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在千年的物质生活中逐渐沉淀而形成的。百余年之前的那个午后，当龙椅上的那个少年黯然走下权力的圣坛，转瞬间消失在芸芸众生中时，皇上走了，掌握着那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上从金銮殿离去了。然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封建君权意识又可曾消亡？未来的路上，皇上是否依然是我们懦弱之时的依靠？
　　1912年2月12日，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一位唯唯诺诺的妇人，正是他们被迫结束了曾经那个无比荣耀的时代。无论怎样，一个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正如余秋雨所言：“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清廷的殉道者们最终也未曾看到民国那初升的“共和”朝阳，活着的人却依旧带着心中遗存的思想继续前行。
　　民国的车轮不断向前飞驰着，裹挟着那些愿意抑或违心的人们向前蹒跚着。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3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入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同月 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张勋用自己毕生的力量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一次推开了太和殿那封闭已久的宫门，辫子军心中的那个“皇上”却也顽强的生存着！
　　正如在本文开头写到的，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其在数千年的物质社会发展中逐渐沉淀而形成的，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便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体现在作为民族个体的每个人的身上，当然，“皇上走了”并不只是仅仅指代着“正大光明”匾下的龙椅的空档，更多指代该是以诸多形式存在于各色人群之中的与法治格格不入的思想。武夫对于皇帝的愚忠、文人对于文化的祭奠、政客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慌甚至是体现在现代官员思想中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作风诸如此类。
　　当我们把视线再一次拉回到民国大时代，一位文人以他难以为他人周知的理由结束了本该创造更大价值的生命，“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或许真的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离去，余秋雨曾经在其《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道：“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是啊，王国维老先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实施了“不负责任任意放弃自身自由”的行为，即使是为了祭奠那其钟爱一生的传统文化，又何必如此。行走在颐和园内，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湖水，王老先生再也无力与在自己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去搏斗了，皇上走了，那个皇权时代一去不返了。“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当这一切在民主共和那振聋发聩的号角声中弱不禁风时，带着对于皇权时代思想意识的他注定成为那个时代的殉道者，皇上走了也夺去了那群文人能够栖身的最后驻所。王国维的悲剧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社会巨变所带来的震荡在他们的身上显露无疑，真诚地希望时间可以弥补创伤，文人不再悲哀。
　　皇帝，这应该是一份工作，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或许在更大的意义上代表着财富、权利、美色等等，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之中，其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而是每个人对于自己未来的最佳畅想。与此同时，小到一村之长，大到一省之官，一旦现实赋予了他们在视野范围之内的权利，他们便会加以无限的扩张，最终成为了自己心中那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殉葬品。作者在1992年的时间节点上选取了当时的一位驰名中外的风云人物———禹作敏。1993年8月24日下午，在法庭的公开审理即将结束时，按照审判程序，禹作敏作最后陈述。他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经过两天来的法庭审理，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我们难以想象，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的“劳动模范”、“优秀党员”、“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最终竟会是因为“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而走到生命的尽头，其歌当悲，长歌当哭。正如作者所说的“他的世界中只有首长，没有法律，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皇上走了，皇位早已空闲了八十余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领域内竟然会出现此等事件，不能不发人深思，在他的脑海之中，该是大邱庄的封建庄主了吧！
　　苏力教授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的末尾写道：“历史不会因为我们曾经批判过某人在历史上做过的蠢事，而允诺我们不会再去做他做过的蠢事。”皇上走了，永远的走了，但愿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脑海中存在的，曾经与皇上一起存在的思想也可以被皇上带走。我们的未来，法治的朝阳正在从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弥漫着的，是那刺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