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一代宗师顾天云先生


　　1956年，为构建新中国服饰形象，提升首都服务性行业的整体水平；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市与上海市协商，邀请上海的红帮名师名店进京。于是，在充分准备之后，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先后两批，上海共21家红帮服装店、208名职工迁京。此后，这21家名店重组成7家地方国营服装店。1956年秋天，12名红帮名师进“中南海”，开始了独特的制作服装工作。1958年7家服装店重新组合为“友谊”、“友联”两大家，其后又组建成为“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1993年更名为“红都时装集团公司”。公司成立后，红帮人继续发扬创业、创新传统，为提升我国服装业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是“红帮裁缝”进京60周年，特撰文回顾红帮的发展、兴盛之道与不朽功绩，以志纪念。
从19世纪中后期孕育，到20世纪80年代助推宁波服装腾飞；红帮裁缝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一群“拎包裁缝”，发展成为中国服装文化史上有特殊贡献的行业群体。
　　考察红帮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红帮的发展壮大，正是红帮人从谋生、创业进而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不断成长的过程，是红帮人对先进服饰文化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的过程，简言之，文化自觉是红帮兴盛之道。这种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善于学习吸收，锻造发展引擎。二、注重服装科研，积蓄发展后劲。三、重视服装教育，确保发展根基。四、遵循商业文化，打造制胜法宝。
　　—、善于学习吸收，锻造发展引擎个人范畴的文化自觉，更多体现在对自身文化品位、文化价值追求的实践之中，红帮人注重学习，提高自身素养，提高发展内力与动力。
　　1、学习吸收先进服饰文化，推进服装改革清末民初,在“西服东渐”的风气中，红帮人率先学习西服制作技术。有的纷纷东渡日本学艺，顾天云、江良通、王才运等红帮先辈无不如此；以顾天云为代表的先辈明确认识到传统的“峨冠博带，巨袖长袍，已不适于现代之潮流，日趋于淘汰之列”，而“西服既便于操作，又足观瞻”。也有的通过逆向工程，在修补洋装的过程中悉心揣摩，学习西服缝制技术。上海《黄浦区服装志》记述：“当时一些外侨和洋行大多数居住和开设在黄浦江一带，外国邮轮往来甚多，洋人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一些中式裁缝到船上为洋人修补服装，在修补过程中又借助国外流入的服式样本，逐渐学会洋服的缝制技术。”
　　在事业繁荣期，红帮人也没有懈怠。为适应国际上西服款式的变化，荣昌祥的创办人王才运博采众长，不惜花费外汇长期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荣昌祥”的西服式样不断更新换代。另外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拔萃的华工裁缝，进工场做生产指导。
　　在引进西服制作技术同时，红帮人针对中国人的形体特征对西服工艺进行改良，融入本土化特征，使之中国化，比如针对中国人肩稍薄的特点，肩部翘势处理成相对较小等。并且，结合中西服饰文化，创制了中国民族服装———中山装。
　　2、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红帮发展早期，西服店的顾客多数都是外国人或与外国人频繁接触的人物，红帮人知道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西服裁缝，必须得学会外语。
　　红帮一代宗师顾天云曾说:“吾业与外人之接触甚多，……故外国语之学习，为吾业必需之技能，与缝纫而并重焉。”顾天云白天在店里练习西服工艺，晚上挤时间去夜校学英文，不仅很快掌握了英文，还学会了日语。在与外国顾客的交流中，顾天云的外语水平蒸蒸日上，这也为他日后考察日本、欧洲奠定了很好的语言基础。为强调西服业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为后学方便，他还在服装专著《西服裁剪指南》结尾部分，特地安排了《西服商初级英语会话》。
　　红帮前辈不仅自己加紧学习，而且还认识到要发展事业，必须注重培养孩子以及员工文化水平的提高。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第二个儿子，他高中毕业，被父亲送到一所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读书。这样的求学经历，为江辅臣及其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江辅臣接任和昌号后，在业界有很高的公认度。1937年，他被公推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此后连任3届。
　　红帮名店“荣昌祥”的店员大都来自奉化县王溆浦村，这些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王才运作为一店之主，十分重视员工文化水平的提高。他深刻地认识到，员工的文化修养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荣昌祥”的兴旺，关系到本行业的兴盛，因此在每天店堂打烊后，王才运就会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1919年冬，王才运还倡议开设夜校，专为南京路商联会会员商店的职员识字启蒙。
　　3、刻苦研习基本功，提高技术素养以技艺求生存，是红帮成功的秘诀之一。红帮裁缝的技艺是实打实的，可谓“石板道地掼乌龟”。
　　当然，在精湛技艺的背后是红帮人的刻苦研习基本功的身影。
　　红帮第六代传人江继明，13岁到“培罗蒙”西服店里当小学徒，他非常珍惜学习机会，有一年大年三十晚，其他师兄弟都回家过年了，他则独自留在车间里，将袖子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反复七八次，直将袖子缝制得圆顺挺括才罢休。
　　红帮人的一身好本领都是这样在辛勤与汗水中锤炼出来的。
　　由此练就了诸如“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等绝技，红帮人用精湛的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制作了一件件精美的作品。笔者曾于2011年采访一位在澳门的红帮再传弟子，他对红帮精湛技艺有一个生动的评价———“红帮老师傅做出来的衣服是活的”。
　　二、注重服装科研，积蓄发展后劲一个服装行业帮口的兴盛，其背后必然伴随着服装文化的兴盛。红帮人注意积累实践经验并转化为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初，一代宗师顾天云写出《西服裁剪指南》之后，红帮人对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的研究，形成优良传统，参与人数多、时间久、成果多，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是其他行业帮口无法企及的。
　　红帮人的服装科研活动与成果从下表可略见一斑。
　　红帮科研活动与成果简表研究者 时间 成 果（种）顾天云 20世纪30年代 《西服裁剪指南》林丞苞 20世纪30-40年代 5种王圭璋 20世纪50年代 8种王庆和 20世纪50-60年代 13种胡天沛 20世纪50-70年代 5种戴永甫 20世纪50-80年代 24种江继明 20世纪50-70年代 6种包昌法 20世纪50-21世纪初期40多种注：拥有1—3种专著的红帮人还有很多，目前尚无系统统计，上表根据季学源等《红帮裁缝评传》整理。
　　在不同时期，红帮人的科研活动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人物与标志性成果，择要例举如下———1、顾天云与《西服裁剪指南》顾天云是中国服装研究的开创者，1883年生于鄞县顾家村，15岁时去上海拜师学裁缝，5年师满后，创办宏泰西服店，随后东渡日本，游历欧美10年，1933年写成《西服裁剪指南》。
　　《西服裁剪指南》是顾天云多年西服缝制生涯和在日本、欧洲考察体会的总结，正如他在序中所说“书中记述，全本予平生之经验。”也是他培养后辈，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经济的希望。
　　该著作共分11章。前8章分门别类地介绍各式西服的裁剪工艺。第九章为《修正法》，在第十章《欧美服装法》中，对西服在夜间宴会、观剧、舞会、结婚、晚餐、访问等场合中的穿着，作了详细的介绍。最后一章是《西服商初级英语会话》，此章分“单语类、饭店用语、船上用语、女成衣部、男成衣部和访问用语”等6方面进行讲解，帮助读者掌握常用的英语会话。
　　《西服裁剪指南》是国人的第一部西服专著，它让“红帮”技艺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它的诞生，成为我国西服业发展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当时即被人们誉为“革新之准”。不但为红帮这个裁缝群体获得了科学文化理论的支撑，而且形成了红帮的优良传统。
　　2、戴永甫与《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戴永甫，1920年12月出生，鄞县古林镇戴家人。
　　戴永甫最重要的成就是D式裁剪法的研究与推广，这项具有开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为他带来很大荣誉，也奠定了他在我国服装裁剪技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1982年《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一书问世。“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成为当代“唯一有理论依据的科学裁剪方法”。开创了服装裁剪技术领域袖系理论先河。8个月内即重印了4次，印数达30万册，1987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91年获得“全国最佳服装图书奖”，发行量已达100百余万册。
　　3、包昌法与多种服装科普著作包昌法，1932年冬生于宁波市北郊湾头乡包家漕村。
　　他为服装科研50年如一日，硕果累累。这位自称“服装文化探索迷”的红帮裁缝，从1947年当学徒开始迷上了服装这一行。工作之余，他如饥似渴地自学有关服装的各门知识。上世纪40年代上海开始使用推广缝纫机，包昌法便学习、钻研缝纫机，1952年他编写出一本《缝纫机学习讲话》。这是一本极为适时、适用的书，所以此后12年间，被多家出版社增订再版了4次。
　　至上世纪80年代，他已出版了近20种服装方面的图书。多数都成为广大群众欢迎的畅销书。
　　1980年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服装省料法》一书，发行了100多万册，次年，出版了《巧用边角衣料》一书。以后陆续出版了《时装缝纫要领》、《服装知识漫谈》、《穿着艺术》以及童装、新婚礼服等图书近20种。这些图书都是和时代紧密适应，并且非常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因之都成为当时罕见的畅销书。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科普类的著作，包昌法的服装研究还有向纵深发展的成果，包括《服装学导论》、《服装学概论》等著作。
　　迄至2005年，包昌法已出版的近40部服装著作，已发表的200余篇论文加在一起，已超过400万字。
　　三、重视服装教育，确保发展根基红帮人心怀服装事业发展的大局，认识到人才是事业成功的根本，而教育是孕育人才的保证，重视服装职业教育，重视服装人才的培养。
　　红帮服装职业教育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一是裁剪训练班；二是裁剪学院；三是西服工艺职业学校。
　　1、开设裁剪训练班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至迟在1936年，红帮人发起开设裁剪训练班。
　　培罗蒙创始人之一戴祖贻回忆，1936年他曾在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开办的裁剪训练班（裁剪学院前身）学习，那时训练班设在南京路泰康饼干公司楼上，他是第二期学员。
　　2、创办上海裁剪学院上海裁剪学院是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非官方开办的正规学校。院址设在四川路青年会少年堂，学生数量：1940年，就读学生30人，实际毕业20人；1941年就读和毕业学生43人；1942年2月至9月，裁剪班学业23人，日语班学生18人；1943年至1944年从五六十人增至80余人。
　　3、创办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1947年创办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是红帮裁缝以历史为己任，不满足现状，勇于探索的又一重大创举。
　　这所学校不仅是上海第一所西服职业学校，也是我国创办的第一所服装职业技校。
　　该校由王宏卿会同顾天云等34位红帮名店经理共同发起，据统计，共有250多家店号捐款，筹募法币45.74亿元，金圆券1550多元。学校于1947年筹建，1948年秋就招生开学。学生由同业公会内会员企业保送，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学校“以提倡职业教育、培养西服工艺为主旨”，“以达成在国内技师中为优秀人才，推其艺术，以向国外争市场，发扬吾国艺术之光，……”
　　西服业工艺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为中国服装业的变革和发展培养了第一批开拓者，其后，全国大部分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现代服装企业的开创者、高级技术人才，都是该校的学生或再传弟子。
　　当然，在红帮人发展学校制教育的同时，学徒制教育从未停止。
　　四、遵循商业文化，打造制胜法宝在百年商业实践中，红帮人不但取得了服装设计制作实践和理论的多项实绩，而且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业文化，如爱国守法，诚实守信、顺时而为、外向发展等商业道德观念和商业策略思想，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可谓是红帮人的制胜法宝。
　　1、坚守诚信文化诚信为商业文化之根。
　　诚信重诺是“红帮人”的从业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加工足料，工序到位，精工细作，永不走样”等方面。红帮人越是生意兴隆之时，越是重质量、精益求精，宁可拒绝十次，绝不失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绝不让一件次等商品出门。
　　红帮名店“培罗蒙”坚持约期，按时交货。三件套西装规定的定货时间为两个星期。(3中途要两次穿样子)，若确需加急，可以突击加工，但价格不变。产量限额一年数百套，决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敷衍塞责。
　　当代红帮企业培罗成集团提出了“襟怀坦白，一诺千金”的企业理念，全面贯彻诚信原则。
　　2、打造品牌文化为了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取胜，红帮人把产品质量作为企业之本，凭借一流的技术力量、高质量的原辅料和上乘的服务，赢得了名声，产生了品牌效应。
　　上世纪30年代，上海西服业有“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的称号，红帮名店“培罗蒙”更是佼佼者，上海滩曾盛传“西装要穿培罗蒙、大衣要买王兴赐”之说。
　　这些名店的出现，带动了红帮整体的发展，随之形成品牌集群效应。
　　王才运的“荣昌祥”店中员工大多为他家乡江口王溆浦村王氏兄弟子侄，王才运鼓励他们独立创业。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出与荣昌祥店名相近的西服店有10多家，有王兴昌、王荣康、王顺泰、裕昌祥、顺泰祥、天昌祥、天兴昌等，几乎垄断了南京路上蓬勃发展的西服业。
　　据当时出版的一本《甬光》初集记载，三十年代，红帮在上海开设的洋服店多达90家。另据资料统计，1937年在今黄浦区的区域里，就有奉帮西服店35家。
　　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又比如由“培罗蒙”引伸的“罗蒙”、“培罗成”、“培蒙”、“培罗达”等，有的已被评为中国名牌，形成“培罗蒙”的名牌效应。
　　饮誉近百年的红帮裁缝如今正在家乡重展昔日雄姿。奉化、鄞州列入我国服装之乡，1997年10月，宁波首届国际服装节亮丽登场，至今，盛开十六个年头。宁波装成了宁波“四张名片”之一。
　　3、重视商号效应红帮名店的商号命名除了企福迎祥，发财致富等传统文化心态的反映，同时还折射出红帮较为先进的营销理念、价值取向与老红帮所处的时代信息。
　　1896年，江良通兄弟俩在北四川路（1946年更名为四川北路）8号开设西服店，取名“和昌号”，为上海早期西服店之一。“和”有“祥和，和乐”之意，“昌”有“兴盛，繁荣”之意，先“和”，后“昌”，反映出江良通创业理念中“以和为本、和气生财”的意识，有“和”才能业“昌”。
　　培罗蒙由许达昌创办，1932—1933年之间，搬迁至静安寺路(3今南京西路)3735号，由“许达昌西服店”改店号为“培罗蒙”。“培罗蒙”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之名，蕴含西洋色彩，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这是需要眼光的。
　　1906年，鄞州姜山人李玉堂在北京王府井霞公府开设“新记行”。在上世纪20年代初移址到王府井大街南头，为增添文化色彩，增加感召力，李家人请曾来店里定做西服的何思源先生提写了“新记行”三个大字，并标有英文标识“SINGKEE&CO”，店名全用烫金字。新记行为京城西服名店。
　　1984年，“罗蒙”诞生。作为红帮文化的重要继承者，“百年罗蒙”的主要概念，就是意在凸显“红帮裁缝”新一代传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提升品牌价值的创新精神。
　　培罗成的命名则体现了继承者对红帮老人陆成发的感恩与对红帮事业不断追求的理念。结语文化自觉是一种途径，一个过程，红帮的发展壮大，正是红帮人从自在到自觉，从谋生、创业进而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不断成长的过程。红帮人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一次思想观念的转换，素质得到提高，自身得到了壮大。红帮成为近代服装革新主力军，并揭开了中国服装业现代化的新篇章。
　　这样的一个历程，对当代企业甚至行业的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红帮人及其传人更适时抓住历史机遇，创造了宁波服装的新辉煌；1999年，宁波第一所服装高等学府———宁波服装学院在红帮故乡隆重奠基，红帮得以百年薪火相传。
　　新世纪，红帮传人把红帮理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红帮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进程。宁波服装业目前拥有20个中国名牌、25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