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绿色发展的理念与路径的主题既时髦又现实，与国家发展理念相契合。
　　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经济一直处于超高速增长，现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新发展包括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绿色发展新通道，因为常规发展高能源高污染高消耗支撑的高速增长难以维系，就必须转变发展理念，那么绿色发展正当其时，不仅全党而且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深刻贯彻落实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绿色发展的理念，并且贯穿在各项工作的始终。作为安徽大学的学子也应该贯彻落实。下面有请田淑英教授发表她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看法。
　　田淑英：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脉络是从“节约能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到“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到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既然国家这么重视绿色发展的道路，那么绿色发展这件事应该谁来做，怎么做，需要什么样的推动呢？
　　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是在1982年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后来为了让国民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没有有效的措施；1983年，提出了环境保护这一项基本国策，这里就上升了一个高度；到了1987年，提出了降低物质消耗和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到了1990年的时候，提到了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这些很清楚地表明国家政府对于环保和生态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从战略角度方面来说，从90年代到2000年，国家已经基本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2000年以后，从2002年开始，可持续发展中提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006年以后，首次将生态环境放在这里统筹考虑，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后来又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07年，十七大报告里又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
　　综上，从90年代到2000年左右，国家已经基本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但是生态环境难道和经济难道就真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难道就不能既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环境？生态经济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体系的建设，还有一个产业体系的建设。绿色发展不外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而绿色发展需要支撑。
　　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之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主体———公众，公众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参与绿色发展的驱动力，并非是行政强制或利益得失，而是一种责任和道德。通过教育、宣传、引导，提升公众参与环保和资源节约的责任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主持人：绿色发展靠大家来维护，也要靠政府采取措施来推动修复一些生态问题以及弥补市场主体参与这些活动的不足。而来自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曾贤刚教授在此方面深有研究，下面就有请曾教授为我们详细阐述。
　　曾贤刚：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合力，那么在合力当中每个方面谁处于主导地位在具体情况下不一样。总的来说，政府，市场，社会组成了综合合力。一般来说，绿色发展的最终体现是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它较之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很大的区别在于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外物性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很难对此进行定价，市场投资主体很难获得相应的收入即不能及时得到前期投入的回报，那么就不能实现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就需要就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外物性的特点，向企业给予额外的补贴或者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财政补贴，环境税的减免。从另一方面说，政府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的强制，要求它必须这样做。
　　另外，作为社会的主体，公众的消费基于大众的需求。如果企业生产出来产品且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应的补贴，但是老百姓觉得此产品使用不便或者价格较之传统产品更为昂贵，那么市场也会失灵。所以需要培育相关市场，让公众得到认识和觉悟。综上所述，政府，市场，社会的联系密切，缺一不可。所以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强调这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系统工程。
　　学生：我想要请问曾教授，我们一直在倡导绿色低碳的核算方法，那么到底什么是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绿色低碳的核算方法？
　　曾贤刚：强调绿色发展，首先要从宏观决策上建立正确的核算标准和考核体系。传统的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存在很大问题，例如用这种核算方法考核的时候，企业排放污染后的治理增加了GDP,污染排放对大众身体损害然后去医院看病的费用也增加了GDP，污染排放受害者和企业会形成诉讼关系而形成的法律开销同样也算是增加了GDP，而显而易见这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说，现实当中核算GDP的传统方式问题凸显。
　　这也促使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一是GDP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二是GDP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三是成量和增量的关系。绿色GDP基于此进行重新的考虑，一是就成量而言要进行绿色化，二是就增量要发展环保产业。新的GDP核算方式非常重要的是核算资源与环境，环保部对此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但是就可核算性，可核查性存在问题，因为每个人对此算法不同结果也不相同，而且可能大众不认同以此作为考核的客观标准。所以就目前而言，绿色GDP的核算方式处于试点阶段。学术界也在研究新的环境价值的评估方法并对此进行不断的完善，并就具体情况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传统GDP的产品不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是环境真的难以预测。就北京而言，最近几年的环境时好时坏，而我们老百姓在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时候时常会有主观评价。
　　主持人：的确，绿色GDP的核算方式难以计量，因为环境变化难以预测。而就此难度较大的问题，希望大众共同关注和努力，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在座的各位学子也可以就此进行深层次研究，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做出贡献。安徽最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应该是中等以上，就GDP而言，应该是14,15名左右，两三年之内可能会超过北京，因为北京人口较小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左右，而安徽省人口在6000万左右，底盘较大。最近几年，安徽在绿色发展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从省级到地方，从政界到学界都做了很多的探讨和研究。我校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周立志教授带领的团队对于生态的保护和修复做了很多贡献，下面有请周立志院长具体谈谈他们团队的贡献、想法以及安徽省的生态保护现状。
　　周立志：首先对于资源、环境、生态的理解很重要，资源是支撑我们生存的，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周围，生态就是生物与周围的关系。其中生物包括人，那么就人本身来说现在出现了问题。
　　从自然界来说，自然是一个系统，自然界有规则，人生活在自然中也是遵循规则的，但是现在的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在社会属性下人容易失控。人能够造飞机、房子等，人有智慧、欲望。然而动物是没有的，原始社会的时候人是简单的，没有现在的智慧，万事万物是和谐的；再到农业社会，人开始养动物让它们成为家畜种植庄稼来养活自己，但是人仍然不能满足；进入工业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如：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等，再到后来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时代，以这种经济模式为中心更容易带来环境问题，山被开发，水被用来养殖等。正是因为当下的时代已经到了危急的时刻，所以提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就安徽省本身来说是资源大省，粮食等资源丰富，但就当下现状来看，资源大省反而成为了落后地方，这是不应该的。在GDP的层面狂热追求经济效益，养殖狂热，开发狂热让污染加重。对于这种追求经济效益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还是要慎重理性对待发展。就保护区这个例子来说，生态富有，经济贫困；国家如今实行转移性支付来平衡两者的关系，所以还是希望可以考虑生态与发展的关系，慎用财富资源。
　　田淑英：所以到底是什么推动绿色发展？那么就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而不管从经济，法律或者行政手段来看，政府机制都是一种服从机制。如果从社会角度考虑，则是道德和责任推动，而从公众角度出发，则是个人利益的推动，这些都是自发阶段，通过自觉行为促使环境的友好，我们要清楚主体与责任的关系，社会的责任关系，每个主体都有各自的责任。
　　黄毅：社会责任的培育至关重要，就我们国家而言，例如NGO这种非政府组织和NPO这种非营利组织，体现了一种公益公平，这样的组织在我国是缺失的。而在西方这些组织的大量存在能够引起教育普遍性。比如柴静《穹顶之下》的报道抛出环境问题的时候是由于她作为公众人物而引起大众探讨，而在西方国家这种类似于《穹顶之下》的片子非常多，很多人都会去进行拍摄，甚至在当地社区也会有环境保护社区对群众进行教化，所以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是慢慢培养起来的，他们会形成一个共同体组织，即有共同的利益兴趣目标和风险。比如加州Fremont这个城市的共同体认为城市不应该把水权卖给一个工业企业，所以环境保护机构和共同体联合要求政府将水权重新买回来归于居民使用。这就是公众起到的作用最后反过来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这就是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教导起到的作用。文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要有一种天人和谐、利他共生的观念，才能实现真正的绿色发展。
　　主持人：绿色发展应该在全国上下形成热潮，每个人都需要参与。此次对话是多学科的碰撞，包括生态，经济，公共管理等学科的牵涉，对我们思维的开拓起到很好的启迪作用，师生就此次学术交流活动要敞开心扉，形成观点的碰撞，不拘泥于本学科所学知识进行局限思考。（学生记者：史春蕾苏琳蒋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