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睫”这个词形容。曾经有位70多岁的满族老人，在于老师拜访他的前几天突然去世，他所承载的满语文化也随之消失。提起这件事，于老师一直心存遗憾。
　　为此，于老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文化抢救为先，以基础建设为本，以科学研究为主，以人才培养为要，以服务社会为宗”的五位一体多维并举的工作方针，在学科建设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文化抢救工作异常艰难。
　　通过摄录的方式把濒临灭绝的满语口语和满族民俗保存下来，是文化抢救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古礼求诸野”，了解满族民俗或者会说满语的人一般年龄都较大，且居住在十分偏远的山沟里。山路崎岖，交通条件差，需要坐着改装过的农用车才能进入村子。有一次，于老师坐的车子滑到路基下，差点翻了车。在冬天高寒的条件下进行影像摄录更是苦不堪言，即使流了鼻涕，也没有闲下来的手去擦，直到黏在嘴上冻住了。于老师曾这样形容2007年春节期间的文化抢救环境：“沟深得大车难到，山高得没有信号，被少得五人四套，厕脏得难以下脚，炕硬得难以睡觉。”那一次他们在辽东的大山沟里驻扎了半个多月。现在于老师和他的团队成员都没有节假日的概念，过节就意味着到农村去进行文化抢救，甚至除夕之夜都不能和家人团聚。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忘我工作，于老师带领着团队抢救录制影音资料2000多GB，时长达400多小时；征集、抢救了以满族为主的东北民间谱牒1200余部，东北皮影2箱，影辞68部280卷，民俗文物5800余件，萨满祭祀神祠16部，东北民间契约文书300余份，整理孤本书近200本；组织申报旗袍制作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项。抢救了萨满文化、满族皇家祭祖习俗、民间巫俗、关东大鼓、柞蚕文化、吉林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濒危文化遗产。
　　功夫不负有心人，腐朽有幸化神奇。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于老师把这些珍贵文物分类集中，建成了“六馆五室”。其中，满族民俗馆收藏满族生产生活用具、服饰、萨满祭祀神器和扈伦四部遗址出土的清代民俗文物等5000余件。八旗谱牒馆是国内外唯一一所收藏、展示满族谱牒资料的专馆，珍藏以《爱新觉罗宗谱》为代表的皇族谱牒，以佟、关、索、马、齐、富、那、郎满族八大姓氏为代表的民间谱牒1200余份，已成为满族谱牒研究和满族民众寻根问祖的重要资料库。满族佟佳氏博物馆是全国第一所满族家族博物馆，珍藏满族佟氏家族契约文书、家族文献、家居陈设等文物3000余件，为研究清代满族著姓家族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满族资料室收藏《乾隆朝宫中档》、《明清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等珍稀图书资料4万余册。
　　联合国文教专家以及美、俄、韩、日等10多个国家和中国社科院、中国人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先后来访参观了这些馆室，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日本大阪大学等积极与我校联系，协商合作开发满族家谱事宜。
　　这些文化抢救成果对我校历史学科教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有的老师干脆把课堂转移到馆室内，每一件文物都仿佛变成了一本鲜活生动的教材。很多研究生以谱牒为原始素材进行学习和研究，完成了学业。这些文化抢救成果对科研工作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近几年，通过对满族文化的抢救、整理和研究，于老师发表论文数十篇、专著多部，其中《满文形体学原理》一书首次破解满文形体结构密码，是满文及其所在形族、形系，甚至整个表音文字形体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开辟了满文形体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他主编的《满族石姓萨满祭祀神歌比较研究》一书是此领域的拓荒之作，开辟了满语口语文化抢救与研究的新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持的大型专项文献整理项目———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文献的整理，查阅了文献200余部，得地名词条6000余条，辑文献140余万字，并由此构建了“满语地名学”，乃至“满语命名学”的学科体系，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
　　于老师在做好个人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积极督促、带领自己的团队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他对团队成员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他也因此被团队成员亲切地称为“于老狠”、“于扒皮”。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我校形成了一支具有较强教学科研能力的满族语言文化研究团队。近5年，该团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大清史工程项目1项，合作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省部级项目48项；获资助经费430万元；获省部级科研奖励7项；发表论文2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形成了满语文、满族文化、谱牒文化三大系列丛书。其中，《满语语言学》、《满语词法学》、《满语句法学》、《满文形体学》等著作，形成了语音、词法、句法、形体学的完备体系，撰写出版了第一套满语语言学系列专著，使我校的满语教材体系建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是其他大学所不具备的，我们是全国满语教材建设上最系统的一个单位。”于老师特别强调。
　　近年来，于老师及其团队还承担了吉林乌拉街、四平叶赫等满族旅游区的规划、设计与开发。与白山、珲春等地合作进行了满族特色文化产品的研发，推动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于老师的学术能力和科研成果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2009年，于老师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成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某教育部直属高校对他更是格外“关注”，准备以聘为博士生导师、爱人随调、解决住房、配一辆4500越野车专门搞文化抢救和调研的优厚条件把于老师“挖”过去。于老师清楚地知道，那所高校能够给他提供更大的平台来施展才华，能够给他提供更好的条件从事科学研究。但是，他对吉林师大有着特殊的感情，母校的需要和同事的挽留让他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校工作。这些事，从来也没有成为于老师炫耀自己的资本。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这件事情不值一提。
　　长期操劳和奔波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2009年，于老师被查出身患直肠癌。在进行了手术治疗，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后，他又走上了讲台继续传道授业解惑。和生病前一样，他的讲解依旧幽默生动、严谨细致，而且精神依旧高昂，态度依旧认真，学生们对他的病情也大都不知情。“于老师和以往一样，上课的时候还是神采飞扬的，对我们依旧那么关心，要求也一样严格，其他同学都看不出来他有重病在身。”杨欣是为数不多的了解于老师病情的学生，她这样说道。
　　于老师以自己的言行为教材，站在人生这个宽阔的讲台上，为他的学生们传授着为学、为人的道理。“于老师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他谦虚严谨的态度、脚踏实地的作风、甘于奉献的精神，将影响我的一生。”学生对他的爱戴可见一斑。
　　相比教学工作，生病后的于老师在进行满族文化抢救时，要克服的困难就更多了。无法久坐在车里，他干脆就躺在后排座位上。艰苦的环境不利于他的身体恢复，吃饭、睡觉等作息时间不规律更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2011年夏天，他的病情复发并恶化，他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进行疗养。不是温泉、不是海滩，他把疗养地点选在了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农家小院儿内。
　　正当他精心疗养的时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开展授予博士学位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学校在接到文件后，经过认真分析和考虑，认为满族语言文化最符合文件要求。但是考虑到学科带头人于鹏翔老师的身体情况，学校决定于老师只负责适当的指导，不到必要时不用亲自参与。
　　“身患重病正治疗，博点战云如火烧。病服脱去换战袍，为校尽忠赴君召。”在得知这件事后，于老师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他带病领导学科项目论证工作，承担着超常的工作量。加班办公是常有的事情，病痛让他无法在椅子上坐太久，他就干脆从家里搬来一张行军床，躺在上面整理材料。也是在同样的4个月时间里，他接受了5次化疗，无时无刻不挣扎在病痛的折磨中。很多人劝他以身体为重，告诫他避免奔波和操劳，但为了事业发展，为了满腔热爱，他仍旧奋力工作、不辞辛劳。还是在这4个月时间里，他两次中断治疗，在家人和同事的陪同下进行项目答辩。每次中断治疗，都遭到医生的强烈反对，他不得不写下保证书，自愿承担停止用药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其实我也知道停止化疗对我这个阶段的人意味着什么，但这是国家的需求，也是学校的需求，不能讲条件，思想里要有这种自觉意识。”于老师这样说。
　　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家人并没有反对。“因为我爱人也是学校的教师，我俩都觉得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学校给予的，所以她也支持我的选择。”
　　“一切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我始终陶醉在这一事业中！”于老师为我们诠释了一名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一个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责无旁贷，也无怨无悔，其他的就没什么了。”于老师这样总结自己的事业。
　　采访结束后，于老师指了指窗边花盆里的竹子，笑着说：“你们看，不经意间，这竹子长出这么高的苗子来，真好。”的确，葱翠的枝条窜到了天花板上，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祝愿，真的祝愿他像这竹子一样恢复往日的蓬勃生机，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