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洪吉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受“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么？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一论断的影响，上级领导多次指示：东北农学院要到农村去办学。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刘德本院长等人，认识到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交通、信息、社会服务都很落后的情况下，搬迁到农村对于办学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他们对上级这一要求表现是不积极的，只是组织一个下迁选址调查组，曾对海伦县、笔架山农场、勃利种马场等地进行一番考察，并向省里递送了选址调查报告，仅此而已。
　　1966年5月，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是这场运动中的重灾区，而农业院校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
　　1968年中期，由造反派成立的学校革命委员会及哈尔滨电机厂派驻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按省革委会指示，决定让全校所有人员立即下迁香兰劳改农场。
　　香兰劳改农场位于佳木斯市汤原县松花江畔，包括农场总场及下设的7个分场，原是一座关押改造犯人的农场，因备战要求，在押劳改犯人被全部迁出。学校迁入这里后实行校场合一的运行体制，重新组建领导班子，组织开展农场的生产活动，开展学校与农场的政治运动。1968年，在全国大办“五七干部学校”的热潮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决定在香兰农场六分场办一座学校的“五七干校”，学校的马列教研室、机关干部、各系的政治辅导员、教师等100余人成为干校学员，同时作为下迁香兰的先头部队。当时在主楼用大红纸贴出一张光荣榜，公布了去五七干校的人员名单。什么时间准备好行李，在哪里集合出发，事前谁也不知道，因为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令到即行，谁也不能提困难、讲要求，只能老实照做。
　　到香兰后，我们这批先遣队被分成旱田、水田、畜牧与后勤四个排，按半军事化要求组织劳动与生活。
　　从1968年10月末开始，全校各单位的教职工及69级、70级学生分批去往香兰。广大教职工（包括学校香坊农场的大批职工）毫无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全部被强行迁出哈市户口与粮油供应关系，被迫下迁香兰农场。同时学校教学、科研、生活用的桌椅、实验台、柜、木床、铁床等各种设备、家具从哈尔滨市王兆屯车站被运往香兰车站，4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到处散落着学校的家具设备，损坏、丢失的不计其数，20年建设积攒下的26000余件家具设备到最后只剩下不足3000件，损失数量达87%，让人痛心不已。
　　香兰农场根本不具备容纳如此众多人数的生活及工作条件，到香兰后，教工们被安排住在原来的劳改犯人住过的房间，或者是将四面漏风的空旷库房改做宿舍，屋子两侧用木板搭成连在一起的床铺，中间用半个铁桶扣在砖座上，做为取暖用的炉子，这就是当年师生们住宿和开会的场所。
　　刚到香兰的那年秋天，因农场的劳改犯人全部迁走，5400多公顷庄稼的秋收任务就落到师生们身上。我们农机系所在的一分场是全农场最大的分场，有耕地1200多公顷。师生们白天去地里收割，晚间要开会学习。劳改农场作业的机械化程度极低，水稻、大豆、玉米收割主要靠人力，割倒的庄稼要用马车、牛车运回场院，再组织人员两班作业用脱谷机脱粒。香兰的冬天气温都在零下30℃以下，一天活儿干下来，汗水湿透了衣服，和着满身、满脸的灰尘，个个儿都像会眨眼睛的泥塑一般。回家后没有条件洗澡，就把湿透的衣服烘干第二日再穿。经过这样艰苦不懈的努力，直到1969年春节前，才完成了全部的秋收任务。
　　香兰农场无法满足教职工居住要求，除农场职工腾出的少量住房外，没有其他房源，为安排教职工住房，学校开始筹备自建住房。
　　由副院长张纪光领导抽掉一批精兵强将，组织了一支伐木队，申请到伐木指标后，挺进距农场35公里之外的烟筒山伐木。在场部又建起木工加工厂，将原木加工成板材，再做成窗套、门套、窗、门、房梁等，解决了建房中使用木材的大问题。
　　伐木是一项技术性强、风险大的工作，承担这一工作的教职工从如何使用手锯，到学习使用油锯伐木，学习判断锯一棵树从哪下手、倒向何方，如何把锯倒的树木打枝桠、归堆成垛，再从山上运出来，着实不易，他们克服很多困难，苦战三个冬天，终于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伐木任务。
　　房屋的地基需要石头，学校的“黑帮队”（当时较有名望的教师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而揪入“黑帮队”）承担了采石头的任务。采石要打眼、放炮，采石、归堆。打眼是体力活，先要设计好打眼的位置、数量、深度，然后抡起八磅的大锤打在铁钎上，一个眼要打上几百锤，冬日里的汗水湿透了衣服又结成冰霜，手上不断磨出的血泡结成厚厚一层老茧。在打好的深洞中装上炸药，再点火炸石，十分危险，承担这项工作的干部、教师工作严谨认真，遵规守则，他们顺利地完成了采石任务。
　　学校设计了几种职工宿舍住房的图纸，供各个分场选用并组织人员施工，到1970年，各单位先后建起红砖房，教职工陆续由集体宿舍搬入新居。
　　香兰的日子生活艰苦，劳动繁重，继续办学的出路渺茫，但大家不曾放弃希望，以坚韧、乐观的精神工作、生活。那时我们下田、劳动都要排着队，唱着歌，高喊着“一二三四”，互相激励。记得一日清晨，我们的队伍正唱着歌走在田里的小路上，忽然从地里窜出了一只野狼，众人大惊，狼也被我们呼声吓走，一只被狼咬死、还没来得及吃的狍子躺在地边上。我们见此别提有多高兴了，合力把足有四五十斤的狍子拉出来，派两名同志负责抬着送去了食堂。中午，食堂的同志们做了狍子肉段，那真是一顿难忘的美餐。
　　1969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学校又接收了杭州、上海、天津、哈尔滨的千余名知识青年来农场，参与到我们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中来。
　　在农场的各种劳作中，水田的农活尤为艰苦。例如打池埂（根据地形在水田地里筑起的各种堤埂），五月初的大地刚解冻，就开始在田里用铁锹筑埂，天气寒冷、劳动强度大，时间又紧迫。1970年初，总场和一分场领导决定让蒋亦元老师领军研制水田筑梗机，以减轻师生和知识青年们的繁重劳动并提高劳动效率。早春二月春寒料峭，蒋老师带领许家美、温锦涛等师生背着行李来到总厂俱乐部安营扎寨，开始了筑埂机的研制工作。他们昼夜奋战讨论方案，设计机器，绘制图纸。图纸画出来后找谁去造出来？答案是只能靠自己。他们先制作了放大尺，将展开图放大到钢板上，而后下料，利用一台废弃的锻床龙门架和油压千斤顶，在钢板上一点一点地压弯形成复杂的犁体曲面，不时用三合板制成的样板检测各断面的弧度，就这样，硬是将硕大的犁体曲面加工成符合要求的曲面形状。有了犁壁再加工制造犁梁、支架等构件，一台单面取土的悬挂式筑梗机终于制作完成。当东方红—75拖拉机悬挂着这台自制的单面取土的筑梗机在田间实验时，吸引了众多师生和知识青年前来观看，附近村屯的很多老乡也来参观，只见拖拉机开动，土埂随即成形，高度、宽度和堆土角正合要求，博得人们交口称赞。筑埂机此后在香兰农场投入使用，每小时可筑毛梗3300米，这一成果于1978年获得了黑龙江省科技成果奖。
　　香兰农场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社会服务又十分落后，并不具备办学条件，为了让学校早日走出困境、再寻发展，经多次向黑龙江省委反映情况，奋力争取，几经周折，1974年省委同意学校在阿城县内松花江地区“五七干校”开学，并决定在阿城畜牧场选址建校。东农人又开始了从香兰迁往阿城的第三次建校。
　　下迁香兰是一场时代带来的磨难，老一代东农人励精图治，殚精竭虑20年建起的一座全国知名的农业大学，就这样前功尽弃。花园式的校园主要被省政府的八大局及松花江地区行署占用，各类学校、研究所、企业、工厂、商店等四十余单位也搬进了校园。文革中，全国有近60座高等农林院校下迁办学，仅有包括东农在内的三所高校在文革结束后没能回原址办学，而在其中，东农损失最大、受破坏最重。时至今日，回想此节，仍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忧患催生责任，使命呼唤担当。在劳动繁重，生活艰苦，还不断充斥各种政治运动的苦涩日子里，东农人依然怀着着对国家教育事业的深情和热爱，坚守着对党的事业坚定信念，顽强奋斗、负重前行，走出了一条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不平凡道路，于此绽放出精神之光凝聚了巨大的力量，激励我们在重建中复兴，实现了新的更大的发展。（注：五七干校：“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其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于1979年2月起陆续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