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荷马和莎士比亚普希金走上文坛的时候，面临的几乎是一片荒漠。同时代的欧洲作家比他幸运得多，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学传统可以继承：希腊人有荷马，意大利人有但丁，西班牙人有塞万提斯，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法国人有拉伯雷……然而普希金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基辅罗斯时期曾有一个好的开端，产生了几部编年史和一部俄国人最引以为荣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但在鞑靼统治时期，却只有《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顿河彼岸之战》等几部历史故事；莫斯科的俄罗斯时期，值得一提的只有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集；彼得一世执政以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俄国人在文学的道路上急起直追。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仍然带有过渡性质，它主要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不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普希金以前，绝对没有俄国文学”。
　　这样，建立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就落到了普希金的肩上。他没有荷马和莎士比亚这样的祖先，他必须自己成为荷马和莎士比亚。
　　阅读与研究瓦西里·洛扎诺夫认为，听别人讲话要能听出“弦外之音”，因为这是“灵魂的言语”而 “阅读也需要听声音”，“只有谛听说话的普希金的声音，体会一个活着的人所有的语调，才能与普希金产生共鸣”。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被堆积如山的注释所淹没的科学院版《普希金全集》和“加上了粗制滥造的插图和形形色色学术集市”的温格洛夫主编的《普希金文集》，认为“他们无疑是把抽屉里的灰尘倒在了普希金的身上：他全身是灰尘，全身是累赘。他形象和灵魂的主要特征--惊人的简洁和朴实消失在版本的形象和外表中”。他甚至挖苦说，注释者跟普希金没有共通之处，犹如狗熊跟达吉雅娜没有共通之处一样。
　　应该承认，洛扎诺夫提到的两种版本是最具权威性的普希金作品集，它们的编写班子都是赫赫有名的普希金学家组成。科学院版全集的编辑委员会由马克西姆·尔基挂帅，温格洛夫主编文集的编写者中有C·邦迪等人。这两部作品集对普希金研究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有益的，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集体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为普希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研究是一回事，阅读却是另一回事。供一般读者阅读的版本不宜有过多的注释，在这方面，刘湛秋译《普希金抒情诗选》就做的较好。他在《译者的话》中认为，注释破坏读诗的情绪，“注释所造成的停顿等于把完整的情绪割成了碎段，使人难以忍受”。这话不无道理。试想，如果给《致凯恩》或《给娜塔莎》加上一连串注释，那优美的旋律和节奏还能保存吗？诗还能读的下去吗？
　　特维尔大街上的两座建筑特维尔大街是莫斯科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普希金广场就位于这条街上。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普希金纪念碑，它是俄罗斯文化的象征，而普希金本人便是人们心目中的俄罗斯文化英雄。
　　在广场对面的特维尔大街和特维尔林荫路的交汇处，坐落着一幢有着“M”标志的建筑———麦当劳快餐店，它是西方文化的象征。
　　普希金纪念碑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每逢普希金纪念日，人们常常在这里举行集会，朗诵诗歌。
　　麦当劳快餐店里也总是座无虚席，有时门前还排着长长的队伍，顾客则大多是年轻人。
　　普希金纪念碑和麦当劳快餐店隔街相望，和平共处。
　　在二战后的那个年代里，联共（布）中央把西方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就文艺问题作了四个决议，并批判了两个作家 （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以抵制西方文化，结果弄的文艺界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荒凉的日丹诺夫时代”。后来当权者变的聪明一些了。到了80年代，废除了40年代的四个决议，不再用批判本国作家的办法来抵制西方文化，而是一方面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一方面弘扬民族文化，树立本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普希金），使之与西方文化相抗衡。
　　特维尔大街两边的景物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人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