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三、四十年前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回忆一段农大往事。
　　一
　　这个故事，应当从中国地图讲起，从中国地图上的黄淮海平原讲起。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地形图，很像一只雄鸡，那么黄淮海平原就是在雄鸡身前的一块绿色的玉佩——这是中国第一大平原——32万平方公里。这个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形平坦，土壤深厚，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农区。
　　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就开始建设黄淮海平原。因为历史原因，造成这个地方，发生了土壤的次生盐质化，两千多万亩农田，就像瘟疫一样，被盐碱化了吞没了，粮食产量大减，农民生活困难。
　　这样一个情况，延续了很多年，无法根治。国家每年要调运50多万吨粮食，来给农民发救济粮。在这个时候，科技界和政府机关在黄淮海平原，建立了很多的实验区，大家都在不同的角度探讨怎么治理？旱涝、盐碱怎么办？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实验站——曲周试验区成立了。
　　在1973年的五月份，我们学校的老校长王观澜同志，当时是国务院领导小组的成员，主管全国的农业工作，在邯郸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我们学校时任副校长沈其益教授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下，王观澜跟沈其益说，你看邯郸地区盐碱地严重，农大是不是派几个教师来看看？沈其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我就去邯郸，到了曲周，这里盐碱最重。
　　去了曲周以后，我心里很震撼。为什么？此前，我在新疆综合考察了三年，穿沙漠、过戈壁，翻天山，盐碱地上不知道走了多少地方。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中原大地上，在祖国腹地，有这么严重的盐碱化。我没有想到这些地区的农民，那么困苦，那么贫穷。
　　回到邯郸后，沈其益问我，你看得怎么样？我是搞土壤的，特别是搞土壤改良这一块，被人们叫作“地球修理工”，现在眼看着这个地球上，这一块皮肤已经溃疡了，“瘟病”在那严重地发展了，我们的农民在那儿受罪了。在当时你说我怎么想？我就跟沈其益说，沈校长，我们该来了。
　　我回到学校以后，串联了辛德惠、林培、雷浣群、毛达如等几位老师。七月份，大热天我们去了。他们几个人一看了以后，跟我的心情一样。说我们搞土壤的，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不去谁去？后来，我们决定进驻盐碱最重的地方——张庄。
　　1973年9月2日，我们这帮人，进驻张庄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天，县委的破吉普车，鼓捣半天到了张庄。车停了，下车了，整个张庄村就像一个水寨一样，周围都被水围住了。带领我们的当地干部说，十旱九涝，年年都这样。
　　来到大队部，屋里就一张桌子，四个板凳。这种房子叫“三透房”，透风、透雨、透光。我们就在这儿待下了。
　　这些，我们农业大学的老师，并不怕。我们就是来和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聊天的时候，村支书就跟我说，你们来的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怎么不一般呢？他说这里走十里地，也看不到一颗树，“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听耧耙响，不见粮归仓”。他说，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有女不向张庄行”，女的绝不嫁到张庄，张庄的妇女也都愿意往外嫁，村里有一大批光棍。
　　村支书说，在1943年，这一带又发了一次大水，村里死了一半的人。他说，爷爷临死前想喝一口玉米糊糊，最后也没能找到。
　　当时，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父老兄弟，我们能不能管吗？我们必须和他们一起，和旱涝盐碱做斗争，必须改变这个现状，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思考，有了一套综合治理旱涝盐碱地的科学设想。旱是水少，涝是水多。盐碱是因为灌溉不当造成的，这就是“水盐逆行”失调了。这失调了以后，怎么办？旱的时候有水浇，涝的时候能够排走，地不让它盐碱，还要让叫它粮食增产。
　　这套系统怎么建立起来？
　　我们在治理上 “开中药”，我们有三组药。第一组药是“舒筋活血”，把水盐运动调顺，靠什么？我们叫井沟渠，有井有沟有渠，还有田有林有建，农田工程系统。
　　这里最大的难题就是地下是咸水。咸水在地下不动，我们就“向咸水开刀”。
　　我们建立了一套水运动系统。我们又搞了一套，监测、预报、和决策系统，指挥这个水盐运动，将它旱了有水，涝了能排，不盐碱，土壤变肥，作物产量提升，这套系统叫“监测、预报和管理指挥系统”。
　　还有第三组药是 “营养和强体、壮体”的一套系统，这就是我们农业措施了。要平地、要压碱，要施肥、要品种、要田间管理等等，这一套都上。
　　这三套系统，我算了算是19味“药”。我们当时有一个提法叫“重病要上猛药”。按照这些思路，我们定了四年的治理期，四年的巩固发展期。
　　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难题，村民对我们不信任。
　　老支书问，你们农大老师在这儿什么时候走？以前的工作队到这儿来，一波又一波，短的三个月，长的是半年，你们能待多久？我说，治不好你的地，我们就不走了！
　　第二天，村里老老少少推着车，拿着锹，带着筐上地了，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改土治碱的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到了第二年1974年的春天，开始有些地方开始出现转机了，有些苗好了。1974年，我们又干了一年，整个苗不一样了，原来的地里面小麦只打100多斤，现在能打200斤、300斤，产量翻番了。1974年末，曲周县委打报告，说农大老师在曲周实验站的这套办法是可行的，要扩大实验区。
　　后来，到了“六五计划”的时候，国家科委、农业部在黄淮海地区一共有12个实验区，曲周试验区是佼佼者。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就让我担任专家组组长，那时我才是副教授。不是我有本事，是曲周实验站做出了成果。
　　到了“七五计划”的时候，黄淮海治理的大战役打起来了，我们农业大学是整个战役的主持单位。
　　曲周实验站的经验走向了黄淮海。国家科委后来又在“七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又增加了三江平原、松嫩平原、黄土高原、北方旱区、南方红黄壤的中低产田改良区域治理。
　　1988年，国家计委制订了一个重大的计划，1988年到2000年的12年“区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到 20个省，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全国10大片。后来我们做了一次统计，从1988年划到2010年，全国新增粮食的66%来自这一区域。
　　所以在1993年申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很顺利通过了：我们有技术，有理论，更重要我们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
　　二
　　从1973年到1993年，这20年就这么过来了，那么它的精神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责任，我们必须要对国家、对人民有责任感；第二个是奉献，要实现我们的责任，我们无私的、无畏的来奉献；再有一个，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体力蛮干的，靠科学的，有一篇报道说“用科学制服了老碱”，这是科学；最后，责任、奉献、科学干什么？为人民，就是为了人民，为了农民。责任、奉献、科学、为民，这就是曲周的精神。
　　我还要讲一点和曲周的关系。我们和曲周的关系鱼水情深，“农大老师”这四个字已经成为曲周的一个专用名词了，我们和农民是心贴心的。
　　有一次到曲周去，那是1980年代后期。中午到了曲周，吃午饭。吃完饭结帐，服务员问，你们是农大老师吧？我们说是啊。他说，我们经理说不用结帐。为什么农大老师不用结帐？他说，农大的老师对曲周这么大的贡献，你们吃一顿饭算什么？这是情啊，情谊！这个是钱不能说明问题的，所以那个时候和曲周的干部和群众在一起的，真的要说这个三天三夜说不完。所以我概括四个字“鱼水情深”。
　　我们在那工作，曲周县、乡、村，给我们极大的支持，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觉得我们当时在那工作，如果没有曲周广大农民，没有我们曲周的县委、乡委和村里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啊！所以我在“鱼水情深”后面又加了四个字，叫“感恩曲周”，不要以为我们农大对曲周有多大的贡献，我们的贡献是来自于曲周的农民。
　　我们经常说从曲周走出了两位校长，两位院士，20多位教授。这得益于曲周这片大地，得益于曲周人民和领导的支持，所以我说“感恩曲周”，没有曲周也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就想今天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中，回忆这段历史特别有意义。
　　我们党立党是为公的，执政是为民的，群众路线是我们根本的路线，我入党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老党员了，现在不断听到习总书记不断地提出这些精神、措施、做法，我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感觉到我们党的优良的传统又回来了，高兴啊。
　　我们要记得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他被贬到四川的时候，写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诗：“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忧民这是一个爱国诗人最重要的情怀。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党员，我们今天的教师、研究生，你们要有责任感，要忧国爱民，要为民解忧，为国分忧。
　　当然SCI文章，SCIENCE、NATURE都很重要，但是你要顶天你必须立地，因为不立地你就没有支撑点，你立天是虚的。今天农大要发展，发展的支撑点是传承，传承一些好的东西，没有传承你的发展是不好的，没有基础的。所以多做一点接地气的工作，多做一些能够为民解忧、为国解愁的事情，可以是一滴水、一粒沙子，但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因为，是我们的民族在养活着我们，是这块土地滋润着我们，有我们党和政府在那培养着我们，我们都有责任的！我认为现在责任感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需要的，你们最需要加强责任感，你今天是成人了，你要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在传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创造更大的辉煌！
　　（根据石元春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精神宣讲会的演讲录音整理，因篇幅限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