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城文化的组成部分，华山文化不仅记录着山东地域文化的风土人情，同时还潜藏着中华传统文化中“孝”“忠信”和“兼容”等文化品格和精神特质。对华山文化意义的探寻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的召唤和对原始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吁求，而通过返回历史寻找我们民族的“根”，不仅有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同时也能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找寻到栖息之所。
　　华山，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的东北部，与济南市其他景观合力组成“齐烟九点”景观群。因华山的形状如同荷花的蓓蕾，所以被古人称为“花骨朵”。《诗经·小雅·棠棣》有云：“棠棣之华，鄂不烨烨”?中取“鄂不”二字“花跗朵”之义，由此，华山又被称为“华不注”山。北魏郦道元曾在《水经注》中用“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月点黛”来描绘华山独特的地形外貌。唐朝李白也曾赋诗：“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来赞颂华山的秀美。然而，郦道元和李白对华山的描摹只停留在文字层面，无法将华山的具体样貌直观地呈现出来，所以能使人对华山有视觉观感的是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
　　《鹊华秋色图》是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的画作，展现的是华山及周边的秀美景致。时至康有为游览济南时，华山以其独特的景观赢得“城宜移都会于华不注前”的赞誉。然而，由于历城华山与“西岳”华山字形相同，其光芒便被中外闻名的“西岳”华山所遮蔽，这也是导致学界对历城华山关注不够的重要原因。
　　尽管历城华山远没有“西岳”华山有名，但是它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作为山东省济南市历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山（下文均指历城华山）文化不仅肩负着构建山东省地域文化研究体系的社会责任，同时还具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优良美德的历史使命。
　　一、中华民族“孝”文化的记录者“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是中国人民历经千百年的时间洗礼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中国家庭得以维系的基本道德准则。《诗经》中出现了“率见昭考，以孝以享”的意识，当然这时的“孝”侧重从原始劳作的层面对祖先进行祭祀，为的是祈求祖先能保佑现世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到了西周，人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已经不再像尊祀“图腾”一样只有畏惧感，还滋生出一种对已故亲人的敬仰和怀念，而“孝”也就从西周开始出现奉养父母的意思延展。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孔孟从“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逐渐明确了“孝”的具体指向，将“孝”设定成宗法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尺，即“孝”从一种模糊的思想意识真正成为一种拥有具体要求的文化体系。
　　华山，作为山东省济南市的文化地标，千百年来审视并记录着山东大地上的文化动态。现如今的华山还存有许多文化古迹，而孝祠便是众多古迹中最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
　　在孝祠的西侧，供奉着孔子的高徒闵子骞，他的德行与颜回齐名，是七十二贤人之一。闵子骞为人极孝，曾被孔子赞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间。”而“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间”的孝行来自“鞭打芦花”的故事。闵子骞自幼丧母，其父随后给闵子骞娶了一位继母，不久继母为其父生下两个儿子。正可谓“血浓于水”，继母自然会对自己亲生的孩子疼爱有加，对毫无血缘关系的闵子骞大为冷落，甚至常常趁闵子骞父亲不在场的时候虐待闵子骞。冬天临近，继母为自己亲儿子缝制棉衣，填充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棉花，而给闵子骞做棉衣时却往他的衣服里填充了满满的芦花。闵子骞穿着芦花棉衣送父亲外出时，因饥寒交迫无力驾驶马车而导致马车滑倒。父亲误以为闵子骞偷懒耍滑便喝斥鞭打他，结果抽破其衣见到露出的芦花时，父亲才恍然大悟并决定休掉其继母。当闵子骞得知父亲此意时，便跪在地上恳求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于是，在闵子骞的央求下，他的父亲放弃了休妻的念头，他的继母也因此痛改前非。后来，闵子骞因“鞭打芦花”的故事被西汉刘向在《孝子图》中命名为二十四孝子之一，而后人却根据这一个故事改编出戏剧《鞭打芦花》，来宣传闵子骞的孝行。在山东济南，人们为了纪念闵子骞直接将一条道路命名为“闵子骞路”。
　　尽管闵子骞和“鞭打芦花”的故事已经距离我们当今的时代十分久远，但是这种“孝”文化背后的普适精神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华山上的孝祠就如一块德行的丰碑，上面镌刻着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记录着中华民族“孝”文化的道德范本。
　　二、中国人民“忠信”品质的书写者同“孝”一样，“忠”和“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往往被连用为“忠信”。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忠”和“信”同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如果说“孝”在孔子的理念建构下升格成一种文化体系，那么“忠信”在荀子时便跻身进入全民道德的参照序列。在孔子孝道观的基础上，荀子结合自己的认知提出“子从父命，孝；臣从君命，贞。”也就是说，如果“孝”里的服从意志是“子”对“父”性质的，那么“忠信”便倾向于“臣”对“君”。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华山用亲历者的身份为后世书写着中国人民“忠信”品质的历史。
　　在华山的华阳宫西侧，是两进殿院组成的关帝庙，里面塑有关羽的雕像。在关羽两侧，塑有青龙偃月刀和印玺，分别代表武力和权力。关羽是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单枪匹马护送长兄刘备家眷从许昌前往河北，途经五道关隘，力斩孔秀、韩福等六员曹将，最终与刘备、张飞兄弟团聚，这就是历史上“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也使关羽化身为侠肝义胆、信守誓约的英雄，被人们尊称为“关二爷”或“关公”。而关帝庙出现在华山，足见当地百姓对关羽“忠信”精神的敬仰与珍视。事实上，在华山上，体现“忠信”品质的除了关帝庙，还有忠祠。
　　忠祠，位于华山四季殿内东侧，和西侧孝祠相对，里面奉祀的是逄丑父。之所以用“忠”字命名祠堂，与发生在华山的“齐晋鞌之战”有关。这场战役被《左传》记载，又名“鞌之战”：公元前589年，晋国的执政卿士郤子为报齐王戏辱之仇，借鲁、卫求援之机，发兵攻齐。主战场为鞌，故史称“鞌之战”。在这场战役中，齐顷公与晋郤克在华山脚下血战，后来齐国败绩，晋军绕着华山追了齐军三圈。齐王齐顷公乘坐的战车被树干绊倒，危难之际骖乘逄丑父为保护齐王，与齐顷公换了衣服和位置。当晋国大将韩厥追杀将至时，逄丑父趁机以齐王身份命令穿着骖乘服装的齐王去华泉取水，而自己驱车向前引开韩厥，给齐顷公争取了宝贵的逃跑时间。于是，逄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舍身救主的英勇行为被后世铭记，而这也正是华山“忠祠”建立的初衷。
　　不管是关羽还是逄丑父，他们都是“忠信”精神的践行者；不管是关公庙还是忠祠，都是华山对中国人民“忠信”品质坚守的证据。在这种世代相传的“忠信”奉祀中，华山人民逐渐形成忠义守信的禀性，而这也正是山东人民最突出的精神品格。
　　三、中国传统文化“兼容”思想的承继者在济南，有句俗话：“来济南到华山，华阳宫的神仙最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华山的华阳宫齐聚了各路神仙。华阳宫坐落在华山南方，它占地三万多平方米，由十几处庙宇组成。由于秦汉之际帝王封禅大典之需，济南地区遂成为道教圣地。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山东巡抚袁崇儒改建为崇正祠，而万历年间仍改称华阳宫。作为济南市最大规模的古建筑群，华阳宫有“济南巨观”、“历下胜景”的美誉。然而，除了景观引人入胜之外，华阳宫还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俗宗教文化底蕴，它不仅仅是百姓为生产劳作祈福的神像宫殿，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情怀的承继者。
　　回到上文提到的关帝庙，关羽因“忠信”之举被中国百姓奉为神明，而当宗教兴盛起来时，关羽又成为各种教派的护法神，与儒、释、道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华山上的关帝庙，之所以在关公两侧塑有青龙偃月刀和印玺，是因为取了刀代表武力、印玺代表权力的意思。由此，久而久之，关羽从“忠信”的化身逐渐演化成武力、财富和官相的神灵。然而，重点是儒释道三种不同文化居然可以在关羽这个人物身上找到相互融合的契口，这足以显示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内化能力。而在华山上，真正能体现儒释道三家文化汇融的是三教堂。
　　三教堂之所以叫三教堂，顾名思义是因为它是儒释道三种文化首创者的集聚地。堂内有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的塑像，三位文化鼻祖被同堂奉祀。而三位先祖之所以被奉祀在同一堂内，这一设定就说明三种文化并非绝对相悖。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儒家思想不断吸收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教义相互沟通、教规互相借鉴的趋势。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道观弟子和佛教僧侣不再因理念上的对立而相互敌视。于是，在道观中逐渐出现佛家弟子、儒学教徒的踪迹，三种思想逐渐打破隔阂趋向一统。
　　除了华阳宫、关帝庙、三教堂这些由不同文化融汇形成的祠堂之外，华山文化展现兼容并包特质的还有棉花殿。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人文景观，也是华山独有的文化古迹。与其他庙宇相比，棉花殿面积很小，里面奉祀着名为“棉神”的神灵。因为棉花殿唯华山独有，所以并无文字可考。就神殿名号推测，这可能与当地棉花生产有关，其中供奉的棉神是专管棉花的神灵，所以棉花殿是棉农自发组织兴建并命名的神殿。虽然现如今当地不再生产棉花，棉花神殿香火不旺，但是棉花殿的出现却是华山文化“兼容”思想的有力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