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财政和金融专业1979级收了多少人？
　　答：1979级一个财政班，一个金融班。我们2个班，每个班40人。
　　问：现在班上的40个人里面，在中国的财政金融领域是有一定名气的。
　　答：那当然。毕业后，我是到了国家审计署，是班主任老师帮我选择的。而我们班是财政专业，所以班里同学毕业后绝大部分都在财政系统工作，当初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是1962、1963年出生的，现在这些同学都是财税部门的领导。
　　问：在财大四年的学习当中，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对后来比较有用的课程是什么？
　　答：那时上海财经学院刚刚复校，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对财经学科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成天提倡政治挂帅，财经学科是被否定的。我听说上财几上几下，没有形成很好的学科体系。那时在学校里学习，主要是系统地提供给我们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基础教育。另外，像统计这类的基础学科作用还是很大的。直到今天，我觉得我能用的就是这些东西。至于那些专业课程，在今天看来，倒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学科的内容也必须要提高。那时的学科内容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之下的，跟现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所以还是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有用。直到今天，我还经常给我们公司的员工示范怎么样画统计表。这是在财大打下的基础。
　　问：我听说您后来到人行上海分行工作是受到龚浩成老师的提携？
　　答：对。我入校的时候，他是我们财政金融系的党总支书记；我毕业的时候，他是我们学校副院长。因为他是我们系的领导，我是学生骨干，是班长，所以交流比较多。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作为当年的优秀毕业生，代表全校的1000多名毕业生去讲话、发言。我印象蛮深的，对于我的毕业分配去向，龚浩成老师找过我，建议我留校，我不愿意。当时改革开放搞得一片火热。人说三十而立，我都28岁了，所以我天天盼着想迈出学校大门。
　　问：上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摸索试验资本市场，当时证券交易所筹备的时间非常短？
　　答：对，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有零零星星的学者、体改部门也在做资本市场的相关研究探讨。我1983年大学毕业时写的论文就是股份制。建立证券交易所被提上议事日程应该是在1989年的年底，作为当时“六四”风波发生后，中国仍然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开发开放浦东的一项核心的举措。那时我刚从北京调回上海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还是个新人，并没有参与初期的一些讨论研究等筹备工作。那个时候大家认识上的差距比较大，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深远意义，今天回过头来再看，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决策。因为大家要明白，在我们那个年代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比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面都把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罪恶来描述。人们问我说，中国农村改革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城市的改革是从哪突破，我的看法就是资本市场。因为它解决的问题不光是金融问题，还涉及到产权制度，公有制、私有制的问题，分配制度的问题，包括全国性的市场流动。当时我只是觉得搞个交易所买卖股票是个很新奇的事。
　　刚开始筹备证券交易所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一直到1990年5月，朱镕基在海外突然发表讲话说年内要开业。当时我35岁，年纪也轻，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对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领导说，如果别人不愿搞，我可以去搞。人民银行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工作，又有权，又吃香，又稳定，社会地位也高，放掉这些去从事一个完全新的不知道前景的事业，对一般人而言是不太容易的。那时我年轻，又刚调到人民银行，没有那个包袱，特别想做这个事业。别人不去我去呗，挑担子去了。我接受任务是6月3日，年内就要开业。这个事如果放到今天，恐怕叫我去都不敢去！因为你见都没有见过，要搞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清楚，筹备工作就是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开始的。一直到那年11月去香港考察的时候，我很害怕，怕自己搞的不是交易所，那麻烦就大了，回来改也没法改，因为年底就要开业了，真的非常紧张。去看了香港联交所以后，头两天我很紧张，怎么和我们做的东西不太一样呢？香港联交所的总裁袁天凡当时是香港一个很年轻很优秀的人才。我问他，袁先生介绍的情况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他说每个国家的制度是不一样的，证券交易所的体系是不一样的，香港有香港的历史。
　　问：港交所现在也和我们不一样？
　　答：还不一样，它为什么叫联交所？因为他是4家合在一起的，所以受到很多局限。而且那时候我们是搞电子交易，他们没有做这个东西。
　　问：哦，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电子交易系统。
　　答：没有。
　　问：还是喊价的？
　　答：他是个电话议价系统，只是报价不是成交系统，他是报价不成交，然后你根据价格议价，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我们听不懂。
　　问：那你们靠计算机来做这个，最早是怎么想的？
　　答：完全是我的主意，是我拍的板。
　　问：太神奇了！
　　答：是很神奇，大家从筹备定规则，到最后确定交易该怎么做，看电视里面说是口头竞价，上板去写，还有书面报价，还有电子撮合。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呢？当时我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每天统计国库券的交易。要交易柜台上报数据，然后噼里啪啦打算盘，连计算器都没有的，全是靠算盘。那时候做一个月统计、日统计麻烦得很。有一日我碰到了财大的朱快蕾老师，她原是基础部的，教过我的课，我就问她现在在哪工作，她说在信息系，我就问什么是信息系，我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系，朱老师说信息系就是学计算机的。我就对老师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太繁琐了，能不能帮我们用计算机做一个统计的东西。在当时来讲这就算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了。朱老师听后同意了，组织信息系的几位老师与我进行相关工作的讨论与交流，其中就包括了谢玮和刘兰娟夫妇两个。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偌大的上海，只有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有一台IBM的中心机。全银行系统都在打算盘，那么交易所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股票交易呢？我以前在审计署负责全系统的教育培训工作，那个时候邓小平也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我听说在台湾、新加坡有电子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总不见得从事口头竞价这些老古董，于是我就提出把电子计算机交易作为一个选项来考虑。结果大家全都反对，但是我就认准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是从人民银行借了500万筹备经费，所以我就提出拿100万来探索探索，出了问题算我的。中国证券的电子交易体系就是这么起步的。后来我慢慢总结出，人生———理念的先进是最大的先进，理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当时恰恰就是这种理念发挥了作用，你站在了最前沿。
　　问：我看到是谢玮跟你合作搞计算机交易系统？那时他是在财大做老师？
　　答：对，就他跟我合作。他在财大是助教，他学的是数学，不是学计算机的，他的夫人刘兰娟是学计算机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做这个事情，他加班加点工作，我就在旁边陪着他，尽量去理解。后来我们开玩笑讲过，最懂计算机交易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谢玮，懂得怎么样做系统；一个是我，懂得怎么用。我还经常提出要求，因为最后技术的发展是靠需求来驱动的。所以在上交所的筹备中，采用电子交易系统的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
　　问：是亚洲最早做这个的吗？
　　答：在全球也是最早。这个系统做出来以后，深圳同行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深圳交易所的负责人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就是这么想问题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光是胆子大，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创新意识。这也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不太接受现成的事物，总是想做一些新兴的超前的发展的东西，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很早就把电子系统做好了，开业的第一天就是电子交易。当时我们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个系统，现在开发一个软件没有两年是做不下来的。因为当时我接到这个任务，从筹备到开发这个系统，前后也就三、四个月的时间。后来终于把它做出来了，虽然很小，也不是很完善，但是我们第一天就是电子交易。
　　问：出过问题吗？
　　答：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系统小啊，交易不畅啊，信息传递不灵，这些都有。但真正说出现重大的差错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对此还是很坚信的。所以今天大家讲电子商务对互联网的成就大加赞赏，当然我们肯定这一点。其实大家看，哪怕在全球的角度来看，最早最大的一个电子商务网络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我们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答：1990年的时候上海已经6000个终端同步工作，同时交易。然后全国各地十几个地方还挂了分系统，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
　　问：卫星实现的啊？
　　答：嗯，打包过来的，那时候交易所都是租用卫星转发器解决通信问题，网络可以覆盖全国，远至西藏拉萨。那时候虽然没有互联网，但我们那个时候的技术条件，其实就是用互联模式。所以说中国电子商务最早的应用、最大的应用、最成功的应用首先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后来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拓展？
　　答：后来升级改造都有，这个电子系统最后做得比较成功，做得比较大，像我们的无纸化，把纸质股票全部取消了改成电子数据，没有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包括税务部门向全国上亿的投资人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都是由这个电子交易系统自动计算，自动扣款给税务部门的。直到今天我都可以讲这个话，全世界征税成本最低的税种就是中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财政部门不用派人来管理，一分钱不会少，因为是电子化交易，所有交易的报价、中间的成交啊全都给你计算清楚了。说到这我经常也会很自豪，但一般我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当回事了。
　　问：上交所筹备的过程中除了您和谢玮，还有其他上财人参与吗？
　　答：有啊，比如说刘波，当时是上财金融系的副主任，后来到复旦读博士。他调过来是比较晚了，但是一开始我就叫他一起参与。后来上海交易所的管理干部，主要都是财经大学去的。除了我以外，谢玮是财大的老师，周勤业，后来是财经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俞建麟是登记公司的总经理，一大批上财人。所以上海财经大学在证券界影响非常大，后来我还给学校出资成立了一个证券期货学院，培养人才。我听说那时候招生可热门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谈起来时间就长了。
　　问：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是，人家说时势造英雄，那是时势造就了您这样的英雄，还是你们这些英雄造就了改革开放呢？
　　答：回想这个过程，当年，我们是有理想的、有抱负的，有强烈的愿望想成就一番事业。当年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是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所以我离开交易所之后有好几任，谈到尉文渊的时候说不一样，说老尉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待开垦的处女地，这个社会整体在变革、在发展，作为一代有准备的人，恰逢机遇，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时势和英雄的关系，我觉得没有时势很难成英雄。但是每个时代的时势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个时代和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势是不一样的。现在出了电商的这些英雄，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些东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环境，但是我觉得要成为一个英雄，时势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看你能不能很好地与时势融合。有机会了，你像个狗熊一样，不愿意出去，不敢去闯荡，那当然不可能有成就。
　　问：我觉得可以说您是新中国资本市场的缔造者，作为这样的角色，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看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财政金融建设的影响力和建树，你可以给它做一个评价吗？
　　答：当然财经大学是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我就听一些校友跟我聊起过，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金融系统，很多都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学生。财经大学的专业性非常强，它就专注于财经领域的培养，不像综合大学那么宽泛。这个学校有近百年的历史，真正大规模培养人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所以这些年的累积，学校对中国财经人才的教育、财经知识的普及等，这些影响是相当大的。上财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影响比较大的领域我想就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领域。时任校长谈敏教授曾说过，中国资本市场的根在上海财经大学。
　　问：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
　　答：是影响最大的，因为早期市场的开创者，无论是我也好，还是当时一起工作的好多同仁，基本都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财经大学把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当时经济发展的很多东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问：我觉得这个在百年校庆可以挖掘的。
　　答：确确实实上海财大对资本市场领域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问：听了您从当兵开始到现在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您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从学校到学校这样的非常简单的人生经历，您的故事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不知道您下一步还有没有什么规划？有些人可能觉得到六十岁人生就已经收官了，我想您应该不是这样。
　　答：我现在多了一个任务，我的孩子也长大了，原来我在奋斗的时候他还小，我没想过他的问题，现在我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带出来。他在英国学了10年，所以现在我在有意识地往后退，将年轻人定在第一线。像我这个年龄言退，肯定是过早，如果有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我还是会去追求一些新的发展。现在我更多的是专注于新能源领域。因为我过去做了很多产业，现在把自己的产业目标定在以发展新能源为始。不光是未来中国，我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终极目标来看待。在它之前更多的是跟着商业走，哪个好做做哪个，现在我更多的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和目标，以这个为始。我说以后买车不许买汽油车，只许买电动车；房顶装太阳能发电；我的工厂的屋顶也给我做成金太阳工程；投资要开始去投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开始在做这样一个重大的产业选择，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更有意义，不仅是商业上的东西，他对未来人类社会、环境保护、对后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交代。
　　问：那您也是上财的校董，您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答：学校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那个时候我们刚复校那个惨淡的状况我今天还历历在目，忘记不了。能够发展成今天这种规模，包括今天谈到的学生的来源、师资、教学成就、科研成就，包括学校的建设、硬件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学校几十年的发展壮大，真的是值得为它自豪。我提不出具体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学校按这样发展下去，应该是大有希望。关键是学校要干什么，想要自己变成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我曾经听说过要把它办成类似于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等，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有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发展环境，我相信学校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