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从严治党战略十分重要。第一，它抓住了核心问题。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迫切需要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身建设的强弱直接关涉到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它是一切稳定的柱石。六中全会的召开，第一次把从严治党上升到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实施，它的确给了我们新的安全感。第二，全会系统地提出了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既有新的制度安排，又有可操作的纪律章法，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决心、恒心和信心。
　　值得重视的是，全会在客观分析这些年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深刻地指出了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为什么会发生动摇？这是新形势下从严治党最大的难点和焦点问题所在。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货币化生活世界里，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党员极易变味、变质、变性。
　　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由现代性的生产时代转向现代性的解构时代，个人对社会行为的思辨的偶然性下降，社会意识的离散度和异质性凸显。对理性主义传统的质疑和对多元性、不确定性的关注，使得执政党具有的精神特质极易走向萎缩或蜕变。二是作为社会的市场和市场的社会，世俗化的资本逻辑已转向利益多元化的组合行为，它客观上已全覆盖社会政治体系和社会关系系统。极端的利己主义行为和极端的享乐主义的价值偏好像酸一样地腐蚀着社会的每个成员，当然也包括全体党员同志。然而，它是党的宗旨、党的性质、党的目标的实现最实质性的敌人。三是经济社会的总特征已从过去的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在新媒体的驱动下，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极端消费衍生出极端享乐，使得人的生活去中心化，生活的意义更多的是趋向“瞬间感觉、技术游戏”，而不是深厚的历史精神的绵延和传承。如此生活世界若没有崇高的精神对物质的自觉整合，共产党人的生存只会走向麻木和衰亡。
　　应当看到，在今天货币化生活世界里，货币的交换过程，被看成是所谓“超现实”层面上的一种符号运作过程，它客观上促使货币不经意地把世界重新分类，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它导致了人们现代生活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社会加速了被世俗化倾向，人们通过交换、所有权、个人自由、贪婪、挥霍、生活风格、文化等，能够充分感受到货币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大的享乐空间；同时，货币对现代人性的改变和侵蚀的事实，使我们至今无法消解类似马克思当年对货币、资本所持有的忧患意识。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三大理论命题之后，在一百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游荡在现代性时空背景中的拜物逻辑的幽灵，始终成为真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思想家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议题。
　　因此，生活在如此世界中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需要认真反思如此矛盾问题：如何适应现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至于被货币化生活价值观念完全替代或消解了党的宗旨和原则。
　　应当看到，人的价值被物化和量化，一切都成了可让渡的商品，货币在全社会似乎拥有完整意义上的可通约性，这种通约既是历史的进步，又是人类的不幸，它用“存在的有价”超越了“存在的无价”，精神在货币面前不可与物质同价类比；“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尺度本身也被还原为物，并可以被让渡了。实际上，人的价值有着比货币价值更为丰富、更为广阔、更为闪光的内容。人所持有的超然的精神境界、人对崇高的追求、人对生命的完整感受、人的纯正友情、人的德性修养、人的心理环境的净化、人的高雅气质和良好素养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人追求健康享受的重要内涵，也是货币价值难以通约的领域。
　　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在财富增长后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就必须在如此生活世界的环境中，保持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精神，必须要有“超越物我，实践目标”的崇高精神境界。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而展开的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执政党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