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精神是一代交大人的群体精神、团队意识，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优势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搬迁的工作量非常大，时间紧任务重，不仅包括学校本身的文书档案、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还包括教职工的举家搬迁任务。搬迁完成后遇到的是生活方面的困难，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海和西安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如生活条件、物资供应、基础设施等差距很大。那时在上海做饭已用上管道煤气，而在西安煤球都供不应求，要自己动手做煤饼；在上海能订到鲜牛奶、酸奶，还送到家，而西安连供给幼儿园所需的牛奶都很困难。刚迁校时学校周边还是一片荒野和坟地，有一句顺口溜形容当时的情形：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道路不平。学校通往城里的道路是“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二是南北方生活习惯不同，南方人主食是大米，当时西安大米很少，主食是面食，而且当时粮食实行定量供应，百分之三十细粮，百分之七十粗粮。上海大米属粗粮，而西安大米属细粮还供不应求。由上海到西安，一日三餐突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困难不言而喻。就连理
发，两地的服务水平和发型也差别很大，不得不从上海迁来理发店。诸如此类点点滴滴述说不尽。
　　西迁的许多同志不仅克服了诸多困难，还做出了许多个人牺牲：有些同志把上海的房产交公或赠送亲友；有些同志把老人托付亲友照管，“尽忠不能尽孝”；有些同志扶老携幼举家西迁；不少同志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岗位和优厚待遇，随同在交大的爱人一起西迁。其中有些同志的困难是相当大的，但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支援大西北，他们义无反顾。为国家，为大家，舍小家。不计较个人得失，无私奉献。蒋大宗教授西迁时上有年迈的老母亲，下有一个六岁完全瘫痪在床的儿子和三个正在读书的女儿，他和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的黄宗心教授毅然决然响应号召举家西迁。再如，陈国光教授当时在上海一家工厂任要职，工资高于我校教授，他竟
然自愿支持和配合他的爱人、我校教师沈德贤一起举家迁来西安到我校任职。还有一大批当时的中青年教师、职工举家西迁。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做好本职工作是每一位教职工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行政和后勤管理服务部门认真贯彻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方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做好本职工作。各部门的管理服务到位，群众满意，许多日常工作的问题大多在主管科室就解决了。校和各系的办公室都能及时处理一些所谓“三不管”的问题，既方便了群众，又为领导节约了时间。职工上午都是提早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上班打扫卫生，清洁工只负责打扫公用场所和厕所。后勤职工没有奖金也无加班费，却依然加班加点，而且有许多是自己主动加班加点的。例如大家熟悉的老花工胡全
贵除了吃饭睡觉外，他的时间大多用在校园绿化上；汽车队司机又开车又当义务搬运工；水工们冒着零下七八度的严寒跳到齐腰的污水中抢修下水道；工务班的同志承担了巨大数量的搬运安装任务；烧暖气的工人同志为了不影响教室供暖，冒着炉内五六十度的高温钻到炉膛里抢修等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那一代交大人的普遍美德。我校在几十年里是教育部和兄弟院校公认的在重点高校中国家投入、编制人数较少而产出高的院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在国内高校中名列前茅，毕业生也因学业、品德优良和作风艰苦朴素而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和青睐。
　　西迁精神是一代交大人的群体精神，是集体意识、团队意识。从许多回忆文章可以看到，由于宣传、思想工作到位，大家有共同的理想、愿望，目标一致。胸怀大局，以校为
家，团结协作的精神充分发扬。“全国一盘棋”“全校一盘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党员、领导以身作则，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很少有扯皮、推诿现象。胸怀大局，服务中心，配合默契，工作效率很高，所以才有“西迁速度”。
　　不难看出交大的发展、进步，靠的是交大的优良传统，靠的是交大人的精神。一个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成就大事业的科学家大多也是品德高尚、无私奉献的人。一所大学同样需要一种精神，没有西迁精神，就没有西安交通大学的辉煌业绩。西迁精神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优势。交通大学的优良传统，经过西迁得到升华，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有了新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这是我校大学文化的一大特色。
　　今天，新一代交大人要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既要继承、发扬历史的优良传统，更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愿西迁精神永照千秋！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