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者H.孟德拉斯所著的 《农民的终结》，宣告了一个历史中主要文明的创造者———农民的本质属性已经悄然消失。
　　在中国，去年 《重庆城市新地名将不再使用 “村”字》的报道，虽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这个事件的背后，正是和法国半个世纪前孟德拉斯所遇见的情形类似：来势凶猛的现代巨轮，已经把乡村彻底逼近到历史的狭逼角落。
　　“三农”问题在当前中国，其关注点多在于对流入地 （城市）的农民工研究，在农村中还镇守土地的那些人们则成为容易被遗忘的对象，就算有对其进行关注，也是宏观上的诸如农村自治、土地制度、农民组织等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农耕文化。更恐怖的是农耕文化在短期内的绝迹，其速度绝不亚于稀有物种的灭绝速度。
　　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渐行渐远，而在此之前，我们的农村又发生着怎样一种或许早已告别我们现代生活的生活呢？
　　张柠在2006年出版的 《土地的黄昏》不是一部纯粹的社会学著作，但是，它对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农村，做了十分有益的百科书式的解读。这部著作副标题是 “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他从乡村生活各个细小的角度出发，做了一番立体式的全景扫描，展示那些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土地记忆。张柠也是从农村 “拖泥带水”走出的一位文化学者，在这一点上，笔者和他有着相似的出身。于是，他在书中的很多描述，都不断地挑起我那些沉睡的乡村记忆。
　　书中主体部分讲述的是农村的器物和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文化形态，而这些都在现代的生活中渐渐消失殆尽。这也是看完此书后，虽然激起了很多沉睡的记忆，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缘由。他并没有对这些方面特意展述，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乡村这些微观解析，透露着一丝丝的伤感与怀旧，同时，还有些焦虑。
　　器物是农耕文化和农民的生活主角，一切的劳动都是借助于器物方能展开的，而这些器物最大特点是大部分出自于农民自己或农民间相互交换而来的手工品，包括那些居住的房子，也是夯土或者搭木建成。在农村长大的读者，肯定对那些穿街走巷的卖锅打铁以及磨剪刀的货郎、补鞋匠还有木匠、竹匠、弹棉花匠等等等等，形成了一幅乡村卖货郎的 “清明上河图”。但这些“商人”并不是专业的，他们或许以此为职业，但是他们游侠式地奔走于广袤的乡土之间，肩担手提把那些农民无法自己产生的器物，送到家门口。在这个模式下的相互协作和初级交换，成为必需但又不能过度，也就是说，乡村容不下绝对的商业化。这些交易有很多都可以同时用实物 （比稻米、淀粉甚至是塑料废品也可。笔者还清晰地记得儿时用穿坏的凉鞋换回了好几块麦芽糖）和货币交易，这种静态的乡村宁静，延承了数百上千年后，终于被现代化的敲门声打破了平静。
　　器物的消失和农耕文化的断层而造成的现代农民的现代性迷失，是很多问题的起源之一，例如在融入城市无门之后的退守无路。器物的消失与农耕文化的断层代表着传统农村社区的大规模崩盘，因为建立在这个器物之上的农耕文化，是农村生活秩序和生产关系的基石，一旦动摇，此上的上层建筑将轰然倾倒。新农村建设也正在这个关口努力地加以挽救。只是在现代性迷失后，又以现代性为指导的新农村建设中，难以重塑那种与农村名副其实地与生俱来的配套文化内核。
　　现代化的物质诱惑，已经洗去了中国农村的喧闹，以及农民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安土重迁的心态。农民已经开始对土地产生厌倦情绪，土地顿时从当初的为了争夺边界而械斗得头破血流，到现在的蒿草布满。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再也无法像前辈们一样能够守着土地了。他们提着行李，把自己安顿在城市的边缘的同时，顺便也把梦想寄放在了这个郊区的上空。
　　其实，器物的消失和农耕文化的断裂，都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情，因为时代在发展，朝着现代化大步前进，这是全球人民的共同方向，我们如果还是一相情愿地把乡村唯美化，农民最好还是死守着土地，那么这无疑是逆时代的自私想法。我想，我们应该焦虑的不是这二者的危机，而是农民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空间里，那种的生活窘境———进退两难！
　　器物的消失是显性的和物化的，毕竟如果有技术和市场需要，还会很快产出的，就像很多失传的烧制工艺，在市场的需求下，完全可以达到中国专制时代烧制瓷器的最高水准。比这样更严重的和更为恐怖的是一种生活模式的断层，这种对传统生活的领悟能力的丢弃与农耕文明传承的断裂，使得器物的消失，在根本上成为化石和记忆，诸如生活方式的崩溃以及农村主体———农民的离家离乡出走，要恢复起来，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笔者却一直充满忧虑感，这种忧虑不是来自充满表演性的 “心连心”煽情活动，而是来自切身的深刻感受。我担忧的是这些出走的人的未来。
　　于是，我们难免常常感叹，连一个 “村”字都难以生存的时候，再用对儿时那些乡村的唯美记忆，对比基本上面目全非的消失的故乡，就仿佛看见了一个新的历史巨变以120迈的速度奔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