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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如先生自述(三)学在“箴宜”



■!童年张静如


  上小学一般都是就近,最好不上大街,免得丢了或被车碰着。离我家最近的学校在东四五条,叫箴宜小学。这所学校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名尚毅私塾。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住在班大人胡同①的继识一(终身未嫁的老姑娘)舍宅将私塾改称箴仪女学。宣统年间,因避讳“仪”字而称箴宜女学。在清末的北京女学中,该校很有名气,影响相当大。民国后,改名私立箴宜小学。解放后,按所在胡同名,改叫班大人胡同小学。1965年,班大人胡同改为育芳胡同,该校又改为育芳小学至今。育芳胡同是连接东四五条和六条之间的横胡同,南北走向,中间曲折。育芳小学位于该胡同南口往北顶头西拐路北,东邻朝阳门南小街(现开有东门)。
  1938年9月,当我五岁零八个月(按阴历算已七岁多)的时候,进入了箴宜小学。因为小,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上学,很不愿意,但在父母的劝说下,不情愿地答应下来。当时,我提了一个去上学的条件,要求每星期带我去看一次武打戏。上学的第一天,我母亲跟着我一起去。别的学生做早操,我不肯进入队伍,站在一旁看。该去上课了,我仍拽着母亲不撒手。老师好说歹说,终于使我慢慢走进教室,从此就入了笼。
  学校创办人继识一在封建社会可谓现代女性,不惜用家产办学,为女性解放做贡献。但她并不完全尊尚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很重视,要求学生既学现代知识,又读圣贤书。这一做法,为后来的继承者坚持下来。我入学时,校长姓骆,教导主任姓白(两位均为未出嫁的老姑娘),她们培养学生的方法,与继识一基本一样。当时,民国已建立二十八年,社会上从物质到文化的现代性内容越来越多,而她们仍然非常重视对学生灌输中国传统文化。礼堂内的西墙放着孔子的牌位,每周一学生要向孔子牌位行礼。在课堂上,规定学生必须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孟子》,并要求背熟。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学生随口就能背出。即使长句子,也背得烂熟。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对学生后来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确实有着良好的作用。另外,学习些古文,对提高学生的文字水平和增长知识有很大好处。可惜,我的古文底子并没有打好,至今很多文言文看不懂,给我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
  由于年代久远,对当时老师、同学的事,都记不起来了。能记住的,只是一些片断。记得有个学生比较胖,一上课就睡觉。老师见他睡觉就把他叫醒,问他讲的什么内容。他当然不知道,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引起同学哈哈大笑。使我难于忘怀的是我上高小时的班主任赵老师,四十多岁,不胖不瘦。他待人诚恳、和善,对学生更是疼爱。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容易掌握。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课中,常常提示学生从小要知道爱国。他每月收入不多,家境贫寒,却一心放在教学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为我功课不好,我父亲请他给我补习。时间一长,我和他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常去赵老师家,与他家人都很熟。他对我也很照顾,一次全班同学犯错误,集体罚跪,只有我没跪,大概是有点私情。在我小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赵老师因病去世了。我得到消息后,大哭一场,因为我太爱他了。他给了我知识,帮我打下了写作的功底;他教我做人,使我懂得了为人的准则。为表心意,我专门去看了师母,并写了篇祭文(用文言文写的),跪在我家院子中间的地上焚烧。文中立志:长大要当教师。
  前面说过,我小时身体不好,常闹病,请假多。所以功课不算好,但也过得去,能够跟上进度。记忆中,还没有出现过不及格的事。在功课中,比较好的是语文成绩,特别对作文感兴趣,写得很流畅通顺。在班上,我比同学都小一点,个子小,年纪小,很不起眼,倒也没有挨过欺辱,与同学们的关系处得尚好。同学们之间闹矛盾,打架,我都不参与。我虽比较文静,但也很好玩。最爱玩的是抓子儿。这本来是女孩子玩的,一般用玻璃球在平的洋灰地上,或用桃核在土地上抓(把子抛至空中,同时拿起地上的子,再接住空中的子),有很多程序上的变化。男孩子很少玩,但我和几个男同学却专爱玩这个。我们只用桃核玩,程序变化比女同学多。最难的动作叫“牛犄角快蛙蛙”,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能够完成。为了玩,我还出了点险情。一次下课,到后操场去玩,上课铃响了,不知为什么,同学都跑光了,就我在最后,一着急绊倒了,下巴磕在石头上,弄了个大口子,出很多血。我哭着去找老师,结果用个袜子给我勒上,让我赶快回家。到家后,父亲带我去杨绍连②诊所,上了药。好了以后,落了个疤,到现在还能看出点痕迹。
  我最好的朋友,是同学三年的魏华聪。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用北京俗话说叫“好得穿一条裤子”。我总上他家去,他也常到我家来,吃喝不分。他比我年纪大,个子也比我高,在一起,是我的保护伞。他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后边会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曾有过联系,“文化大革命”中就断了。2006年,我又通过公安系统找到他。步入老年后,童年时好友见面,欣喜之余,生出诸多感慨。我们曾努力找过小学同学,但所获不大,只得知王景伏、阎连魁两人的电话。年头太多了,恐怕很难再找到更多的人。
  同年6月,我让在市教委工作的学生帮助联系育芳小学的领导人,约好时间去了一趟。到学校一看,已完全不是老样子,都变成了楼房。据校长程洪介绍,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课程,在不同年龄阶段安排学生学习《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看来,学校领导已把箴宜小学的老传统继承下来了,应该说是好事。当然,用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对的。现在确有些人一说到古代,似乎什么都好,我实在不敢恭维这种认识。但是,提倡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一些古代的经典作品还是有必要的。我在育芳小学照了几张像,以作纪念。
  2009年4月22日,我又去了趟育芳小学,没想到育芳小学已经改成了东四七条小学育芳分校。又见许多工人在干活,一问,原来正在拆迁,完成后,就成为史家胡同小学的分校。
  注:①班大人胡同以清康熙年间内阁中书、学士,乾隆年间兵部尚书,加封一等诚勇公班第的府邸所在地而得名。班氏家族自1755至1840年间战功赫赫,功勋卓著,多人为国捐躯。该胡同一号院内现有座两层中式楼,据考证,为班府遗存建筑。
  ②杨绍连,当时北京很有名的外科大夫,曾是协和医院的外科主任。解放后,他到北京大学的校医院工作。我在北大进修时,与他见过面,提起往事,他还有印象,因为他与我父亲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