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非情谊在2000年，中国和非洲五十几个国家在北京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我承担了国家的一个课题。在那一年有非常重要的两件事，一是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二是中国正式地加入了WTO。那一年的十月份，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仪式，有四十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到了北京。当时，西方一些媒体嘲笑我们，说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丐帮大会”。
　　那一年，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刊物，叫做《经济学家》，它在这年的十月份发表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登在这个刊物的封面上，《绝望的非洲大陆》。文章中列举了非洲这块大陆上的所有的让人沮丧的现象———战争、动乱、贫穷、落后、艾滋病……还有很多很多，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这块大陆是一块失去了发展希望的大陆，是一块没有未来的大陆。在西方人将这块大陆视作是绝望的大陆，要撤出这块大陆时，中国竟然在北京大会堂如此高规格地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宣布了未来中国要与非洲建立这样一种全方位的合作关系，这让很多国内外人士都感到奇怪。
　　但是，仅仅八年之后，在2008年，同样是这份刊物———《经济学家》，又刊发了一篇文章《充满希望的非洲大陆》。而且，后面还谈到另外一个问题“非洲的崛起？”，但用了一个问号———非洲在崛起吗？西方对非洲看法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从何而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扮演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角色。现在又过去很多年了。
　　去年是中国外交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年份，我们有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活动，其中的压轴之戏就是在十二月份，在南非的首都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的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然后把它升格为峰会，叫做“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宣布了一个未来三年和非洲54个国家合作的宣言———“约堡宣言”，出台了一个未来三年的中非合作的行动计划———“三年行动计划”。这个宣言和行动计划已经是第六个版本，实施到2018年的时候，中非合作就度过了十八个年头。在这六个三年计划当中，中国和五十几个非洲国家一起合作，改变着非洲大陆的方方面面，使得这块大陆在西方人的眼里重新变成一个充满着希望的大陆。
　　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作用和地位正在发生一种历史性的转变。就是我们由前三十年，或者前六十年、一百年，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一个想要通过两代人三代人两百年的奋斗实现中国自身的现代复兴的一个国家，逐渐转向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改变外部的世界，来推动那些被认为不能实现发展的一些亚非拉最贫穷落后国家的发展进程的国家，也就是将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成为引领、带动、推动世界发展的一个全球性的力量。
　　我去年和教育部国际司司长一起接受非洲媒体采访，谈中非高等教育的合作，非洲的记者问：“中国和非洲的高等教育的合作，难道非洲的落后的高等教育还能和你们合作吗？”我说可以合作，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是中国教育部第一个做非洲研究的长江学者，因为去了非洲的大学留学，后来才能成为中国教育部的一个长江学者，是非洲的大学培养了我，所以我是一个非洲高校的学生。我的老师，云南大学的纳忠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云南沙甸一批年轻的中学生，远赴埃及，在爱资哈尔留学了八年之久。1958年，周总理到东南亚访问，路过昆明时，他就跟纳忠教授讲，我们要跟亚非拉国家建立关系了，你到北京来，建中国的阿拉伯语学科。所以纳忠教授是中国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的创始人。跟他同去的另外一名学子叫马坚，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是第一个把《古兰经》直接从阿拉伯的原始文字转译成标准的现代汉语的学者，他翻译的《古兰经》在世界上被广泛地的采用普遍被认可为最标准的。所以说，中国的第一个的现代的伊斯兰教的研究者、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奠基者是非洲的大学为我们培养的。
　　我们怎么看非洲跟我们怎么看自己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自己是从事非洲的有关工作30年了，也是在不断地了解非洲的过程中回过头来看中国自己的。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历史，跟非洲实际上没有关系，学了很多年的中国的历史文化。我到了非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真的不了解中国，我虽然学了那么多年中国的历史文化，我并不了解它，到了非洲行走以后回过头来看，重新来阅读中国的历史文献，重新来看我小时候生活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我才真正发现了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想今天中国到了这么一个时候，我们真的要重新来了解这个世界，中国在30多年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的激情，和非洲人在一起，在遥远的地方修了一条1860公里长的铁路。现在修那么一条铁路对我们来讲是小菜一碟了，高速铁路我们一两年就建起来了，可是30多年前中国极其落后，那时候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机械，在遥远的非洲，热带雨林和非洲大峡谷建这么一条铁路，当时中国人的那种奋斗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的那种奋斗精神，和亚非拉人民站在一起的奋斗精神，这就是中非关系能走到今天的重要因素。
　　后来我到非洲去乘坐这条铁路，这条铁路已经是非常落后了，我觉得如果能够保留下来作为一个铁路博物馆是可以的。我们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这条铁路，后来非洲人也对我们报之以李，我们在非洲国家的帮助下重返了联合国。所以毛主席讲，是非洲兄弟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行走非洲，我才发现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在非洲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痕迹，看这些痕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感动的。我到达雷斯萨拉姆的图书馆里去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好几种版本的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打开一看，上面有很多当地人的批语，他们认真地阅读过。这些就促使我后来去研究今天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所以2007年以后我就到了浙江，希望去建一个非洲研究院来探讨这些问题。
　　2.对非战略中国人对非洲的包容要比西方好一点，这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联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是有相当强的包容性的。因为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多元文化高度并存的文明。华夏文明兴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地方。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在自身的文化和周边文化之间怎样能够相处的一种智慧。孔子曾经说过什么是中国和四夷。他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汉族人，但是如果你迁徙到了云南，过了两三代人以后，你就“夷化”了。那云南人迁到这个地方，两三代人以后就汉化了。文化与文化之间是可以“化”的，所以中国人讲“人文化成天下”。在儒家思想中，文化之间可以交流，可以沟通，它不是血统，没有命令的一个东西。而这个文化是跟环境联系在一起，环境变了，文化就在改变。所以才会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入乡随俗”。
　　到了现代，当我们了解世界时，我们看世界文化就多了一点包容性。就像钱穆所说的：“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和敬意。”那同样的我们看非洲也应该是这样的，不能断然的说非洲就没有历史文化。它有它的历史文化，而且是适宜这块的历史文化。在非洲这块热带大陆上，非洲人曾经创造了最了不起的、伟大的这种文化，以适应这块大陆，非洲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起源地和发散地。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提出了不同与西方的这种观念。1963年周总理第一次到去非洲访问，两个月，去了十个国家，最后周总理在达累斯萨拉姆发表一个演讲，提出了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其实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那种天下情怀，四海之内皆兄弟。非洲文化值得我们尊重，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创了中国和非洲平等交往的这种关系。
　　中国帮非洲修坦赞铁路，1974年铁路通车，（赞比亚）总统到中国来见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身体已经很差了，躺在沙发上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当时卡翁达很年轻，三十几岁，卡翁达说：“我们非常激动你们把中国和非洲联在一起，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非洲和你们是全天候的朋友。”全天候朋友，不管刮风下雨，都是朋友，不管怎么变化，就是“铁哥们”。中国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有这么一批“铁哥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中国积贫积弱，我们很难在国际上有生存的空间，这就是一个战略。
　　现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变化再来看非洲这块大陆，我们有了自己更深刻的看法，非洲为什么相对贫困落后？归纳起来，根据我们的观点有几个方面可以去研究的。第一个就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很年轻，而且这些国家都是由西方国家划定了殖民地以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它原来的国家瓦解了、肢解了、衰落了，外来的西方人随意瓜分了这块大陆，在殖民地的基础上转变为现代国家。
　　这些的国家真的是全新的国家，它不像中国，有着两千年的统一的国家历史。所以我们讲1949年以后叫做新中国，那还有旧中国。旧中国有两千年，但国家认同、国家情感中国是已经有了。国家的统一的政治经济的结构，却是非洲国家刚刚建立的。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又迅速进入全球化竞争的时代，那当然要面临很多困难，所以它的国家认同相对的缺乏。国家认同缺乏就很容易导致分裂、内战和冲突。中国的的知识分子怀揣报效国家这种观念，因为爱国的情感、观念是要在长期的历史国家中才能养成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先修身齐家，最后就是治国平天下。那治国首先是要有一个国家存在，无论我们有怎样的看法，在国家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为国家而服务的。
　　3.非洲近况这个观念在今天世界是太重要了。西方有中国也有，而非洲恰恰是缺失的。可是后来西方给开的“药方”是多党制、选举制度，在国家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快速推动多党制，那么这种多党制就是建立在国家没有一体化的基础上的多党制，是建立在部族、宗教和区域而不是国家基础上的。每一个民族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党，相互之间是迎合的游戏，没有国家利益，只有部族、地方和宗教的教派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搞多党制，不是说这种民主制度不好，而是可能导致国家的动荡和分裂。首先要让国家完成一体化，最后再来推动国家的政治变革。而非洲就缺了这个过程，所以造成非洲国家变成弱势国家，低能的政府。到了非洲你才发现，其实中央集权是很重要的，包括地方政权。如果一个国家设想到处都没有政权，只能靠NJU（战略联盟），靠国际援助组织怎么行？
　　比如说去年的埃博拉，埃博拉与其说是生物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国家治理的问题。因为当疾病下来的时候，首先（考验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你要把病源隔离开来，连政权都没有怎么隔离病源？我们援助物资到了塞拉利昂，都没有人来分发这个物资，村长都没有，县长也没有，州长也没有，这个时候靠谁？靠NJU肯定不行。现在非洲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完成国家重建这个过程。这是中国看非洲看出来的问题。而这种情况导致了非洲国家无法抵御外国对它的干预和干涉。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对非政策是要坚持国家主权，实行不干涉政策。是因为如果你主张可以随意干涉国家主权，被干涉的一定是落后国家。你不可能去干涉美国的内政。但是美国可以堂而皇之的干涉弱小国家的内政。所以我们要坚持国家内政不可干涉，是因为只有这条能够保护弱势国家，特别是非洲这些弱小国家。但是恰恰是非洲国家太弱小了，它没有办法坚持国家主权不容干涉，因为它太穷，要靠西方给它援助。但是西方给它援助就要提附加条件，附加条件就是干涉你的内政，结果就是导致非洲国家主权瓦解。主权瓦解了，又不能发展，就靠仰赖与西方的援助。仰赖于西方的援助，就在思想上、观念上受制于人，最后就形成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依助。所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既不能自主发展就要依附于他人，依附于他人就不能自主发展，所以这是非洲长期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两年的非洲人其实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觉得非洲其实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搞多党制就能解决问题。他们研究中国，其实是研究一个国家能不能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现在有一种研究，非洲人怎么看中国。前两年我们跟南非学者合作，他们写了一本书《中国文明的哲学》，去年在我们学校搞了一个首发仪式，这是一批南非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来讨论两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和非洲都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都兴起了，近代以后中国衰落，为什么？现在中国好像又重新崛起了，但是非洲为什么没有崛起？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非洲人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非洲真的是要把中国和世界结合起来看。我们提出“內懂国情、外懂世界、相互对视”，这样能够说得清楚中国，说得清楚非洲，说得清楚世界。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角色和作用。
　　过去六十年来非洲走向独立，而且这五十几个国家都生存了下来。五十多个国家只有苏丹和厄立特里亚，南苏丹分裂出来，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分裂出来，其他国家全部生存下来。六十年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瓦解，前苏联都已经瓦解，印度也瓦解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南斯拉夫也分裂了。而非洲那么贫穷落后，它基本上没有分裂，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只要一百年内不分裂，这个国家就有相对稳定的基础。它的国家观念就会成长起来。所以第二个我们说它的国家建构一天一天的逐渐向前。今天的非洲和独立之初已经不一样了，很多非洲国家的政权组织逐渐在建立起来。特别是这几年非洲已经看到东方社会，“向东看”，觉得首先要建设国家，强化国家的功能，强化国家的治理越来越被非洲人所接受，他们不再相信什么公民社会，今天的非洲不需要这个东西，现在的非洲首先要实现国家，在国家的基础上上再来谈公民社会，国家都没有怎么谈公民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非洲国家逐渐成长起来了，民族的融合在一部分非洲国家就逐渐成长起来，这三大步在部分国家经过六十年发展逐渐向前推进，就意味着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当中所发生的很多变化在今天的非洲也在快速发展，这就是你看到的非洲变化的地方。你看不到这个变化你就觉得非洲没有希望，你看到这个变化你就会说非洲有些国家就会进入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推进时期。这个时候非洲就像出生的婴儿，他要一个助产士把他催生出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助产士就开始出现了，来自哪里？就是我们说到的九十年代以来亚非拉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金砖国家开始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但也部分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这样一些亚非国家，这世界上二十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的崛起，大规模的工业化，他对非洲产生巨大的需求，拉动非洲进入现代发展进程。中国在三十多年来GDP增长一百多倍，我们由几千亿人民币现在增加到七十多万亿人民币，1978五千多亿人民币到去年七十多万亿人民币，增加一百多倍，1978年GDP里90%是在国内市场实现的，现在这七十多万亿人民币里有60%是要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七十多万亿人民币是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的，大进大出，这其中大部分去到非洲，中国要往高端走，来实现非洲发展的进程，这是全球发展的战略。
　　4.美好愿景所以研究非洲对中国学术来讲具有特殊意义，我提出一个概念，中国的非洲研究对中国学术品质的锻造，就是中国主体意识要觉醒，中国思想要走进去；第二要有拓展全球视野，过去我们就盯着西方，现在要有全球视野；第三我们中国学者要有普世情怀，不一定要有西方传教士的精神，你对世界要有足够兴趣。就像当年先知穆罕默德说的，虽然学问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那么现在可以讲“学问虽然远在非洲，亦当求之”，希望大家有这个志向到非洲去求知，形成真正的中国学派，它有特殊推进作用。
　　非洲研究有其自己的治学理念，我把归纳为三句话：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和全球视野。非洲情怀首先你要热爱非洲，喜欢非洲，对非洲有感情没有偏见；第二要有中国眼光，独特的眼光；第三要有全球视野包括把西方研究包含在内。治学路径是三条：秉承中国传统学术，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的事件。
　　按照这个方式推动，首先希望在国内建一批实体性的研究机构，实体性而且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第二要有一批研究非洲的专门人才，就是我们现在培养未来专业的年轻一代，青年教师把他们培养起来，而且要到非洲去做田野调查，扎根非洲，还要有语言的基础和功底；第三要形成良好的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学术条件和环境，所以我们建数据库，博物馆，影视中心这些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现在基本建成了，现在只要有做非洲研究的到我们学院去，这是国际上的一流设备；第四就是让我们研究生有条件到对象国家去，和非洲联合培养，感受当地社会，然后再回到国内再做研究；最后就是我们这几年抓紧实施了若干个基础性举措，做了十件事情，建立了研究院，博物馆，翻译馆，形成了独特的学科，我们非洲学已经形成独立的硕士点，今年又建立非洲教育社会发展的博士点，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以非洲为主的博士和硕士点，加上本科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启动了智库论坛，中非研究联合交流计划。希望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要去建立中国的非洲大学，而且要到非洲建立分校。同时把我们的研究基地转移到非洲前线国家，在非洲建立研究分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建立南南合作的教育中心，同时开展经贸文化语言的建设，形成非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