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内外驱动1.概念的界定从概念上说，一流是学术卓越的专业的认同结果而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想象。人们过去长期没有真正地理解它真实的内涵。一流大学和学科有共同的底线，但不是相同的一流。安徽大学的一流不同于南京大学的一流。要建立一流大学不是把其他大学的一流照搬过来。在争创一流的斗争中经常看学校的排名。实际上往往因为这个排名，就把人排得没有自己的个性。学生是这样，大学也是这样。大学有它的个性，才能够叫一流。真正建设一流大学从原理上来说，是提高自己的底线。
　　真正一流的学校至少在底线上不会出现问题。在底线上提高自己，然后在独特的领域上个性化。建一流大学要靠各个学校自己去探索个性化。我们不可能说出一个怎么去个性化的原理，因为不同大学有不同的资源、优势、环境和绝招。所以一般来讲，一流大学建设只能讲怎么去提升大学的底线。
　　2.各不相同的一流：顶尖学科不同大学的顶尖学科是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一些一流学科本身最关键的是靠内部的专家遗留，外部要靠创设环境和平台。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关键的第一个因素每个人排序不一样，有人把一流的学生排在前面，有人把一流的大师、教师排在前面。但我认为他们是一体的，一流教师没有一流学生教不出好的结果，反之亦然。从整体来说，真正的一流大学如果能够在世界吸收到一流的学生和教授，那么它肯定是一流大学。现实当中缺的是平台。我做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原因就是通过几十年调查以后发现中国大学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丢掉精神，二是缺少现代大学制度。所以要建设一流大学实际上又回到制度平台建设的问题。
　　3.一流大学没有国别标准，只有世界标准要强调的是一流大学没有国别。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大学的校长聚到一起，讨论建设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的话题。但我认为真正的一流大学没有国别的标准。各个国家都有学者和学生。不能说某一个国家定一个标准说自己是一流大学。美国和欧洲肯定也没有这个标准。这些标准都是一些学术组织提出来的，它肯定不会仅仅适合某一个国家，肯定是世界上通用的。
　　4.大学精神是一流大学的灵魂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看我写的《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还有《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写书的主要原因就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我发现，如果解决好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的问题，其他问题就能够解决了。而具体到中国大学精神的传统，我归纳成八个字———士志于道，明道济世。简单的说中国至少是2000多年以来的传统求学是以“士”作为标准的。现在大学里面还是要需要“士”。这个士是指干事的人，后来分成两个类别，一个叫武士，所以现在还用战士；另外一个是文士，后来单独用“士”这个概念时主要是指文士。
　　“士志于道”中的“道”就是客观规定，做学问的人就是要探究客观规律，“明道济世”是指用这个规律去解决社会问题。欧美的表示方式不一样，但是它的内涵与中国还是有很大的一致性———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这是一个大学文化积淀和认同的连续题。但这个连续题在中国什么时候断掉了呢？北洋大学堂建立以后，它实际上还是连续的。从历史来讲，至少是在1955年之前，还是保留着的。最近屠呦呦得奖了，有的人说我们这个教育办得也不错。他们没有估计到一点：到1955年之前，甚至到1957年之前，大学里的这种精神和认同，还没有被赶尽杀绝，还有一部分人在坚持。
　　我曾跟安大老校长孙陶林先生私下交谈过，觉得他身上还保存着这种东西。但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他不敢表现出来。孙陶林先生官越做越小，原因就是还想保留一点自己的“士志于道”。实际上就是“道”在对屠呦呦起作用。在屠呦呦那个时代，如果不是那个状况，我们会有很多人得到诺贝尔奖。中断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但如果想建一流大学就必须要有这东西，没有它就没有持续的内力。这是从精神源头上来说。
　　5.现实中的政府推进现实中国家也反复提出要建一流大学。习近平主席8月18号提出并被审议通过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就是政府推动的例证。不仅是领导人在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建一流大学。
　　我们来看它基本的分析，基调是深化改革，目标是复兴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路径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然后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但到底是解放思想还是统一思想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6.建立综合改革与“我”的关联大学办好就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把活力解放出来。这里最关键的是不要让这些政策仅仅是官方的文件，而要建立这些东西与“我”的关系，这个“我”包括每个人。它如果不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就是空的。综合改革说起来是很高大上，但如果跟“我”有关系呢？我们做过一些实地调查发现现在农村至少60%以上的教师有职业倦怠。大学里也是。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建成一流大学呢？因此要每个人参与进来，用“我”的意志去参加综合改革才有可能。
　　让每个人参与进来有一个前提条件。为什么农村教师有这种职业倦怠？因为村的教育管理方式和教育评价的方式，都是把老师当成一个打工的。时间一长，他就会累了不想干了。
　　大学里也存在这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发一个号召而是要使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我”有充分表达的渠道和机制。交易中有这个机制，每个人都是活的，一但没有这个机制，每个人都是死的或者是疲倦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此外，要真正的建设一流大学必须站在大学发展千余年的专业积淀基础上，遵循大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先是形成共识。最近这些年，政府发的文件已经让接受文件的单位感到疲劳了。很多县里的教育局，每年接受一沓子文件，然后到年底再看看这些文件是否有用，大学里也是这样。这都不是形成共识。过去我们查历史文献的时候，大学的文件经常用一个词———议定，即讨论以后确定的。而我们现在是根据某个文件就直接这么做。每个人要自觉地参与到大学的改革和创建当中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一流。
　　7.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定位和突破口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定位从整体来说不是一个大学内部的事，就像一个纺锤体一样，一部分在大学里，另外一部分在社会。把社会上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大学的问题。而社会上的问题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的问题。政府要改革，但政府改革改不动，学校也改不动。
　　袁贵仁在教育部传达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上说：“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北京组织了讲师团到各个学校去讲，我讲的就是大学改革。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管、办、评分离。道理大家都清楚，但是说了很多遍都没有落实。这是一个突破口。
　　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难关1.建立体制对创新的包容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难关首先在于我们没有建立包容创新的体制。包容创新的体制的基本特点是能容人置疑。在大学里能够建立起对质疑的包容就是创新，就是现代大学制度。仅仅以服从为规则就不能包容创新，甚至在千方百计地排除各种创新，这必然损害创新的行为或者为这种损害行为进行辩护、包装，从外表上看显得很团结，实际上是世俗水平的和气，这种情况下就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中国青年报》8月31号发了我的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质疑是创新的起点。面对质疑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或者封锁，要拿出证据才能得出结果并拿出信服的说法。如果不这样，尽管外面包装成现代大学，实际是不行的。这里面的难题是现在的权利结构是树结构，实际上拱型结构更符合大学的特性，权利结构要改。
　　2.权力体制的一些问题1952年以后高校的权力被进行集中管理，实际权利来源只有一个。到1956年权力来源有一次反弹，但是到57、58年以后大学的权力被压缩得更小。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要归纳为4个字，给钱放权，在九几年权力又收得更多，过程总是反反复复。至少是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到走出这个怪圈，在综合改革中就有人被动观望。总体来讲尤其是今年我们的改革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各方面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怎么改？朝哪个方向去？不仅是大学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都遇到这个问题。许多问题提出来，但是人们各说各的，有些方案听起来很有气势，但是经不起推敲。
　　3.四种迹象仍在延续第一是中国大学的顶层依然在外溢，最典型的表现是优秀的学生还在往外走。大学排名怎么排没关系，但是能够支撑起一流大学的资源和生源在流失。中国高校里一流教师很难进来，在美国的大学里的各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当校长院长，在中国要进一个古怪的职员都很难。这就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政府高度重视，一方面结果不大，越是高度重视结果越不好。2000年以后关于职业教育全国性的会议就开幕了3次，关于高中教育都没有开过会议，结果以这种重视的方式摧毁了职业自身发展的能力，职业教育越来越坏，大学也是这样。所以最好是不受重视自己去办，效果可能更好。我们要高度重视人才结果。重视就有可能令领域内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的最终后果是效果更差。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杂乱无章、高度集中，使得很多学校本来该干的事干不了。
　　最近我表扬了甘肃省的教育厅，他们在转正一些代课教师。关于这个问题在全国出一个文件的可能性很小，因为2012年和近几年连续的出了几个问题，很多问题依然没解决。在这个时候让代课教师转正，就是中间权力的传递起作用的例子，不是基层的权力，也不是高层权力。要真正把教育放活、把大学搞活的就要让中间的权利能发挥作用，权利之间有一定的制衡，要有一部分能够积极地去做事，这里还包括学生的权力。
　　4.现有体制外部管理的问题外部的问题是主办人办学人管理合一、大学法人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大学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基本束缚依然还是按照计划行事，高校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的权利不明确，相互之间扯皮。按照原理来说清华大学内部的权利安徽大学应该也有，黄山学院、宿州学院也应该有。但现在不是这样，清华大学内部的权力大于安徽大学、黄山学院和宿州学院。然而宿州学院要负的责任清华大学可以不负。这是个问题，大学的责任和权利应该一致。不仅是大学、中学也这样，有些中学拥有特权，但最终还是政府权限的问题。现行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政分工，学校内部的权力包括行政学术权力失衡，学校资源按计划分配，学生权益缺乏。要实行这个制度保障就需要我们前面讲的几种方式，用权力制约权力，章程里没有这条，这是我们的疏漏。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后面留一些时间大家讨论。
　　三、参考与路标1.大学的生活的三重价值大学有三重价值，一是学人的精神家园，教师和学生感到里面有安全感。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是大学生活第二重价值。第三是成人和幸福的基石。现在可能更多关注大学的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所以每年考核就业率。用就业率干预学校正常的办学，学校反而办不好，而成人、幸福考虑得不多。向一流大学的目标发展迈进就要遵从自身的内在深层规律，符合大学逻辑的制度保障。我们长期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大学的管理依旧按以前的模式。
　　2.大学管理的依据旧有逻辑是依据行政文件管理，依据行政指令、领导要求制定教学计划，不是依法管理。事实上真正的大学管理的第一依据是学生的需要。前面讲哈佛的为学生成长，为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服务。比如说医院病人进来了，病人的生命就是第一位的。医院党委书记的或者是医院的院长并不高于这个病人的生命。大学不是生理的生命，而是专业的使命，只有把这个理念放在第一位，才能办好大学。
　　叶企孙1950年前后结束了在清华的教学，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而调去了北大。他在清华教学期间没有招多少学生，他所在的物理系第一届招了四个学生、第二届招了两个、第三届招了一个，一直到1950年他所培养的学生也就一两百个，但这其中却有几十个院士。二十三个两弹一星的元勋中有九个是他的学生，四个是他学生的学生。招生时每个学生都要经过他的面试，他认为如果不经过他的面试就招进来的话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学生招进来之后他会经常和学生谈话，以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在此基础上告诉他们要看的书和要学的专业方向。因为他遵守了这种逻辑，所以才能够在当时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办成一流的大学。
　　3.两头促：顶层设计加基层创造从常态来说，大学进行自我管理的第一个依据便是学生的需求，其次是社会的需求，这其中也包括了国家的需要。在这两个依据都确立以后，我们再参考政府的文件。由于政府不是一个专业的组织，所以我们在参考政府文件的同时，也要参考第三方的评价结果，这样才有可能把大学办成一流的大学。“依法、明界、自主”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标准。
　　要建立一流的大学就需要从改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入手，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来促进依法治校；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的管理体制改革来促进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从而实现依法治校。教师是依法治校的主体，同时政府也要承担起其应该做的事情。从30多年前进入教育研究这个行业后，我对自己的定位便是“教育是我的职业，研究是我的生命，把教育办得更好是我的目标”。
　　4.相互信任政府与学校的最大问题就是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这种信任集中体现在社会和政府在对大学师生在追求真理、增值知识、成就人才上的充分信任，相信学人能够通过研究共同体内在的准则（章程）处理好内部以及学人与社会其他组成的关系，使学人们能够自主地追求大学的核心价值，不用大学的外在价值束缚学人对大学的核心价值的自主追求。
　　学生的精神独立，应立足于独立思考。有人认为独立思考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却没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恰恰是因为大家没有独立思考才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个人的独立思考不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但是由于个人的想法、感受、认知、体验和生活经历不同，会带来差异性。在这种差异中，大家相互争论，最终达成共识。现在很多大学对学生进行半军事化的管理，虽然这种管理方法保证了学生的在校安全，但是却增加了学生走出校园后面临危险的风险。当一个人学会如何处理与别人的分歧、如何与人协商、如何建立规则时，才不会出现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学校没有学会这些应该学会的东西时，就会出现拿刀砍人、用毒药害人等社会问题。所以政府与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信任，如果信任缺失，就会对学生、学校的管理者以及政府造成危害。因此政府需要给大学多一些自主权，少一些命令，多一些讨论和评议。
　　5.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长期目标走向符合大学逻辑的管理是建立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大学的学人是大学的真正主人，是成为以人类文化为基础的独立思想者，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创者。现代大学制度不是无政府的，而是要寻求更有效率、更符合大学特征的、更为严谨的管理，主要依据学术逻辑而非行政逻辑或商业逻辑对大学进行管理。学术的真实权力应掌握在实实在在做研究且在某一领域走在前沿的人手中。我们应该使学术规范畅行无阻，学术规范是公器，所谓公器即校长可以用、教师可以用、学生也可以用，而不是私用。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章程在制定时缺少这种考虑，没有把章程作为一种公器。
　　6.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近期目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近期目标是打破计划体制，实现学校之间的平等竞争。比如，招生不应该分批次，校长不应该论级别以及资源分配关系等。转变要政府职能，实现管、评、办分离，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尊重学生。但是现在很多学校都不能够真正做到尊重学生，如果学校不尊重学生，就肯定不能建成一流的大学。学校要真正落实服务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策略，了解学生的天性和潜能，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服务和教育，为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提供帮助。保障学人即教育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完善校内的民主管理。同时要明确学校的章程，各校要以章办学，师生必须是学校章程制定的主体。
　　7.建立现代大学适度的策略顺应社会的需求，例如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其次要借助公众舆论，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再就是要实行快半拍改革策略。比如，一个同学很难一步就从最后一排走到最前排，但是却可以一排一排的向前移动。我们不要指望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可能的事情要积极去做。把学校建成学人安身立命的家园，需要长远的发展计划和经历艰辛的前期准备。学校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和需求所在，否则任何发展规划都是没用的。
　　四、“我”如何参与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1.要以解放思想为新起点改变大家不动脑子照搬一个模式的行动，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思想贫困的问题。要让教育充满思想，让思想滋润教育的每一个细节；让师生充分思想，让思想进入每一个师生自觉自主的学习过程；让每一所学校都在实践发展中自主建构并不断积淀起自身的学校理念和哲学；让每所学校都能在师生自主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愿景。只有这样，学校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中国教育才能健康发展，才能够建立一流的大学。第二，要以专业的方式服务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第三，学校所做的规划要以释放人而不是束缚人为目的。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1957年苏联发射卫星成功，世界各个国家为了避免落后于他国，就学习苏联的方式为国家发展制定规划。八十年代后，大家把重心下移，转向重视学生。最近30年，我们国家把重心进一步下移，认为重心应该放在个体“人”的身上，而不是宏观问题上。
　　2.做好大学规划的关键要素做好规划有以下几个关键要素。第一，目标明确。美国教育部明确提出要保证教育机会均等，提高教育质量。第二，明确解决问题，认清主要问题是什么。第三，善用机制。比如，美国鼓励教育均衡，提高质量，鼓励学生自主择校，而我们国家则采用就近入学的措施，不让自主选择。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允许建立特殊学校，特殊学校由政府出资源，私人办学。这样就促进集体之间的竞争，使得更多的学校办得更好。第四，把握教育的实质和主体。教育与体制内外无关，我们就是体制，每个人都是体制，体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之外的东西。很多东西长期得不到改变，就是缘于有很多的“我们”不作为，缘于我们人性当中的弱点和恶的存在。我们不应该抱怨体制，而应该把自己看成这个体制中的一个分子，有更多的分子改变，这个体制才能改变。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体制中，需要共同的利益感觉，你无法用“我是体制内”去护短，也无法以“我是体制外”站队画圈并推卸责任。
　　3.与体制内外无关现在很多人会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自己属于体制内，所以无论这个体制再坏也要服从；二是认为自己属于体制之外，认为什么事情都和自己无关，所以就无所作为。因此很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心”没有改变之前，就不可能改变现存的教育。每个人都要成于中，形于外，即一个人的内在怎么想，外在就会怎么表现。好的教育，不是它带来的功利，而是她润育的心灵；不是外表的俏丽，而是内在的自信；不是已有的成绩，而是持续的追求与坚守；是一种真诚与心安；不是物质的附庸，而是信仰的光芒。
　　七、结语：越是难，越能有所作为越是难，越是能够有所作为。中国大学的痼疾，不是一日之寒，也不是一处之病。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个人的力量不能够改变教育的整体，但是也不能以此为托辞推卸自己的责任。改革大学，要每一个人参与，我是其中之一，就要做好其中之一的事。要求自己有理想、有责任感、有担当精神，从我做起，与人合作，在小环境中作一些改变，从而引发更多的改变，用改变来推动改变。要相信中国大学是有希望的，如果没有希望便是民众没有希望，国家没有希望，我们要以此为信心、为动力来推动我们的大学建设。
　　（本文由孙倩雯、王淇洵、孙素霞经录音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