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习总书记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时强调，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我校开展了“信仰的力量”教职工党员征文比赛，本文是由我校离退休党支部张益茂老师所作的一等奖征文。
我今年81岁，党龄58年，几十年的经历，说来很长，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人生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平坦的、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的、坎坷的。在建党九十五周年之际，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很有必要梳理一下，一个人一生应当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不能碌碌无为地混一辈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支撑着我一路走来，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信仰就相当于一个人没有灵魂。
一、信仰激励我努力
工作读书时期，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等书籍，他们的英雄事迹鼓励着我。在我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时候，就励志要做好党的助手，要不断完善自己，创造条件早日加入共产党。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1957年底师范毕业后，工作分配不讲价钱，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新余县文教局就将我分配到边远的革命老区--水口中心小学教书（水口因58年修江口水库浸没了）。从县城到水口，没有公路，只有山间茅草小路；没有带路的，只能自己挑着行李边走边问；到了水口的袁河边有渡船，没有稍公，只能自己冒着危险去划船到对岸的水口。当时的学校没有电灯，只能点煤油灯；每周20多节课，教具不足自己动手做。除了要安成教学任务外，我还兼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工作。
　　1958年上半年，我的教学工作刚走上正轨，组织上一纸调令将我调到县委审干办公室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吃住在县立中学（即现在的市二中所在地），除了审阅档案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下乡实地进行调查取证。当时新余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单位连自行车也没有，只能靠两条脚走路。因为人生地不熟，下乡经常会走错路。记得有一次从良山到夏连去调查，到处是深山树林，结果走到峡江县那边丢了。有时为了能及时完成任务，经常一个人走夜路。有一次在东边公社樟村已是晚上六点多钟，出村就是山，不怕鬼不信邪，就怕有野兽。为了工作挺起胆子从樟树经过水西的圹下，珠珊的鹏湖，走过山路和河道，到县城已是晚上10点钟，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由于我工作积极认真，任务完成的好，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因此当年8月我就加入了党的组织，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加入党组织后，我信奉和遵守入党誓言，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这个信仰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审干工作告一段后，我没有回原单位。工作需要，组织上又将我调到新余县委钢铁机械指挥部工作，条件艰苦，吃住都在原新余的天主堂（即现在新钢袁河宾馆的北面）。每天电话收集各种数据，上了多少劳动力，打了多少铁矿石，出了多少铁，每天用钢板刻蜡纸，印几十份，做到上传下达。
　　为了加强工业基层建设，1959年春天组织将我调到界水联合钢铁厂工作（这是新余县与新钢公司联合办的企业），二话没说，不讲价钱，卷起铺盖，拿起行李，立即出发到界水报到，在厂里不仅要完成办公室的工作，要兼管厂红专学校的工作。
　　我的工作调动就像走马灯一样，到界水钢铁联合厂工作不到四个月，县里接到上级指示，宜春专区要挑选一批出身好，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都好，能吃苦耐劳，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干部参加华东608队学习铀矿普查和一般的冶炼技术（当时是保密单位，对外叫“全民办矿训练班”），宜春地区17个县区抽调了18人，小的县没有抽调，萍乡丰城各抽调2人，新余县只有我一人参加，时间三个月，理论课在永丰县，野外实习在兴国县的农村山地。
二、信仰使我在逆境中经受考验
1966年8月，我刚从萍乡社教工作队回到宜春地区人民医院，组织关系由宜春地委宣传部转到宜春地区人民医院，在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医院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在医院里的半工半读，以培养护士为主的学校，另一所是在清江县（即现在的樟树市）黄土岗的半农半医，以培养农村赤脚医生为主的学校，文化大革命初的66年9月，两所学校要挑选好的老师带红卫兵到北京天安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其中黄土岗半农半医学校选的一位老师因公社党委审查认为"不合格"，要求医院另选教师，结果单位推选我去带红卫兵。这次带队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大事，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哪有我这个农民儿子的今天，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可是从北京回到宜春后，到处都是炮打司令部，揪斗专资派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会把报纸送到领导办公室或者他的家里，造反派就把我当成保皇派。文化大革命越往后，两派斗争就越激烈，他们认为我是走资派的红人，是他们眼中钉肉中刺，因此每次批斗走资派都把我叫上去陪斗。我心里明白：他们就是要把党搞乱，好乘机在乱中夺权。我在党旗面前宣过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党。在当时虽然挡不住这股祸水，但绝对不能冤枉好人，要坚持党性原则。
　　特别是在中央对江西问题表态前夕，有些人气焰十分嚣张，借机对我进行迫害，拉我到地区医院南边两山之间进行假枪毙，唆使外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进行殴打。中国人民解放军6013支左部队进驻宜春之后，社会秩序由乱走向平衡，工作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党组织生活开始恢复。造反派要我到病号搞卫生，到食堂里去劳动，前前后后折磨了四、五个月。这期间虽然备受煎熬，我始终坚持党性，坚持信仰不变。
　　双手遮不住太阳，黑暗终将过去，党的光芒又照耀大地。在解放军支左部队直接指导下，经过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后，才恢复我进入办公室主持工作，并担任政宣组的副组长。
三、信任让我在劳动中成长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接受各种锻炼和考验。到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就是一种。我这一生中有过两次比较长时间在农村劳动锻炼。
　　第一次是1960年下半年，中共宜春地委组织部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将“三门”（指从家门、学校门到机关门）青年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挂职劳动锻炼，我是刚从新余县调到宜春地委宣传部不到一年的青年干部，正在这个范围之内，我被安排下放到靖安县仁首公社白兔大队任副大队长。仁首公社白兔大队离靖安县城约30华里，离安义县城只有10多华里。那里条件比较差，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较艰苦。在那里我同大队干部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在那里牢记当时任地委宣传部史部长对我的教育：共产党员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用纪律约束自己，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更要注意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在下放的近半年时间里，经常听到当地干部和对我的称赞：吃的苦，肯劳动，没有干部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第二次是1973年的秋天，新余纺织厂党委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精神，积极组织落实，把知识青年选在欧里，观巢，下村三个公社交界处的欧里公社皇华大队草坑村。这里离县城约40华里，条件环境都相当差，村里房子破旧，是个田多人少，缺水无电，交通不便的较为贫困的村庄。当时我在厂党委政治处工作，党委副书记和军代表亲自找我谈话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当地干部，懂得农业，作风正派，家长信任你，党委认为只有你担任知青带队干部比较适合”面对组织的信任，我爽快地答应了。
　　新余纺织厂首批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有12名，厂里给知青点有三件宝：板车、缝纫机、自行车。我带着他（她）们到草坑村与当地五户贫下中农合编为一个生产队，让我协助生产队长工作。名为知青带队干部，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劳动锻炼，党性的锤炼。我和社员、知青天天摸爬滚打在一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栽插、收割、挑水弄饭、买菜开荒种地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也不假。要求知青做到的事我首先带头做，既严格要求知青，也严格要求自己。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按组织纪律要求办事。1974年的春节我和几位 留在知青点的人一起过。正月初一，带几位知青去大队、公社附近的乌金井煤矿向他们拜年，初二就去村边开荒栽种果树。打破常规过春节，公社领导非常称赞我们的做法。
　　经过整整的一年，在新纺厂大力支持下和公社党政和大队干部的关怀下，在贫下中农和知青的共同努力下，草坑村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劳动工分值由上年的二角七分提高到八角一分。草坑村由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贫困村变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先进知青点。
　　我经过两次参加农村劳动，不仅锻炼了身体，也磨炼了意志，增强了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密切了党群关系，也为党的形象添了光，在我的人生上浓墨重彩了一笔。党的权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为个人谋取任何私利。
　　入党后，我经常想：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信仰就等于一个没有灵魂。一个党员不仅要凭良心做事做人，更要靠党性做事做人。不仅要经得顺境考验，更要经得起逆境考验；不仅要制度的约束自己，更要有高度的自律。要经得起“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当前正值学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我虽然退休了，但仍能参与了学校的教学督导工作，更要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习党章，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更好地为学校的转型发展服务。
■新余学院离退休党支部张益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