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促进师生间的学习交流，提升学生的语言文学鉴赏水平，近段时间，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经典导读系列活动，由中文系刘国民、孟登迎、李俊、李艳红、郭丽君、丁文、吴泽泉、陈华积等老师分别带领学生进行研讨和交流，研讨书目包括《史记》《左转》《诗人李白》等等。本报《读书空间》栏目将刊登其中的部分研讨成果，以飨读者。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余字，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令后代仰慕不已。他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是史学和文学的经典著作，它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情绪，这无疑揭示了人类普遍的悲剧命运。
韩信性格命运的疑点
任静：《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讲述了韩信一生的传奇经历。从少年落魄时的一饭千金、胯下之辱，到初露锋芒时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再到叱咤战场时的背水一战、十面埋伏，再到坚决拒绝武涉和蒯通的劝其反叛，直至最后身败名裂、被害于长乐宫钟室。韩信的军事天才和人格魅力让我们惊叹和佩服，然而他悲惨的下场却发人深思。
读完《淮阴侯列传》，大家应该会困惑，韩信到底有没有像张良一样读过兵书，练过兵法或者受过高人指点，还是他本来就是个天才，无需后天努力？司马迁在文中没有明确交代。有研究者称，韩信确实是读过书的。秦时任官吏的条件有三：有家资，会书写，17岁以上。此外还要考察人品等等。而从文章的开头“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可以看出，韩信只是因为无家资和人品差而不能推举官吏，其他方面还是具备的，由此推测出韩信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但一句话的证据稍显单薄，在我看来，这是司马迁的有意安排，把韩信的军事才能描写得越完美，与他的结局对照就越鲜明，悲剧显得越悲，给读者留下的心里落差也越大，不由对韩信产生怜悯和惋惜之情。
韩信是否谋反这个问题也是研究者乐此不疲的话题。我认为韩信谋反了，但他是不得不反，是被逼造反，他在武涉和蒯通劝说的有利时机下坚决拒绝了背叛刘邦，可见他的忠心耿耿，却在时机不利时帮助陈豨造反，这是心死之后的挣扎，是绝望之际的呐喊。
点评（刘国民教授，下同）：司马迁笔下描写了一批天才英雄——率性，气壮，行为不合常规常矩，灵活，悟性高。他们有一种“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牟宗三语）。这种气是生理之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这种气没有经过后天文化教育的陶养，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韩信就是一位天才的英雄，在非理性的乱世建立了非常的功业。关于韩信造反这个问题，我也赞同他是被刘邦逼反的。
刘怡：《廉颇蔺相如列传》是一篇多人合传，全篇写了廉颇、蔺相如、赵奢、赵括、李牧等5个人物。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着力叙写了廉颇和蔺相如两个人的生平事迹，主要包括蔺相如“完璧归赵”，秦、赵两国“渑池之会”，以及廉颇“负荆请罪”。通过这3个故事，刻画了蔺相如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着力描写了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同时也赞扬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
典型事件表现人物性格。司马迁写蔺相如，主要就在于表现其智勇双全、忠君爱国的品质，而他对廉颇的再三避让，更是表现了他顾大局、识大体、有远见。至于廉颇，全篇中侧重于“负荆请罪”一事的描写，通过他的言语及行为体现了这位良将既骄傲自满又能知错就改、爽直忠厚的性格。
矛盾冲突突出人物形象。文中主要有两大矛盾，一是秦赵两国之间的矛盾，一是廉蔺两人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后一个矛盾的爆发。起先，外部矛盾（秦赵矛盾）是主导是明线，其后内部矛盾（廉蔺矛盾）随着外部矛盾的解决由暗变明，由次变主，而到了廉颇负荆将相和好后，内部矛盾又得到解放，在这层层的矛盾冲突中，故事主动展开，人物形象不断完善。同时也在矛盾中通过相互衬托塑造了人物形象，廉颇在政治上目光较为短浅，因此只能是将而不是政治家。在他的衬托之下，蔺相如就显出了比廉颇高深的一面，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识度也体现了他作为成熟政治家的风范，显示出了他是真正的大智大勇。
点评：这篇传记中，司马迁通过蔺相如3次生死抉择的事件，表现了自己的死亡之思。“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儒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伸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主要是将面对死亡时如何抉择的问题。司马迁特别推重蔺相如在死亡的困境时能智勇结合：理性思考、慎重抉择死亡，即是智；视死如归，无所畏惧，即是勇。但有智的人往往缺少一种胆气、勇气，勇敢之人也常常缺少理性的思考，因而智勇很难双全。
司马迁与“游侠”精神
郭晨：《游侠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对游侠这一群体，我向来怀着浪漫的想象，从司马迁对游侠饱含赞扬的言辞可以看出他与我有共鸣之感。
其一，司马迁对游侠的高度赞扬与他自身的身世之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古之贤人尚有陷入困厄的时候，更何况普通人，其中也隐含着“更何况于我司马迁”的悲凉之感。司陷入困境时渴望有人相救，但实际情况却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彼时的无助，到倾注笔端之时，转化为对游侠的赞扬。
其二，游侠之争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在班固《汉书·游侠传》中，称这些游侠“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诛”。而司马迁为他们唱赞歌。在统治者这里，仁义是为了给统治提供保证，使百姓安于统治的工具；在游侠和司马迁看来，仁义便是对困厄之人伸出援手，并遵守道义讲诚信。从这样的对比中，我们看到，司马迁的观点显然更加先进，不同于世俗，虽为人非议，在历史的发展来看，却是一大进步。
其三，对游侠的划分体现了司马迁的理性精神。他赞赏游侠，却不是赞赏所有的游侠。他将游侠分为3类：富贵卿相之侠，豪暴之侠，布衣之侠。从这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人物的认识细致入微，注意到不同侠士的区别，并准确地分出其类别。不因自己对侠士的渴望而失去理性的精神。
点评：《游侠列传》主要讲的是游侠的事迹，司马迁认为游侠的行为有仁义存焉。这种是非观念颇谬于圣人。司马迁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郭晨同学提到一点很重要，即是百姓的仁义、圣人的仁义与统治者的仁义。在百姓看来，我从谁那里得到了好处，谁就有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仁义具有相对性、特殊性、有限性；而圣人是站在社会全体的角度上来判断某一行为是否符合仁义；但实际上，仁义往往为具有强势权力的统治者所窃取和掌握，统治者所宣传的仁义具有欺骗性、虚伪性和荒诞性。
《报任安书》的“发愤著书”
刘潇：《报任安书》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阅读《报任安书》可以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历史时光，走进史圣司马迁的内心世界。
李陵之祸给司马迁内心上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司马迁说：“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对历史非常熟悉，他知道历史上只要是受过宫刑的人，当过太监的人，历来不为人们所齿。在《报任安书》中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卫灵公和一个太监坐一辆车，结果孔子就离开陈国了。那是因为孔子不愿意看到一位诸侯国的国君和太监同坐一辆车，这对国君来说是个耻辱。
首先，司马迁对生死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那么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看是为何而死的。所以司马迁对生死提出来了一个自己独到的看法：慷慨就义的人未必都是真正的英雄，忍辱负重活下来的人，未必都是懦夫。
司马迁举了一段古人著书立说的例子，说明自己活下来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不朽巨著。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文王姬昌被幽禁在羑里，发愤抒写散文《周易》流传了，屈原被放逐，但屈原的《离骚》传世了；左丘明虽然失明了，但是他的《国语》传下来了。所以他认为古人能够忍受各种耻辱，为的是把自己的著作传下来。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因《史记》没有完成，故忍辱负重地活下来了。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点评：刘潇同学的发言慷慨激昂，很有感情。司马迁是一位理性和情感结合得很完美的伟大人物。征和二年，距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已有8年。在短暂的人生中，8年的时光不算太短。人们可能早已淡忘了8年前的那场灾难，但司马迁的痛苦和耻辱仍是那么深重，长歌当哭，须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要向世人表白：他为李陵辩护是正当合理的，他所受“诬上”“沮贰师”的罪名是不当的，他之所以忍辱求生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在这封书信中，耻辱、自卑、痛苦丝丝编织成一起。司马迁反复地叙说他下狱、受宫刑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自以为身残处秽”“诟莫大于宫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吏，在阘茸之中”“最下腐刑，极矣”。下狱、受宫刑，他的生命尊严丧失，他的道德人格亏缺，他的身份地位卑贱。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更表现出无人理解的孤独和痛苦情绪。他沉痛地说：“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