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主要谈一点点国学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以及国学在当代所起的作用———养育心理的作用，传统社会、国家治理中的经验，以及国学在民间复兴的意义等等。
　　国学涵义博大精深什么是国学？国学和文化软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人心的安定是一个什么关系？关于国学，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定义，因为国学非常庞杂。过去流亡在日本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他们所定义的国学是“一国之所学”，那么“一国之所学”就非常芜杂，等于没有定义。我们现在讲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通称。国学是不好定义的，让它形成一个学科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太大，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天地数医文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思想、宗教、政治伦理等等，都可以在国学这个范围之中。
　　大致上我们只能分为多少层次来讲国学，比方说第一个方面是常识层面的国学（称谓、谦辞的问题）。国学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今天充斥我们银屏一些电视连续剧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所写，其中很多基本的称谓、谦辞都不会用。比如说有的电视连续剧，某某领导和他的下属讲：“晚上你到我的府上来。”怎么敢称自己家为“府上”呢？还有很多谦辞，有一些还是要讲究的。比如说一封信什么时候该提行，什么时候该顶格，写到“令尊”
　　“令堂”“令兄”这些尊称时要提行，或顶格、空格。
　　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常识，国学的常识性简单层面。
　　此外就是国学的学术和记忆层面，比如说文化遗产的保护、地方文化（徽商、徽学、徽式建筑等）、民间技艺、地方戏、文史哲基本的学术问题等属于比较专业的层面。第三个方面是现在所提倡的国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做人的道理、做事做人基本的人生价值与操守、安生立命的人生意义。最后一个层面是“国魂”、“民族魂”。
　　在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侵略和民族危机时，一些文化前辈是从“国魂”、“族魂”这个层面提出的国学概念。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意识也非常的重要。
　　国学内核精神价值那么国学的内核呢，应当还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些根本精神和根本价值。章太炎先生认为，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源泉。显然，在当今竞争的时代，光靠国学是不足以立国的。但是我没有听说国学不兴起，国家能够自立的。我听说过国亡而国学不亡的，但是我没有听说国学先亡而国家还可以成立的，今天国学没有兴起的话将会影响到国家的存灭。他是把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体例看成有着生命攸关的关联。
　　今天讨论的国学根本上还是要强调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本精神。邓实先生讲：“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所以我们君子生活在这个国家要通晓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爱其国也要爱其学。这是邓实先生当时在日本流亡时所强调的内容。在国势日颓、民族危亡之际，人人自私，他提倡国学，是面对东西方列强的挑战以及清末国势日颓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
　　梁启超先生早年一贯地提倡引进西学，用新闻纸很快地把西方的一些东西介绍给国内。后来，梁启超感慨：“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他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我们讲国学的一些背景，他说我们不能从盲目的崇拜古人转向盲目的崇拜洋人，以为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是糟粕，中国并不是百事不如人。
　　我们讲国学是一种开放的国学，讲儒学也是一种开放的儒学。相信国学作为国学、儒学作为儒学，如果真有生命力的话，就不怕挑战，就不会不是开放的。僵化、保守的这些东西，自然会代谢。国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多，从来没有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就会消减。中国文化有融合性、凝聚力，也会消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国学绝不是仅仅等于儒学，儒学只是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儒学成为主流也有相当漫长的过程。汉代到董仲舒时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到汉武帝以后的时代并没有“独尊儒术”，也没有“罢黜百家”，因为百家都在起作用，朝廷没办法“罢黜百家”。其实在汉武帝时期也没有真正做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有一种学说是没有办法的。汉代的《盐铁论》这本书，代表政府的法家强调行政效率、盐铁的官营，乃至于后来一直都是盐铁的官营；而儒生所主张的是盐铁的私营。这本书表示朝野在论战的过程中，当时的政府并不是按照儒家思想来治政的，它还是法家的一些因素，强调效率主义、集体主义，强调整体国家专制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它对民间社会是打压的。儒生、贤良文学是强调保护民间空间，种族、亲情都是一种自我保护。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儒释道诸子百家，政府不断地吸取，在吸取的过程中，互相借鉴。
　　我们提倡国学和吸收西学并不矛盾。陈寅恪先生在给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写的鉴定书里面强调“一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这是前辈学者的一些包容性的智慧。任何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因为任何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现代性的因素。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积极地输入西方的外来学说；一方面，要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生成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会的越深，发掘的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就越丰厚，就越能够吸纳外来的文化，越能学习西方文化至臻。假如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一个真正的体验，我们怎么可以去拥抱其他的文化呢？所以学习国学重要的是把握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即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国学作用鉴古明今现在国学有很多乱象，风水的国学、敛财的国学等等，五花八门。有人提倡恢复古代的某种教，提倡实行通儒院。在现代化走向中，要想复兴国学、儒学，主要是把国学的精华即国学真正能够养育人心的东西来适度的学习与体验。要想完全地回到传统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是流动的。
　　大体上说，我们现在希望通过“四书”等国学经典的教育来了解一点“仁爱”。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仁爱”，就是重民本，崇正义等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四维八德这些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也是老百姓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的常行之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夫子所说的“仁爱”即博爱与其他文化中的“博爱”进行对话。所以说，在文明的交流中，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撒切尔夫人与克林顿夫人曾嘲笑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事实上，过去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对西方乃至世界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反省自身，不能以一种类似暴发户的心态去进行文明之间的交流。我们一定要调节自身内在的核心价值，用自己的理念跟别人对话。
　　在宋代以前，中国呈现为上下层对立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在“五经”里面，宋代朝着平民化转变，这就需要一些价值理念的塑造与凝练。因此中国的文人将“五经”的传统转化为“四书”的传统，把周孔并称转化为孔孟并举。宋朝就是这一转变的分界线。这对文化的下移起了很大的作用。宋至清代，知识分子再次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再次下移至农学读物，其中糟粕并不多，主要用来教育孩子们做一个文明人。所以说，国学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相通的，也有很多平民性的东西，比如乡约，族谱等。
　　戏文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种途径，也成为了一种伦理学教材，由此，中国文化中的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等价值观念也深入到了老百姓的心中，慢慢成为百姓日用的价值观念。比如孔子，关公，都是渗透到民间的一些小传统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圣人源于众人，中国文化也是具有草根性的文化，这些人还是能够养育我们的心理的。所以说，我们所讲的国学并不是离开市民生活的。
　　人有“气象”一说，儒家中的“气象”指的是“容色”。同时儒家也很注重礼仪、穿着和“容色”，所以孔夫子讲：没有所谓的儒服。孔子否定有固定的儒服，但他同时强调，“礼”对人的生活习惯和对别人尊重的习惯很重要，这也包含我们所讲的“容色”和“气象”，不要傲，不要暴，不要怠。当今网上有我们所说的暴戾之气，孩子们胡乱发泄。发泄一下是好的，但荣子格言里面讲对孩子“气象”的培养不要有傲慢之气，暴戾之气和怠堕之气，应该是和颜悦色的，闲适的，庄严、庄重的。这样就是在以国学的思想教育孩子。当然，其他文化中教育孩子的方式都是可以与之互通的。有些事情是在不经意间教育人的，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曾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在其中运用儒家思想中的待人接物之道团结了其他代表。这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诸子的家训其实有很多东西包含着公德，比如对师长的侍奉，与朋友相交的性德。古代的东西方一样，朋友之间要讲信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山西票号通行，是金融上的突破，靠的也是信用。尊重老人，爱护幼儿，有德者吾必尊之，不肖者吾必远之；别人有小过，我包容他；别人有大的错误，我们要以礼晓谕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损人利己，不要嫉贤妒能。对鸟兽草木都要关爱，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患难不可不扶。
　　我们很难说儒家的教育，朱熹家训的教育只是讲私德的培养，这里有大量的可转移为公民社会公德的一些因素。譬如诸上所讲。而且不能把私德和公德完全对立开来，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和老百姓的生活，由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积淀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与伦理共识。它是维系社会人心信仰的系统，这些信仰系统在伦理共识之中。如果这种伦理共识坍塌了，再多的法律也不能起作用。
　　我们不是违法主义者。尽管我们讲法律社会、法治社会，这些东西要是缺乏了就不行。西方是法治社会，但是西方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作用，没有宗教性的一种信念信仰，没有伦理共识，没有文化认同，西方的法律也会坍塌。我们现在制定的法越来越多，钻法律空子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所以老子说：“法令之上，盗贼多有。”实际上，法律很重要。另一方面，法律它也是需要一些宗教伦理、社会功德等等加以配置。
　　前面说到过普通老百姓对仁义五常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佳木斯市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一辆车失控了，她冲过去救孩子、救学生，那个时候她是不假思索的，是良知在当下的呈现。所以王阳明为什么讲知行合一？危急时刻不假思索，没有办法思考。我们中学的时候读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在最后的几十秒中，他想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五星红旗，看到了五星红旗，听到了迟到战鼓的声音。其实欧阳海在一刹那之间，什么也没有想到，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就只是像这个张丽莉一样，勇敢的冲过去，这就是良知当下的呈现，这也是北京大学我们已故的老牌的伦理学家冯定先生说的，正义的冲动。今天还存在着这样的人物，比如说湖北的信义兄弟。哥哥在年前想把筹的三十万元钱赶快送回湖北，从北京出发，结果出了车祸，哥哥嫂嫂和三个侄儿侄女都去世了。弟弟回来以后，来不及料理后事，就和他的妈妈一起赶快筹钱，把农民工的钱都给偿还了，然后才来料理哥哥嫂嫂的后事，这是感动中国的人中的一些老百姓的子弟。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五常的价值，它恰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文化土壤，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软实力。其实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仍然信奉的是五常、八德。当然它们是经过时代的转化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五常之德，仍然可以滋润一个社会，化为孝敬父母，对人类、对国家、对社会、对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诚实守信、礼貌待人、言行一致，仍然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大体说，我们并不是掉书袋的东郭先生。我们今天讲孝道，是在现时代高龄化的中国社会、现代社会下讲孝道。但是，高龄化社会下的孝道是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来料理好。社会学家讲，新时代的孝和旧时代的孝不一样，但尊重老人的精神是一样的。在新时代怎么样来共同的保护或者说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安养老人的问题，关怀老人的问题等等，它还要调动社会义工帮忙，像台湾的慈善功德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做的很好。
　　所以包含孝道，仁义忠信在内的这些德行，在现时代，是要进行一些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的，我们今天要创造性的来整合、发展我们的文化，一定要有文化的自觉，善于祈祷，善于整合来发展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而五常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土壤，包括礼义廉耻、四门八德。每个人总结的不一样的，像孙中山先生总结的文化，讲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中山先生认为这是总结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点，所谓讲是国学也好，尽管它的内容很庞杂，我们抓住的还是这些安顿人心的、或是社会交往的一些目的，一些价值。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
　　孟子讲，良好的教育才能使老百姓心悦诚服，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执政者如果不注重教育的话，上无礼，下无学。所以养民富民、安顿老百姓生活的基础，是要以仁政与土地制度为保障。政府要给十八岁以上单独离户的农民百亩田。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就发现了很多契约，是当地政府给老百姓的一种田地契约。这些田是政府分给老百姓的，所以，执政者有两条义务，一条是，给老百姓以土地等；第二条就是要使老百姓受教育。这是基本温饱之外还要有教育。这是我们中国人治世强调的第一点。用强力来整合这个社会，那么老百姓懂得羞耻感，有羞耻感大家就会归附于你。
　　国学复兴创新发展理学是提高我国国民文明程度的重要资源，表现为外在的强制性法律，内在的道德自律。道德是一种自律的东西，法是强制我们去做，而理是一种弹性，在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法律之间，有社会礼俗，有很多成文和不成文的规范。新时代的理义文化也非常重要，在各个社区各个乡村，推行理对于民间的和谐性非常重要。
　　过去的理还需要法。过去是明德慎法，德主形辅，一旦有法，赏当毕其功，行当其罪，执法必细，司法必平。中国的司法传统也是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但是全人类的司法传统都是过去刑很重，后来废肉刑，再后来慢慢的文明化，司法历史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孔夫子说的子谓夫语，夫谓子语，孟子说的舜、大舜，他其实强调的是亲情伦理的保护，保护他并不就是私，相反，私即使是私人空间也很重要。私人空间的保护恰好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如果没有私人空间、私人记录、没有私人结社的自由，那不能叫民主社会。我们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文革，我是经过文革的一代，1965我高中毕业，文革爆发，那时我们所有的中学生造反，越低年级的人越道义，越高年级的人越规范，那些打人杀人，让老师剃阴阳头、暴晒的行为等等，基本上都是那些初中生，骇人听闻。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号召亲人揭发亲人，这是不隐，隐是不当众揭发你的父母，这在儒家文化里面非常需要剥离，孔子和楚人辩论的时候，他强调保护私人空间亲情的重要性。
　　1949年，我国刑法把互隐条删掉了，鼓励告监。2007年我起草了一个这样的提案，和人大代表彭教授提，后来高法、高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咨委会接受了我们的提案，并给我们回了信。在11、13年修改的刑诉法中补充了这些，允许呈堂证供的时候采取互隐制，这已是一大进步。西方价值不是简单的包庇不正义，大的环境下看个体、家庭、亲情是需要保护的，法律条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然而1949年我国的刑诉法，革命法大量鼓励告监的东西还在。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它一定要扩大社会空间，强调社会制止。古代社会的庠序之教、群众性的祭祀活动、理义的活动、相约、也就是民间制止。
　　大体上，社会是由血缘宗族式的自然团体，以及家族以上的一些公共性的教育机构，以及民间的一些相约，亦庄来调节治理这个社会的，空间是很大的。范仲淹的义庄，儒者在传统生活中的表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大社会。它的管道很多，宗族，家族，相约，义庄，帮会，行会在近代转化过程中变成商会龙会工会为载体，他以一些民间的活动，春社活动，靠中间组织的力量，协调一些关系。民间制治的成分、能人很多，空间比较大，这是传统社会中间管理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另外就是道德教养中民间信仰的培植。董仲舒强调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师生、宗族、空间的一些作用，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的作用，信仰是积极层面的。
　　民间自发兴起的国学热、儒学热已经有很多年了，至今不衰，但也有鱼龙混杂，受到一些“赚钱风水的国学”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一直是向善与向上的。城市的社区儒学，民间儒学，企业儒学，乡村的儒学都取得可喜的发展。例：四川大学的儒学院，舒大刚老师参与了成都荣兴投资有限公司建以君子为文化的小区，以孝、悌、礼、信作为社区的公约；国学院参与的河南省建业创业集团园办了书院，很多老板在楼盘的空间做了一个“本园书院”，名为“国学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社区”；江苏的南通有致知堂，开展蒙学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节日的活动；山东省在孔孟的家乡重建乡村儒学等等。
　　做积极的引导。中国文化的认同成为朝野的一种共识，这不容小觑，就我们所面临的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的问题，大体上都含有民间中华文化的认同问题，这些都需要引导。
　　国学不只是等于背诵，还要与西方文明，普世价值结合起来，我们需要理性化。最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国学，我们也特别强调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个人层面的终极关怀问题。文化认同是要解决社会归属感的问题，伦理共识是按一种信仰生活，真正起作用的约束自我的东西，它的价值来自于生活，精神上的约束。
　　推动国学复兴，要赡养保护民间的良知，法制社会需要文化认同伦理共识，需要这些观念的配合，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学这样的软实力的支撑，人类学家发现，勤俭持家，敬业奉献仍是我们经济起飞的文化资本。
　　总体来说那些安身立命之道，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还是有一些普遍性的。因此中国需要向各民族优秀文化学习，重建中华文化，同时也要调动本土文化的资源，进行创新与发展。不能过分迷信儒释道资源，因为它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只能调节一部分的问题。
　　国学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我们要创造性的重建转化传统文化精神，注意含设现代型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引导世俗社会中个体价值的迷失，要坚持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