹指，60年华诞将至，每个国人都应庆幸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年代。然而，每个人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幸福的“和平”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代人创造。我们无功受禄，躺在先辈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宁静与和平中安逸享受，危险也就悄悄地爬上来了。因为单纯的继承终会有花光祖辈积蓄的一天，亲手创造才会给自己和子孙留下一点生存的必须。60年是沧桑的过去，60年是沧桑的瞬间，60年也是甲子的轮回。在这一轮回中我们应该真正轮回的是什么？是秉承、是发扬、是摈弃还是改革？我们的确应该仔细思考应该拿什么来真正祭奠先辈的英魂。遥望西方，我们不难发现欧美强国百年不衰，内在动力是资本利益推动；环视邻邦，日韩异军突起，内在动力不仅是资本利益驱动，更有民族精神支撑；前苏联也有发展势头很猛的年代，然而却成败“萧何”，这“萧何”恐怕是俄罗斯民众公共理想信念的聚散，聚也强国，散也亡党。但是，无论哪种信念、无论何种驱动，只要内在动力不减，外在发展势头不衰，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和平就能真正到来。
　　其实，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一个民族的精神长远，因为只要民族存在，精神就会延绵，而理论会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地演进、发展，甚至消失。要想驾驭最好赛车，不仅要有车手和车，还要有原动力的支撑。同样，民族精神就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在当今中国提倡科学发展的同时，更要重塑强大的民族精神，重塑奋进的民族精神，重塑发展的民族精神。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告诉人们不要忘记亡国的历史。如今，建国60年，我们仍然要清醒地重温苦难，常思战乱，珍惜和平，用不懈发展来维护和平，用民族精神这一原动力来促进发展，不断夯实民族延续之根，国家强盛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