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希运，是余松烈院士在滕州举办的 “五七农大小麦”培训班的一名学员。后来曾担任滕州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滕州是余老师最早进行小麦精播试验的地方，他一直把滕州作为科学研究、高产示范、实验教学的基地。我和余老师从1974年到1987年，朝夕相处12年。
　　在我和所有滕州人的心里，余老师就是一个心里只装着麦子的人。1975年，余老师在滕州办小麦培训班，那时山东农大来的老师比较少，4门主要课程都由余老师一个人来讲。余老师一面为学员们上课，一面和学员们一起探讨让小麦高产的栽培方法。他根据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22个生产大队全面布置了田间试验。他挨个点跑，经常一天跑100多里路，现场指导，现场解决问题。有一次跑点到金朝公社，回来的时候由于跑的路途太长，又顾不上吃饭，当他回到住处的时候，两腿一软，差点昏倒在地，最后在大家的搀扶下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1977年秋播，余老师打电话说星期一要来指导，本来说好我去车站接他，结果前一天的下午，我竟然在路上远远看到了他，他背了一个大包，已经跑了几十里路。后来一问，他说秋播是个关键时期，学校的事处理完了，就提前来了。那时余老师已经57岁了，大家都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
　　还有一次，我陪同余老师到平原县进行春季麦田管理的培训，结果赶车误了点，我建议老师乘坐第二天的车次，可老师说不能让来听我课的农民兄弟们白等。最后只好换成了一列加挂闷罐列车。闷罐车上哪有座啊，人挤人都是站着，最后我好不容易找了块石头才让余老师坐下。
　　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心想：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要受这个罪。然而他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开导我 “一个人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当晚7点半，我们赶到了平原县，县里的领导同志在车站见到余老师时，无不为之感动。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果实，余老师带领小麦培训班学员经过3年试验，终于摸清了小麦高产栽培的规律。小麦培训班，3年来先后为滕县培养了158名农业技术骨干，这些人有的成为农业战线上的技术员，有的成为滕州的农业局局长，有的更是成为了国家级农业研究员。
　　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一生的发展都与老师的培养教育密切相关，没有余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他的工作作风、他的为人，我时时刻刻都在学习。他是一个对农村、农民、农业充满感情的人。余老师从来都是自称农民，与村民同吃同住，关系十分密切，有时候我还担心老百姓们听不懂老师的宁波话，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农民朋友早已经习惯和老师交流了，用老师的话说，他早就是一个说宁波话的山东人。
　　1994年秋种时，已经70多岁的余老师又回到滕州，到20多个村一个一个指导。当来到淤庄镇时，这里的老百姓自发地为余老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在示范田的道路上插了100面红旗，组织了100名小学生手持红缨枪站岗敬礼，乡亲们蜂拥而至，夹道欢迎，大家都口口相传一首打油诗：麦穗沉甸甸，农民尽开颜，教授看上俺，增产不再难。老百姓说的是大实话，因为在余老师的帮助下，滕县小麦在20年间从单产300斤发展到单产上千斤，实现了小麦生产由低产、中产到高产的跨越。
　　滕州的百姓们忘不了那个一起喝地瓜稀饭，干农活的“老大哥”“好把式”，忘不了那位手把手教会自己整地、施肥、浇水，看天、看地、看苗的“大教授”“大专家”，是他竖起了滕州粮食生产发展的历史丰碑。
　　余松烈院士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滕州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滕州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