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人最不能选择的是自己的父母，然而，我却万分感谢上苍，让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曾祖父、祖父都是当时私塾学校的教书先生，父亲从小聪明，只因家境清贫，高小毕业就到学校食堂去当了伙夫，烧柴做饭的空挡却总是捧着书本，嗜书如命。后来，学校让他去教书，因怕不能胜任，大哭一场，但还是很用心的去做了。解放初期，有一个考大学的机会，当时县里一共五个学生到武汉赶考，父亲学历最低；考取了三个，父亲榜上有名，考入了“武汉师范学校”（现在的湖北大学）学习历史。母亲虽不是出身名门，从小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武汉市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华中师范学院”（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中文。父亲和母亲大学毕业后，分别来到了郧阳山区，开始了他们的教师生涯。
　　父母直到退休都没有离开学校，他们对教育和学生的热爱，让我们姐弟没齿难忘。曾经听父亲说过，因为文章写得好，上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几次拟调它任，他都婉言谢绝，因为他听从自己的“内心”，更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他就任学校领导以后，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从容和睿智，无论遇到多么大、多么难的事，他都非常冷静，抽一支烟，若有所思，然后从容不迫地说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每年暑假是他最享受的时光，他总是一大早带着干粮，到汉江河边垂钓，踏着夕阳回家时水桶常常只有几只极小的鱼虾，他却总是乐此不疲，极其享受，长大后我慢慢才懂，父亲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整理自己的思绪，练就处变不惊的沉稳和应对困难的坚毅。母亲讲课很有激情，而她刚劲有力的一手板书，是上课时学生模仿的字帖。母亲一直从事班主任工作，她的善良和发自内心对学生的爱，让许多学生感动“李老师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学生学习上遇到困难了，她会和他一起分析原因，鼓舞信心；学生家里有了困难，她会送给他学习用具，甚至上了大学，每年寒暑假还寄路费，汇款单上留言：“回家过年”、“回来看看父母”；为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我们家到了周末就成了“俱乐部”，看电视的、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每天早上天不亮，母亲一定和学生一起出操，运动场上总能看见她矫健的身影；每天晚上下自习，她会把教室里的最后一个学生“赶”回宿舍，然后到宿舍敦促孩子们“早点睡觉”……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姐弟早已进入了梦乡。那个时候，每到寒暑假，家里总会有从全国乃至国外回来的哥哥姐姐来看望母亲，直到现在，依然如此，这是父母最幸福的一件事。有人也好奇过：难道李老师当年就知道她的学生会这么“有出息”？母亲淡然笑了：“老师本来就应该对学生好”。
　　祖宗的家训，在父母教育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不靠天、不靠神，不靠祖产，是自己的事情还得自己去干”。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当成“臭老九”，学生在学校也不学习，整天唱歌跳舞或是到生产队“农业学大寨”。小时候，姐姐的歌唱得很好，而我喜爱体操和乒乓球，当时县文工团和体校要招我们姐妹俩，父亲坚决反对，说：人这辈子一定要有真才实学，那个作为业余爱好可以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为了满足我和姐姐的爱好，父亲在报纸上抄下简谱乐理知识，放学回家亲自教我们学唱。多年以后，每当我和姐姐谈论此事时，不禁对老爸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果没有他当时的英明决策，我们姐们俩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或许早就下岗了，怎么还会有今天？
　　弟弟比我们小很多，有他的时候，家里的条件好了很多，他从小自然也就看得娇惯一些。大学毕业后，弟弟在父母身边工作，整天衣食无忧，和一群哥们吃吃喝喝，“不务正业”。父母心里着急，多少次和弟弟彻夜长谈，希望他能有自己生存的本领。那年五月，弟弟决定离家，带了4000元钱，到上海闯荡。临走，父亲对他说：“出去了，就别回头，你要准备沿街乞讨、露宿街头”。出门的时候，母亲说：“不混个人样就别回来”。那一年，正上演《大宅门》，我在外地学习，女儿七岁，住在外公外婆家，打电话的时候，女儿很神秘的跟我说：“……跟大宅门里一模一样”。春节弟弟回来，进门我差点没认出，至少瘦了三、四十斤，但言谈之中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理想和信心。
　　父母对我们虽然严格要求，却给了我们“内心”最大的自由，他们或是用行动，或是用言语，支持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鼓励我们充分发展，在我们人生最困惑、最迷茫、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三人首先想的，是回家或是电话里跟父母聊聊，听听他们的声音。每当面对人生的抉择，父亲总是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得之不喜，失之不忧”。
　　如今，姐姐和我继承家业，姐姐是江南大学的英语老师，目前在大洋彼岸“孔子学院”传播中华文化；弟弟历经磨难，在上海成家立业，充满激情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之中。父母幸福安度晚年，他们说：“我们这辈子没有其他财产，只有你们三个，那么现在，也请你们用心教养自己的孩子，培养你们一生的精神财富。”
　　“立定脚跟做人”、“放开眼界做事”———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更给了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今生最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