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这个词，从词义内涵上讲，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对学问的研究，二是指研究的方法。学，即知识与学问；术，即研究及方法。因此，谈“学术”者，向来都应当是大学问家，至少也应当是有相当程度学术成就的人，而不是我辈这类普通的教书匠。但是，记得唐代大学者韩愈曾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俄罗斯大文豪契诃夫也说过：“大狗叫，小狗也叫，它们都是按上帝的声音在叫”。如按这二位的说法，似也不应剥夺我们这类“小学者”在学术问题上的发言权。故今不揣冒昧，在“学术”问题上谈点个人意见。井蛙之见，不足为训。
　　一曰学术精神我以为，人活着有两样东西不可缺：一曰生命，二曰精神。精神靠生命来维系，生命靠精神来支持。学术也是这样。做学问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对社会应尽的职责，也是其生命之所在。古人常说：人生在世，要有“安身立命”的根本。务农者，以农为本；做工者，以工为本；经商者，以商为本；为学者，自当以学为本。失去了“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活着，不过是酒囊饭袋而已。
　　“以学为本”，说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存在价值。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能说就是一个合格的或优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intellectu鄄al），按时下一些文化学者的阐释，是指那些能够为社会贡献知识和思想从而能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人。如按此要求，并非每一个同学问打交道的人就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比一般的读书人更能体现出一种学术精神，他们应该代表着社会对于知识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信念。在这一信念下，知识或学问得以闪现其独具魅力的光彩。
　　英国著名思想家佛朗西斯·培根说过一句很流行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他还有一句并不那么流行但却更重要的话，这就是：求知者要有一种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精神，必要时甚至可以为真理而献身。前一句话肯定的是学问的价值，后一句话强调的便是一种学术精神。我们都知道意大利学者布鲁诺的故事。他为了捍卫同中世纪蒙昧的神学思想相对立的新兴的科学思想，面对教皇的火刑柱，宁肯选择被烧死，也不改变自己的信念，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学术精神。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学术精神不一定非要以生命为代价，但要能够实现它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居里夫人发现镭，达尔文发现进化论，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他们都曾在自己的领域内付出过极为艰辛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时间和精力。
　　中国有句常语，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说明做学问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之所以“苦”，就是因为它要人必须承受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劳动与压力，而且不一定有多少生活的实惠。试想想，要渡过这样的“苦海”，没有一种精神或信念是绝对不行的。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应有的学术精神，它不仅不会觉得做学问是一件苦事，反而能以苦为甘，甚至化苦为乐。把做学问当作一种“苦”，是功利主意者的态度。对于这些人来说，学术不是事业，只是手段。“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这类人在某一段时间里也可能在学问上下一点功夫，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将学问视做畏途，从内心深处不愿为此献身。目的一旦达到，就可与学问分道扬镳。真正有学术精神的人，不会这样想，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已经把做学问当作了他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把全部的艰辛与努力化作了人生的乐趣，这其中还怎么会有“苦”可言呢？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孔子是具有一种学术精神的。
　　说到底，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学术精神是一种人生的修养。有了它，你才会有一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质和品格。也许在物欲横流、眼花缭乱的商品社会里，那些唯利是图的聪明人会说这是一种傻气。但也正因其“傻”，才更显宝贵。对待学术问题，必须下苦功夫，卖傻力气，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才行。在这里，任何聪明人的耍手腕、动心眼、走捷径的行为都只能有害而无益。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当然，毕竟能够达到“光辉顶点”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学术精神可以帮助我们“不畏劳苦”地去攀登、去奋斗。其实，人生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最后的光辉，它更在于人对自己信念的追求过程。在这过程中，你既经历过失败的痛苦，也能领略到成功的喜悦；你既品尝过孤独的苦涩，也会体验到自由的乐趣。这些都会成为你人生永远无法复制的经历，使你更深入地去感悟生活，去咀嚼生活。
　　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大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几乎与屈原同时的古书《山海经》中曾记载过一个“夸父追日”的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我想，屈原的这两句诗和“夸父逐日”的故事，正可以作为我们所说的“学术精神”的注脚。
　　二曰学术素质世界上的事情，大抵都需要人去做，而能否把事情办好，关键是人的素质。学术研究，也同样需要有一定学术素质的人来搞。缺乏这种素质，或素质不是太高，在这方面就很难登堂入室，更甭说能取得象样的成就。
　　学术素质需要培养，尤其是需要治学者个人的自觉培养。素质同知识不一样，它不是仅靠学习或刻苦的钻研便能得来；它是内在于治学者人格结构中的一种东西，特别需要治学者自己去感悟，去体验，去培植。当然，学术研究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治学者的学术素质，但学术素质可以帮助人在研究实践中如何驾驭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如何确立和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
　　关于学术素质，古今中外的学者都非常重视，也曾有过不少人对其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前人的论述，加上自己的体会，我以为一个学术研究者最基本的学术素质应具备如下几个方面：（一）实事求是的鉴别力与判断力；（二）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三）触类旁通的知识结构；（四）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对事物真实的认识。达尔文说：“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然而事实在其实际的存在中，往往为许多复杂的现象所掩盖，使研究者难以认清本来面目。有时某些流行的理论、观念及思维习惯也会误导研究者的认识。这就要求治学者必须具备能够求真与辨伪的鉴别力、判断力，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能力。说到底，实事求是是一种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和认知能力。这种态度和能力既是长期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更是自觉训练的结果，同时它也同治学者的人格特征相联系。真诚待人的人，也便能真诚待事。诚生信，信生智。虚伪的人格造就不出有出息的学者。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求真与辨伪，它要求治学必须具有一种老实的科学态度，而科学态度往往是和生活态度相联系的。
　　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是妄断，妄断的结果是曲解。是人总要犯错误，妄断与曲解自然难免。但如果一个人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习惯，具有求真与辨伪的自觉意识，就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妄断与曲解。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就是要让事实说话，在缺乏事实证明的情况下不要随便下结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除非真实性显而易见，毋庸置疑，否则，绝不可轻信任何主张。”用事实说话就是要不惜下很大功夫去寻找事实材料，然后对寻找到的事实材料认真做好求真与辨伪的工作。学术研究一旦做到这一步，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学术研究是一项极为认真而细致的工作，来不得任何的马马虎虎、粗心大意。对事实材料的搜集与鉴别、材料及数据的运用、综合与分析的逻辑推理过程，对结论及观点的最后确立，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以极其精心的态度去做。这就要求治学者必须养成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一个人在某一件事上精心一些、认真一些，不会太困难，但要成为习惯，则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来支持，也需要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
　　如果治学者养成了精益求精的习惯，它就会本能地在你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发挥作用。习惯一旦成为本能，就自然转化成了人的素质。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搞学术研究的人往往干任何事情都比较认真，不愿敷衍了事、苟苟且且。这种认真的态度是和精益求精的习惯分不开的。有时过分认真可能使人感到有些呆气，但这恰恰是做学问者的人格特征。少了这份呆气，也就少了搞学术研究的资格。不想精益求精，不想有点呆气的人，干什么都行，就是别来和学问沾边儿。
　　对治学者来说，学术研究是一项专门的事业，当然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有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就能搞好学术研究。成功的学者往往还需要有一项必备的素质，那就是触类旁通。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曾说：“治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他把“淹博”的难度放在了首位。学问做到一定的程度，难的最是触类旁通。因为触类旁通要求治学者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能融会百科，贯通不同的学术领域，有通识的才能。
　　现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认识到搞自然科学离不开人文科学，搞人文科学离不开自然科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有通识才能的人才。其实任何学问都是相通的，学术研究把它们分门别类只不过是人在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中外历史上有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都是在不同学问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如俄罗斯的罗蒙诺索夫、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莱布尼茨、中国的张衡等。有通识，才会触类旁通。爱因斯坦曾说过，他的物理学研究就曾得到过音乐的启迪。牛顿也说过，符合物理学规律的东西，一定也符合美的规律。一个人如果能够学贯古今中外，洞悉天地间事物的大致规律，参悟了人生的意义，那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当然这是一般的人所望尘莫及的。不过，明白了触类旁通的道理，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好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
　　学术研究的再一项素质，是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一般的人多是按常规生活和思考问题。常规往往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但也会使人产生惰性与随众心理。习惯于按常规思考问题的人，容易造成思维的模式化，甚至是僵化。他尽管可能有丰富的知识基础和学术经验，但很难形成创造性的思路。学术研究靠得不仅是博学，而且是独创。只有破除常规，才能在学术研究方面另辟蹊径，发现为一般人所不易发现的问题。伽利略对加速度问题的发现，便是破除了长期以来人们所遵循的亚里士多德的常规性思路，从而推动了近代物理学的发展。
　　超常规的思路往往来自于对于以往既定观念的怀疑。学术研究的许多新思想、新发现常常起源于怀疑。怀疑的前提是对事实的尊重而不是迷信教条。达尔文说：“我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我总怀疑原理中有谬误。”他对进化论的发现，便是从对传统的上帝创世说的怀疑开始的。当然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怀疑精神，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必要的学术基础。一个缺乏基本专业知识和学术训练的人，即使再想超越常规，也很难有创造性的发现，因为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凭空臆想。
　　三曰学术方法任何一个企图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他有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之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起码的学术训练。治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了解、掌握和使用学术方法的过程。
　　学术研究必须重视对方法的选择。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思想，由于方法拙劣极易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其发展。”学术方法的选择尽管因学科而异，甚至因人而异，但我以为起码有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对学科特点的深入了解，使自己的学术方法同学科特点和规律能够达到有机的结合；二是密切关注学术发展动向，及时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对学术方法不断加以改进或完善；三是同治学者个人的性格与风格相适应，发挥自己的思维及人格优势。
　　对于治学者个人来说，学术方法的形成需要足够的学术经验的积累，因此除去必要的理论学习外，实践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只有经过大量学术实践活动的摸索，吸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才能找到适合于自己学科特点和个人风格的学术方法。故而，学术方法的形成，又同治学者的努力治学过程分不开。治学者不能幻想着会从天上掉下一种叫“方法”的东西，来帮助你解决一切学术问题。
　　不错，经过前辈学人们多少代的努力，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已形成了一些值得后学者借鉴的方法，如观察与实验的方法、资料收集与鉴别的方法、事实考辨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综合的方法、类比的方法等等。更具体来说，譬如文学研究中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心理解析的方法、文化比较的方法、训诘及考证的方法、直觉审美的方法、社会统计学的方法等等。治学者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来掌握这些方法，但对这些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仍需要治学者一定学术经验的积累。学术经验能够使你比较深入地了解不同学术方法的特长及局限，比较具体地把握其操作规律，使其更好地为你的研究内容及目的服务。
　　治学者在使用学术方法时首先应明白，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如着重于宏观，常失之微观；着重于微观多失之宏观。注重外部分析，缺乏对内部的透视；注重内部解剖，则缺乏外部的综合。这样的情况，在学术史上是很多见的。“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但鱼、熊掌要想兼得，即使一些学术大师也很难办到。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这样谈到过他的治史“方略”，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佚后圣”。章氏的史学方法，一方面继承了清初学者强调“独创”的思想，一方面借鉴《资治通鉴》的治史路数，表现出一种企图驾驭历史的大家气度。现代学者曹聚仁先生评价他说：“浙东之学长于综合，如章实斋的博大深邃，卓然自成一家言”。但章氏的史学研究，主观史学的痕迹太重，过于重视昭“义”明“道”，重史论而略史实，如同当时乾嘉学派的主流吴学一派相比，缺乏具体而细致的考证功夫。然而也正是这样，使他避免了钻死牛角尖、烦琐、考辨一路的弊端，而成为清代难得的“义理”派的史学大师。
　　治学者在使用学术方法时还需要明白，方法毕竟只是学术研究的方式与手段，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内容本身。方法需要由一定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来驾驭，为方法而方法绝不是学术研究的正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时，曾有人提出“方法即研究”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偏激之论。它的目的是为了矫正五、六十年代以来重理论轻方法、重思想轻形式的弊端。但是，当学术研究已经进入方法多元化时代后，这样一种观点就会给研究者造成很大误解。只有思想、理论与方法较好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才会取得成功的希望。没有真知灼见，方法再好也只是买椟还珠后的“椟”。
　　同时，治学者也不要过分拘泥于自己已熟知的方法。轻车熟路自然有好的一面，但也容易形成固定的套路，妨碍创新思想的发挥。有时别辟蹊径，甚至多辟蹊径，或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治学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去尝试一些新方法，不仅可以开拓你的思路，也可丰富你的学识，使你的学术风格避免单调、僵化。英国生物理学家贝弗里奇曾说：“进行科学研究并无一定之规可循。研究人员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精神和判断能力，并利用一切有用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是可用的，就看它是不是适合于你，还要看你敢不敢去探索。在这方面，人需要有一点冒险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