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农业大学王振林，是余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从事小麦栽培科研与教学工作。
　　先生离去已有141天，但先生的教导、先生的思想、先生的理论一直在激荡着我、激励着我，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1978年，我考入山东农学院。入学之初，就常听到余先生的大名，这既有老师的介绍，也有学兄们的褒扬。主要的内容是，先生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创立高产理论，开辟高产途径，创新高产技术，为中国小麦科技和生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自此，我对先生由衷敬佩。
　　有两件事，让我铭记。
　　一是，先生入党。这对我，对同学们的影响很大。先生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他对党忠诚、执着。1950年就申请入党，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如愿，但他信念坚定，矢志不移，1980年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这件事，我悟出了先生的政治品格。之后，与先生谈起此事，先生对我讲，这是他的理想追求、精神向往。
　　二是，先生的第一堂课。大四那年，我第一次听余先生的课。那年他已61岁，然而，先生讲课饱含深情、富有激情。当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有那样的深情和激情，后来跟先生多年，慢慢地悟懂了他。他的深情来自于他振兴农业的科学家之责任，他的激情来自于育天下之英才的教育家之担当。那节课，他讲了中国小麦生产与科研的现状、问题、矛盾、突破途径和技术等。先生的课观点鲜明、逻辑缜密、匠心独运、慧眼独见。他的课抓住了学生的心，他给了我方向、给了我责任、同时也给了我激情和力量。先生的课仿佛就在眼前，永久定位于脑海之中。
　　先生伟大的品格体现在诸多方面。
　　他治学严谨、耐得住寂寞。曾有一次，他为搞清小麦穗数、穗粒数和籽粒重的关系，他分品种、分地块、分密度考察小麦，每组就有一千五百多穗，他硬是数算了一个多月，终究弄清了三者关系。这一结果为小麦精播栽培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实践第一，坚持理论实践相结合。他研究课题从生产中来，研究成果回到实践中去，促进生产发展。先生最常说的话就是“技术要解决问题，要管用”。他爱到农民中去，到生产一线去。他说：“到农民那里能发现问题，能找到课题、能交到朋友。”他要求我们这样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价值、科技才能发挥作用，才能为人民服务。
　　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园。他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学的带头人，比如有“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美誉的小麦遗传育种学家李振声院士和小麦栽培专家于振文院士都曾是他的学生。他勤俭节约，质朴厚德。先生对物质待遇没有特殊要求。1988年他到菏泽鄄城指导生产，县里要来车接，他不同意，还是坐着客车去了。他说：“车接要花好几百，坐客车几块钱就够了。”
　　他对学生的关心充满亲情，常请学生吃饭。我记得江苏的郭文善和安徽的李金才来报考余先生研究生的时候，余先生专门找到我，让我带两个同学去他家吃饭。他让女儿专门买了琵琶虾，做了一桌好菜，师生围桌，一起吃、一起聊。先生就是这样，他对学生有科学上的严格，更有感情上的温暖。心心相印、其暖融融。
　　先生走了，我们继续在老师指引的路上坚定前行。我常提醒自己，不能停留，停留了就对不住老师的嘱托。老师一生追求小麦高产，弘毅坚韧、自强不息、玉汝于成。作为他的学生，一定要把先生的精神、思想、理论弘扬光大，变为行动，让中国的小麦更高产更优质，让中国的粮食安全安如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