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室内珍藏的10万余册古籍，是一百余年来华师人的积淀和传承，从最早的文化公书林到现在，见证了学校的历史变迁，一册册线装书，一张张泛黄页，沉淀着文化，发酵着岁月。一如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刻本《文章辨体》，至今已有552个年头，是全馆所藏文献中“最年长者”；明崇祯年间刻本《古周易订诂》、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周易辨》，均为目前国内孤本；中国早期的“百科全书”《汉隽》、陈诚的日记和书信、钱基博先生一生书本珍藏、大量珍贵的近代西文图书，折射出当时外国人眼里的中国……
悉心保存 造福后辈
如今已经从古籍特藏室退休的张晓明回忆说，解放初，老一代的图书馆人为了不断扩充馆内古藏，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遗留在民间的珍贵古藏。“汪大邦啊，那可是文华图专出来的老学员，科班出身的。”张晓明说。上世纪50年代，就是汪大邦在汉口的一家旧书店发现的这一册线装本《中华民国宪法》。因民国历史较短，留存下来的《中华民国宪法》数量极少，它对国家宪法制度、领土、主权及疆域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对于现在的民国史研究，《中华民国宪法》可谓是无价之宝，可谁能想到，当时这本书只值七毛钱。
　　张晓明告诉记者，当时图书馆有专门的“采编部”和“采访部”，采购各类古藏，走街串巷地去访求古藏，最后整理编目。由于那时交通不便，信息渠道不广，对古籍有一定评鉴能力的人才不多，老馆员们只能靠自己亲自去一个个打听，登门拜访去求古籍。
　　众多珍贵文献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经历过不少曲折。文革初期，有人曾想闯进图书馆查“四旧”，当时的图书馆负责人当机立断，联系了学校修建部门，将书库5个入口中的4道门垒上双层砖封死，把门全面遮掩住。此后，包括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内，谁也无法进入书库核心收藏地带。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用砖封死的入口才逐步打开。珍贵文献便这样逃过一劫。
　　不光是收集的过程十分艰难，如何保存也是个问题。现任职于古藏室的陈春玲回忆说，当时图书馆还未迁址时，古藏室位于科学会堂后面逸夫楼里。武汉的天气变化莫测，但古籍保存却要求恒温恒湿。“古籍特藏室是全校第一个安上空调的，而且是24小时。我们人都还没用上空调的时候，古藏就先用上了。”陈春玲说着就笑了。
　　当时在逸夫楼里，古籍室就选在靠南向阳的地方，而且为了除虫，以前每到夏末秋初，图书馆就会进购大量的樟脑丸放在古藏室的各个角落。“樟脑丸对人体是有一定损害的，可没办法啊，那时条件只能做到这样了。”陈春玲说。后来条件好些，馆员们选择借鉴古法，在书页里夹红丹纸，这是一种事前侵泡过防虫药水的红色纸。除了这些，馆员们还会用特别的函套或木箱密封古藏，以便更好地保存古籍。尽管条件艰苦，可前辈们依然用他们的辛劳和妙思将这些珍贵古籍保存了下来。
　　到了现在，所藏古籍有许多可以在特藏阅览室里阅览。为了尽量减少对古籍的磨擦、损伤，每张桌上都铺有软膜；古籍的取、放，均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操作，而且读者需戴手套翻阅，用图书馆发的纸签当书签，决不允许折角以做记号；读者做笔记必须用铅笔以免墨水蹭到古籍；必须整函查阅，不能折成单本；不可静电复印，特殊情况下可摄影复印……无论是读者还是管理人员，都默契地劳心费力，希望将古籍的生命尽可能延长。
　　
书不在藏 而在分享
钱基博将自己毕生所藏悉数捐赠于华师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子孙将来如果想看这些，可以到图书馆去看。如果他们不读书的话，也没关系，还会有更多的人去看。目前古籍特藏室里有一大批珍贵的文献就是当年钱基博老先生所赠。这些书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在老先生的整理下已成体系。可以说，老先生是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捐了出来，直接改善了当时华师古籍特藏还较贫乏的处境。
　　陈春玲提到一本日本版古籍《和名类聚钞》。这是当年同盟会成员程逸滨在日本留学所得。程逸滨也为华师捐赠了不少书，而且他与钱基博也颇有渊源，在钱基博的自传中就曾提及，程逸滨写信表达过自己的捐书意愿，而这也影响了后来的钱基博。钱基博又带动了自己的好友张舜徽，促使张先生将自己的藏书一部分捐赠给湖南图书馆，一部分留在了执教多年的华师。
　　从文华公书林与华中大学图书馆流传下来的西文图书，也是馆藏特色之一。从这些图书中可以看到，清代至近代，除了《诗经》、《道德经》、《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西厢记》、《孟姜女》、《聊斋志异》这样的故事也被翻译流传海外，西方人对中国的论述更是比比皆是。这对研究那段中国历史和世界汉学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在古籍特藏室里，还专门开辟了“民国历史文献特藏”，保存研究余传韬先生近年捐献的一系列关于父亲余家菊与岳父陈诚的手稿。其中还有民国时期陈诚主政湖北期间，他的大量日记、书信以及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来往电文。余传韬祖籍黄陂余家大湾，其父余家菊是华中师大的首届毕业生。余家菊是著名的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思想家，恽代英是他的中华大学同班同学。
　　2009年，余传韬策划、章开沅作序的《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在大陆出版。十余年来，余传韬一直和华中师大保持密切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有意收藏这些珍品，但余传韬对华中师大有一份特殊情感，认为这里古籍的保存条件也不错，于是将几大箱珍贵文献捐赠给学校。章开沅先生说：“余传韬先生的赠书，是在传承前人未完成的事业，这是一种社会担当，也是一种责任。”
　　
华师文脉 薪火相传
文学院的李程老师，他的本硕博毕业论文皆在古籍特藏室中完成，最后均拿到省优秀毕业生论文的荣誉。作为古籍特藏室的常客，他一早就发现了这一座宝库。本科时，临近新年，仍是一趟趟地跑，要读遍明代的宋诗选本，以完成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在李程研究明代王世贞所辑《剑侠传》时，他在藏书中找到了不同时代七个版本的《剑侠传》，就是当时专门研究这本书的学者，都没能够找到如此丰富全面的版本，最后他所完成的论文就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期刊上。
　　选择文献学的攻读方向后，这其中的藏书更是让他感受到如鱼得水的乐趣。看朱彝尊的作品，就把所有刻本一一找出。因为时代不同，序跋文字、版刻行款等都有微妙差别。有的刻本受清代禁毁部分诗文的影响而不全，又可在另一刻本中找到。偶尔查阅到的书籍是来自钱基博先生的捐赠，看着钱基博留下的藏书印，仿佛隔着几十年而神交。特藏室中还有从台湾漂洋过海而来的影印版《四库全书》与大陆整理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私人藏书注定不可能保存规模如此之大的一批书籍，这对于古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的学生来说，足以令人如获至宝。待他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完成博士后科研工作回到文学院任教后，便极力推荐学生去古籍特藏室多多读书。
　　2010年，我校以丰富的古籍收藏入选国家第三批“古籍保护中心”。其中《汉隽》等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1年新图书馆投入使用，以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与标准来建设我校古籍特藏室。和以往相比，首先在馆藏环境上，整个古籍特藏室装修古色古香，并配置有恒温恒湿空调、除尘除虫设备，古籍的收藏与保护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其次在管理与服务上，相较与以往仅限于开放阅览，新成立的古籍特藏部着力进行古籍特藏的清理揭示、数字化及宣传推广，使古籍特藏的利用更为便利。同学们提前通过检录书目，经由管理员即可在特藏室阅读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学术研究。
　　而在古籍特藏的数字化工作上，古籍特藏部的杨毅介绍说，从2011年开始，我馆便加入了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并与2012年完成了7000余册古籍的数字化工作。2012年通过参与支持“荆楚全书”项目，完成了《湖北丛书》、《湖北先正遗书》的数字化。从2014年，图书馆每年都要向学校申请古籍特藏数字化的信息化项目，在学校信息化经费的支持下，完成了20余种解放前报纸的数字化工作。今后，图书馆将继续以信息化项目为依托，积极向学校申请经费，力争逐步完成我校所有的古籍特藏的数字化工作。
　　对于古藏室的未来，杨毅说，古籍特藏以其珍贵性、不可再生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高校这样的学术机构来说，“古籍特藏要收藏好、保护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好。”而作为图书馆来说，“应该要为读者与古籍特藏搭建好利用的平台”。
　　杨毅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年里，完成所有古籍特藏的数字化，同时以信息化的平台为依托，建设华中师范大学古籍特藏数据库，在古籍特藏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让师生可以随时随地浏览、下载所需资源。
　　采访期间，记者发现，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也能在这一本本的古籍中“寻得”。翻看历代图书馆人在上面的印章，从文化公书林，到华中大学的红章，再到后来的中华大学、中原大学的借书卡。这些古籍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历史，更是华中师范大学跌宕起伏却又壮丽美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