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内部有一个“人类伟大法官”的展厅，里面挂有我们的孔子像。美国的国会里面也有孔子的像。二者都是把孔子当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来尊崇。这使得我在惊讶之余，一直好奇作为法官的孔子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作为儒家的创立者———孔子，其思想正如其学说，无疑是入世的。然而，诡谲的历史也会捉弄人，满腹治世之道的孔子直到五十岁也没有求得一官半职，来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五十知天命”，过了五十岁的孔子已经看淡了一切，然而这时他的官运才跚跚来迟。据史书记载，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机遇来了，孔子当然也不会让人失望，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第二年，52岁的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大司寇”，《周礼》秋官，掌管国家治安刑狱，大致相当于今天公检法最高权力机关首脑，主管司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称孔子为“法官”当属名正言顺了。不过，孔子的法官生涯是很短暂的，四年后55岁的孔子遭齐国离间计不为鲁定公所用。之后，孔子英才无用武之地，才率领弟子们开始了众人皆知的周游列国活动。
　　作为法官的四年（51－55岁），是孔子人生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也许晚年的老夫子在惨淡失意之余，回忆当年难免也会哂然一笑。那么，法官孔子又给我们后人留下些什么呢？儒家不喜谈刑名，也许正因为这个孔老夫子的司法事迹文献多所不载。而有关司法工作的经验，孔子也只是留下了简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当然见仁见智了，一般可翻译为：“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大家一般讲孔子的“无讼”思想，皆是来源于这里。那么，到底什么是“无讼”呢？是无诉可讼的和谐，还是诉讼无门的贱讼呢？我想孔子当年也许是善意，他是理想主义者，社会和谐了，当然不会有诉讼，这是他的理想。以后传统社会里，新官上任所作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颁布《劝民息讼告示》。诉讼在中国文化里成为一些刁民的不规行为，而息争化讼成为评价官吏德化、政绩大小的标准，也是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这样，无诉可讼的和谐社会始终没有到来，却形成了中国民众长久漠视权利的传统。
　　尽管孔子做了法官，然而遗憾的很，孔子的骨子里并没有法治的影子。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当时正迎来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面对这种形势，有两个人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其中一个是晋国的贵族叔向。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郑国制定刑律，铸之于鼎，公布于众，史称“铸刑书”。叔向认为此事不合旧制，就给郑国执政子产写去一信，极力反对这样的政治措施，指出“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并认为“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即告诫子产一意孤行，郑国就要败乱在他手中了。叔向道出了孔子的心声，叔向死后，孔子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叔向，古之遗直也。”（《左传·昭公十四年》）这另外一个强烈反对成文法运动的人便是孔子本人。二十多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跟着铸起刑鼎来，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样做就会“贵贱无序”，破坏等级制度，不由地发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感叹。可见，孔子本人在法制建设方面是相当保守的。他所信奉的乃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人治，提倡“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
　　史家之讳言，不载法官孔子的判案活动，但毕竟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孔学后人荀况在其作品《荀子·宥坐》中记载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迹。这是先秦古籍中唯一的记载。时至两汉，一些人士纷纷转述。文见《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白虎通》《尹问子》，复有 《孔子家语》《刘子》等等。尽管宋儒朱熹之后不断有学者对此事的真伪提出质疑，但此案无疑直接反映了儒家，尤其是孔子的司法理念。
　　据 《荀子·宥坐》讲，孔子由大司寇代行鲁国的宰相，上朝听政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他有学生以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怀疑孔子会杀错相询问。孔子让弟子坐下来讲出了自己闻名后世的道理，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醜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用今天的白话来讲就是人有五种罪恶的行为，而盗窃不包括其中：一是脑子精明而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而又顽固，三是说话虚伪却很动听，四是记述丑恶的东西而十分广博，五是顺从错误而又加以润色。这五种罪恶，在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种，就不能免掉君子的杀戮，而少正卯却同时具有这五种罪恶。他居住下来就足够聚集门徒而成群结队，他的言谈足够用来掩饰邪恶而迷惑众人，他的刚强足以用来反对正确的东西而独立自主，这是小人中的豪杰，是不可不杀的。
　　从今天证据法学的视角来看，孔子诛杀少正卯的罪名显然不够充分。那么，孔子为什么一定要对少正卯欲杀之而后快呢？据《论衡·讲瑞》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即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同时收受学生，进行讲学，二人竟成为竞争对手，致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学坛的竞争并不一定是二人对立的最终原因，更深层次应该还有彼此的学术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巨大差异。对此，学者杨荣国在其《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中指出：“少正卯大概是反对这行将腐朽了的礼治，而要施行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的一人，和郑国的邓析差不多。”这应该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即使身为法官，孔子的理想仍是西周的礼治。他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正是这种政见的不同，无法容忍的孔子终于对少正卯下了手。五种罪名今天看来已属荒唐可笑，冷静分析语句中则充满了诛心和不宽容的因素。
　　尽管作为师者的孔子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作为儒者的孔子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但作为法官的孔子，一旦有了权力，却决不是宽容的。这或许就是人治的宿命。可悲的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是儒家的礼治，还是法家的法治，归根到底其实都是人治。孔子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笼罩着的是孔子长长的投影。而今天，应该是我们走出孔子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