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玉纯是吉林省永吉县人，1911年12月20日出生于沐石河村（现九台市）一地主家庭。1919年入沐石河村小学读书，1925年小学毕业后，正值东北军阀张作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的时候，加之匪患频繁，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兵灾匪害，使得李玉纯的小商贩家庭也无以为济，不得不辍学，到永吉县桦皮厂一家商店当学徒，成为了一名小店员。因李玉纯痴迷于读书、看报，老板十分不高兴，3年后就被辞退回家。这3年学徒生活的煎熬，使得李玉纯初步懂得了社会的不平，生活的艰辛，世态的炎凉。然而不知出路在哪里，他十分渴望重新走进学校，学习知识，认为有了知识，就有了社会地位，就不被人欺凌。于是，来到吉林市五中念书。1929年夏又考入吉林毓文中学读书。毓文中学是全市较好的一所私立学校，学校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教师教学方法新颖，提倡白话文。李玉纯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并结识了韩容鲁、谢邦治、林诚、王国章等思想很激进的同学。与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视他们为知心朋友。不久，学校从北平请来了一个姓罗的老师，他倾向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学唯物辩证法，还经常给同学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如《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李玉纯读到了这些有益的进步书刊，获得一些新知识，思想受到了很大启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破了李玉纯的学习生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日本关东军的野蛮屠杀政策，学校被迫关门，学生遣散回家，李玉纯又陷入彷徨苦闷的失意之中。同时，从内心诅咒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政府。
　　1932年省城吉林的中等学校陆续复学，当然是按照日本人的意志办学，加入日本法西斯的课程内容。李玉纯在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于同年夏到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这时他已21岁，有些社会经验，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他同一些要好的同学，秘密阅读了社会科学书籍，对黑暗的旧中国有了深入一步的认识，立志要改造它，但却不知从何做起。心里总想出外闯荡一番，于是就给家住五常的谢邦治通信，商量去北平寻找出路。由于家庭不支持，没有经济来源，他就耐心说服父母，讲爱国抗日匹夫有责的道理，最后征得父母的同意。1934年初，李玉纯同谢邦治一起登上去往北平的列车，来到北平考入中山中学。这所学校是国民党CC派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插手办的学校，由国民党教育部直接管，专门招收东北学生，想培植一些倾向他们的人。李玉纯、谢邦治、于克等一些东北学生很受学校的一些反动组织的气。加之老师讲课像老八股，李玉纯很反感，经常与之理论，却遭到学校的记过处分。所以，1935年3月，李玉纯愤然离开了中山学校，到外面补习文化课。于1935年秋升入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是张学良将军专为东北流亡学生办的，不收学费。学校的多数师生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心收复东三省沦陷的大好河山。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力勾结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派，意欲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搞华北自治。“何梅协定”出台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平大专院校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首当其冲，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了”，爱国学子们奋起呐喊着“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口号，走出校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东北大学的师生，冒着刺骨的寒风，不顾反动军警大刀、水龙头的冲击，参加了北平共产党领导的反日爱国示威游行。李玉纯不仅自始自终地参加斗争，而且在运动中受到严格锻炼。他认识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希望，学生们同人民群众在一起才有力量。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是促进李玉纯世界观转变的关键。（二）继“一二·九”运动之后，李玉纯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活动，他们动员了千万工人、农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使他进一步懂得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内心更强烈地希望加入无产阶级政党。
　　1936年春，由于李玉纯工作积极认真负责，革命思想坚定，组织先吸收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积极组织同学参加读书会、演讲会以及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慰问29路军将士等抗日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斗争考验后，1936年秋，由李唯一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李玉纯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学生中进行爱国爱家教育，团结广大学生，与搞分裂活动，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学校解散了，学生们东奔西走，李玉纯在北平姓阎同学家躲避，后来同韩容鲁、林诚、袁野烈等一些同学由天津乘船到烟台、青岛，又到了济南。在这里，他找到了东北抗日救国会的同志，由该会将他们介绍到石友三的一八一师学兵队。学兵队的任务主要是搞政治宣传，动员群众支援抗日部队。学兵队从济南出发，经徐州、郑州、新乡、濮阳等地，最后到达内黄县境内，赶上一八一师部队。因为长途跋涉，生活极其艰苦，李玉纯的身体无法支持每天的行军，平津同学会将他介绍到山西洪赵牺盟会，参加了牺盟会组织。12月间，山西吉县抗日政府县长选党员干部，选中李玉纯，让他到吉县协助王县长工作。恰遇东北大学同学（中共党员）、时任汾西县特派员的景全丰（赵立德），为李玉纯恢复了组织关系，交由王县长领导，任县政府秘书。当时特委指示，县里要成立军政干部委员会，3名党员，让李玉纯担任书记。以后军政委员会改为党支部，李玉纯仍为书记，县政府秘书工作做得很少，主要精力都放在党的工作上。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党员由3名增至7名，因而推动了其他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他把小学教员、群众骨干都组织起来，进行训练。成立农民武装自卫队，训练队员。在农村普遍成立农救会、儿童团、妇救会、教师救国联合会等。还支持领导农民搞减租减息，使吉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吉县失陷后，县政府和县自卫队撤出县城，退到山区打游击。这时自卫队员已发展到500余人，400多支枪。1938年4月中旬，县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主力收复吉县县城。省委决定送李玉纯到延安抗大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政治、军事、保卫等课程。当年冬，李玉纯在抗大学习结束后，留校作保卫工作。不久组织分配他随抗大一分校东上太行地区，在抗大一分校仍做保卫工作。以后任除奸干事、除奸股长、抗大总校经理处特派员。1940年7月，组织又派他到抗大总校学习。1941年初学习结业，组织分配他到太行军区二分区政治部工作，任干部、组织干事、巡视组长。1942年冬，日寇对太行二分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二分区军民在转战反扫荡斗争中，受到不少损失，李玉纯等数十人被敌人俘虏。敌人把他们先后押至阳泉、太原，强迫他们在太原工程队做工。1943年2月，敌人把李玉纯等20余人押解至教化队，企图软化征服他们。在敌人俘虏营里，张箴领导成立狱中党小组，与敌人进行秘密斗争。同年夏，李玉纯等被押往太原铁工厂做工。党组织秘密同外面交通员联系，二分区的侦察人员经常带来一些消息和情报，也把狱中同志同敌人斗争情况反映给分区领导。当时党组织指示他们：“长期埋伏，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做好营救接应工作。1945年春，党组织捎来消息同意回队，李玉纯找机会逃离俘虏营，返回二分区。太行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对李玉纯被俘期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945年9月20日做出结论，证明“李玉纯被俘后表现很好，能够和被俘的同志共同成立党支部，领导斗争，过党的生活。在党的允许下又回到了革命队伍。被俘后有证明人，现正式恢复该同志党籍，被俘一段仍算在党龄内”。（三）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工作，开辟东北根据地。李玉纯被编入太行干部团。中秋节过后，由周桓、张克威带领二百多人从太行军区出发。10月末到达长春，11月7日由吉林市委王庆霖带车接李玉纯等人到吉林市巴虎门里。在这里李玉纯意外地见到了老同学韩容鲁，他们十分高兴地畅谈了分别后各自工作、学习等情况。
　　11月21日，由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和李玉纯谈话，介绍吉林复杂斗争形势，给他分配的工作是让他协助沈越接收政权、成立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恢复工厂生产与商店营业、繁荣经济、强化治安、稳定社会秩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李玉纯面对的吉林市的形势十分复杂，斗争也异常尖锐。苏军虽然支持中共，但他们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只承认国民党对东北有接受权。国民党的党政部门可以公开挂牌子，处于“合法”地位，共产党不但不能接收政权，而且军队也不能进驻市内，只能驻市区400华里之外。在这种艰巨复杂的形势下，李玉纯和沈越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从架空国民党分子的权力开始直到完全控制吉林市领导权。李玉纯协助沈越做的首要工作就是接收政权，建立吉林市临时政府。11月25日，吉林市政府设在伪满日本驻吉林领事馆（原吉林医学院），这是光复后第一届吉林市政府。沈越为吉林市政府第一任市长，李玉纯为吉林市政府第一任秘书长。接管敌伪政权时，只有李玉纯和沈越两人。他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胆量，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李玉纯根据党的政策，决定留用旧职员。这样一方面可安定人心，稳定局势，避免动荡；另一方面也便于了解情况，新旧交替，顺利接收。因为当时特别缺少干部，只能这么做。接管的第一天，沈越、李玉纯就决定召集旧职员开会。参加人员有300名左右，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玉纯同志宣布开会，并宣布由市长沈越讲话。他们向吉林市人民群众说明了当前形势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同伪政府的区别，提出了施政方针、对市政府公务人员的政策和几点希望。会后，立即着手建立职能机构，下设秘书、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卫生等7个科室。李玉纯还兼财政科长。除财政科、建设科是共产党派去骨干任科长外，其余都是留用人员。为了把政权牢牢地控制在人民手中，李玉纯协助市长起草、颁发布告。1946年1月8日，市政府发布第2号布告：“现得苏军司令官之协助及省治安维持会之同意，自本年1月起，市内各机关均隶属于政府管辖之下，统一事权，以期政务统一推进”。2月16日，协调、筹备、组织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临时会议，正式选举沈越为市长，并宣誓就职。选举沈越、张文海、李玉纯等11人为吉林市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至此，吉林市政府更加合法化，更有其权威性。国民党省政府就更是一个空架子。这次会议宣传了党的政策，团结了各阶层，市政府威望更高，影响更大了。
　　为了能站稳脚跟，把领导权牢牢控制在人民手中，李玉纯协助沈越市长抓公安队伍，稳定社会秩序。在永吉地委领导下，建立了全省警务处，通过全省警务处来控制公安局。为了夺回市公安局的领导权，先后派原抗联干部段大吉、刘玉泉任公安局副局长。架空原公安局长霍鹏九。1月7日，由市长沈越带人去市公安局召开全局大会，宣布公安局隶属市政府领导，科以上干部由市政府委任。并建议苏军逮捕霍鹏九，派共产党的人去任公安局长，夺回公安局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从工人中选拔积极分子进行培训，派到公安局基层，更新了公安队伍。经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吉林市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
　　抗日战争留给吉林人民的是满目疮痍的城市，亟待整治，凋蔽破败的经济百废待兴。李玉纯、沈越面对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果敢的行为肩负起接管改造的历史使命。吉林市第一届政府成立后一无所有，工厂需要开工，商店需要开业，学校需要开课，这一切一切都需要资金。李玉纯与沈越市长分析、研究，认为只有收缴日本人开设的工厂、银行的资金，收缴汉奸的财产，才能解决经济来源问题。最后决定清理敌伪财产，掌握经济命脉。1946年1月，在市政府领导下成立了吉林市敌伪财产清理委员会。设调查科、清算科和经理科，清委会主任是李俭珠，评价委员会主任是李玉纯。在市内主要清理了大汉奸熙洽的财产、工商会长范永源的动产与不动产以及外县的敌伪财产，特别是清查日本人的金融组织。通过收缴敌伪财产，保证了财政、税收工作。同时也支援了前线，保证了战争胜利。李玉纯还协助沈越主抓了恢复生产、恢复营业、保护工商业、开展教育工作。光复后市内各工厂由于设备遭到破坏，原材料奇缺，大多数停工了，工人失业了。面对这种情况，李玉纯他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一是颁布公告，缴回散失在社会上的工厂设备，并指派建设科到工厂去，分类指导，组织工人开工生产。对设备完好，又有原材料的火柴厂，马上派干部与工人协商，开工生产。对设备部分完好的造纸厂，利用现有的一台完好机器开工生产，尽管设备不齐全，尚能生产出带有暗花的高级纸。对存有原料的洋灰厂、精麻厂，利用现有原料生产石棉瓦和亚麻布。二是依靠工会组织，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三是积极安排好工人生活。由于恢复了生产，工厂有了收入，工人生活也有了保障。经过市政府领导们的多方面努力，到1946年初，市内工厂大多数都已开工，对复苏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光复后吉林市各大、中、小学普遍停课，教师和学生流散在社会上无所适从。1946年初，李玉纯协助沈越着手抓发展教育事业，普遍解决了经费、师资和教材等问题。市政府教育科首先组织大、中、小学开学。二、三月份市内各中、小学普遍开学。市政府还往各中学派去一、二名党员教师，负责教“政治课”，组织学生会，做学生思想工作，争取、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其次，1946年3月，市政府决定成立“中苏公学”（后改名“吉林政治干校”），招收市内知识青年，培养革命人才。同时市职工总会、新青盟、青年联合会都举行了短训班，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去讲政治课。李玉纯还亲自去给新青盟在重庆路新华书店楼上举办的学习班讲课。讲授内容是“国共两党的两种政策”。在短短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他们中后来有的随党和军队到解放区参加土改，经过革命实践锻炼，多数成为我党的骨干。
　　1946年5月初，市政府组织了劳军队去四平前线慰劳部队干部、战士。李玉纯担任劳军队队长，由他率领邵大光、龚谛、李贵勤、温玉成等十五、六个人，带着慰问品以及吉林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一片深情厚意前往四平前线，充分表达了吉林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大力支援。李玉纯从前线回来后，中央决定战略转移。吉林市委、市政府决定派李玉纯带领干部家属和政府物资先随省委撤至延吉。并以此做为吉林市的后方根据地。5月24日，由李玉纯和“清委会”的于佑山带领干部家属，携带着清缴敌伪的物资从吉林撤退到延吉。6月，省委组织部派他到汪清县任公安局长。月余，省委、省政府决定建立图们海关，调李玉纯任秘书长。至l947年5月，组织又派他到龙井市任税务局长。不久，调回省政府税务局任秘书处主任。此时，正值东北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折时期，著名的夏季攻势已经展开。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反攻重点在吉林省境内的长春———图们、长春———哈尔滨、长春———沈阳、吉林———沈阳的铁路沿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全力支援前线作战部队，当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税收工作极为重要。正处在战争时期，税务干部数量很少。李玉纯在这个阶段，协助局长做了很多工作，制定税收政策、制度和征法，尽量增加税收，为省政府筹集资金，增加财政收入，克服经济困难，支援解放战争。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重新获得解放，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陆续迁回吉林市。吉林省境内除长春市均获解放。省、市政府全力抓恢复经济的同时，也狠抓税收工作，逐渐增加了财政收入，初步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李玉纯在解放初期的税务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提高了领导水平。19490年2月被任命为省税务局长，开始主持全省的税务工作，在税收上取得很大成绩。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李玉纯仍任税务局长兼专卖局局长。正值建国前、建国初、抗美援朝，边打仗边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整治城市、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供给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资金。李玉纯充分发挥各级税务干部的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年年都能超额完成税收任务。这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发展生产、稳定物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国初期，党中央颁布了全国统一的税法。在工作实践中他发现中央刚颁布的统一税法还不能完全切合吉林省各市县区经济发展情况。如税目有些繁多、重复，有的不明确；在手续制度上也较复杂，因而造成公私企业意见很多。再加上地方税务干部偏重于要求完成任务数字，深入研究经济情况较差，因而在干部工作方法上，出现生硬、强迫命令的现象。根据党中央调整税法的决定，李玉纯及时纠正了税务干部的强迫命令及生硬粗糙的工作方式，并针对吉林省各市县区情况，决定简化一些手续，裁剪和合并一些项目，适当调整了某些税率，着重强调了任务与税法的统一，确定了对私营工商业的三种征税方法。缓和了在税法刚颁布以及又发行公债和社会经济刚改组造成的紧张状态。
　　1953年开始执行新税法。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由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税源不断扩大，税收数字逐年增加。在李玉纯主持税政几年里，吉林省税收以1950年为100，1951年则上升为188，1952年又升为207，1953年升为408，充分显示了吉林省经济繁荣发展的速度。
　　从中央颁布的全国统一税到开始执行新税法期间，李玉纯组织领导各市县区税务系统干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税收政策。在学习宣传方面，通过集中学习、座谈会、讨论会以及每年春节调整税收、修正税制同时，均利用多种形式，大力进行税收政策的宣传。纠正了“轻税”思想及部分干部片面的“仁政”观点与单纯财政观点，使广大干部认识了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在贯彻执行方面，积极贯彻税收政策，奖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限制了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并通过征收所得税及经常开展对私营工商业的反偷税漏税斗争，配合各个部门防止了私营工商业的自由泛滥，达到调节收益、调节利润的作用，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同时，总结这一时期对私营工商业的查管经验，在1953年制定并试行了《专责制查管方案》，普遍开展了建立账簿、建立发货票工作。成立了纳税组织，改进了征收方法，摸到了私营工商业经营的一定规律，使基层税收工作逐步深入。与此同时，李玉纯还十分注意培养税务干部的素质。他通过专业训练班及对私营工商业的查账摸底、反偷税漏税斗争等方式，提高了税务干部政治政策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通过每年的冬季征收工作竞赛运动，特别是学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统一了全省业务学习制度，建立了全省税工人员纪律性守则及临时奖励办法，充分调动了全省税务干部的积极性，涌现出许多先进个人和模范单位。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李玉纯同志主持的吉林省税务工作是卓有成绩的，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供应、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平衡财政收支、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及积累国家建设资金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5年春至1958年秋，李玉纯转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兼党委书记。建国后，全省干部队伍建设走上正规化，省委每年都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专门政治思想教育，并进行思想、作风和政绩考核，年终搞民主鉴定。李玉纯在历年的考核鉴定中，都得到很好的评价。（四）李玉纯在建国前后一直主持全省的税务工作，并参与领导全省的财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财政方面的工作经验。1958年5月，中共吉林省委、省人委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总路线的时候，从我省的实际出发，为适应财贸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经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磋商同意，决定在中国人民银行长春银行学校的基础上筹建吉林财贸学院。同年7月，成立筹备财贸学院的领导机构，即筹备委员会，省委决定由财政厅副厅长李玉纯为筹委会主任，负责筹建事宜。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工作，筹备就绪，建院方案报请省委、省人委批准，9月29日，正式成立吉林财贸学院，并任命李玉纯为院长兼党委书记。
　　李玉纯在主持领导财贸学院的8年时间里，颇有建树。首先，建立一支很强的师资队伍。他深知，要想办好一所高等财贸学府，没有知名教授，没有一大批教学骨干，是无法办好学校的。在筹建时期，李玉纯亲自到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等老牌大学，礼贤下士，聘请了经济学教授袁梦超、统计学教授王思立、会计学教授余性元、财政学教授胡继纯等知名专家、学者，使建院初期各系形成了很强的师资队伍。然后，李玉纯把这些具有社会影响的教授安排为各系、学科带头人。由于这些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善于培养青年教师，在他们带领和培养下，逐步建立了一支思想好、业务高的中、青年教师队伍，较快地成长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为建设新学院，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学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重要贡献。
　　李玉纯同志既较深刻地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又深谙知识分子特点。业务上不仅通晓文科，也懂得理科，且很注重工作经验的交流和积累，经常组织召开学校和各系的教学经验交流会。教学采取教师启发式讲解，提出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开展专题辩论，提倡质疑讨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整个教学活动既重视基础理论知识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李玉纯还主持建立和完善科研组织机构。在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领导下，以处系为单位成立6个科学研究分院，下设了41个科学研究小组。学院科研委员会制定了科研规划，并与中科院吉林分院、吉林省、市财贸机关合作开展科研工作。
　　李玉纯工作作风严谨，计划性强，对各项工作抓的很紧。建院时仅有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几幢旧楼，办学院远不够用，困难是很多的。他以老八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处处精打细算，将有限的经费，花在急需的项目上。1958年10月11日正式开学时，有850多名学生，仅设贸易经济、财政金融、粮食管理3个系。但没有食堂，李玉纯决定先搞学生食堂建设，使学生有了良好的就餐环境。李玉纯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以身作则，克服困难。办学初期经费不足，他就自备办公用纸、信封等办公用品。一颗大头钉掉在地上，他都捡起来，不浪费一点物品，久之，学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学着他的样子做，使全院上上下下都养成了勤俭节约办公的良好风气。当时学校不仅没有汽车，连一辆马车都没有，李玉纯上下班全靠步行，而且总是早到晚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办学上。几年后学院买了一台吉普车，作为全院公用车，他上下班也不乘坐。为了节省经费，他不用公务员，勤杂工也很少。他办公室的清扫杂务，都是自己动手，从不让别人帮忙。各处室的卫生工作，全都效仿李院长，始终保持整洁的状况。因此，历年的全市公共卫生检查，总是保持卫生先进称号。
　　李玉纯不但治学严谨有方，而且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很重视院校的政治课、专业课教学。他把政治教师队伍配备得也特别强。每年的重大纪念活动，都召开纪念大会，他还亲自讲课，做政治报告。如“一二·九”运动、“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国庆节，他都给全院师生讲授历次运动的伟大意义、深远影响以及他参加学生运动的亲身体会。由于他的重视，财贸学院的政治课、专业课在当时大专院校中是教学质量最高的，曾经被评为重视德育教育的先进单位。他治学有方、严谨，要求教授、讲师上课必须带教材、讲稿。他还经常去听课，哪些老师讲课，什么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还定期检查讲稿，随时给予指导。他经常深入到教授、讲师、学生之中，全院千余名教职员工、学生，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来。
　　李玉纯非常关心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他亲自兼任党委统战部长，按照党的政策做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学院的重大问题，他都事先征求教授和各方面人员的意见，同知识分子谈心，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得到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李玉纯是同广大员工和学生一起渡过的。他千方百计想办法，尽力办好学生食堂。当时学院在郊区有一处农场，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种植了蔬菜，饲养鸡、猪，组织学生适当参加劳动。因此，学生食堂每月都能得到粮食、蔬菜和猪肉、鸡蛋的补贴，使学生食堂伙食有很大的改善。李玉纯还十分关心教职员工的疾苦，每年都从农场分配给教工一些粮、油和副食，补助了职工粮食的不足，渡过了困难时期。至今，原财贸学院已离退休的教师、职工，仍念念不忘李玉纯院长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李玉纯待人和蔼可亲，对教师、工人一视同仁。无论是教授、一般教师，还是普通工人，谁有什么困难，他都亲自或者派别人去帮忙。教工的生老病死，他都放在心上。有一位姓张的老勤杂工人，以校为家，工作兢兢业业，李玉纯很尊敬他，成了要好的朋友。每逢春节假日，他都去张师傅家看望，即使到了晚年行动不方便了，还让孩子去张师傅家慰问。
　　十年浩劫时期，李玉纯被罢官，停职反省，受到迫害，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对党的信念、忠心没有动摇。他每天都被迫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干一些扫厕所、拔院子里的杂草、清扫垃圾等脏活累活，但他耐心等待着，相信总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1970年秋天，虽然恢复了工作，但是并没有落实政策，没有恢复职务，只在学院做一般工作。直到1973年初，省委为李玉纯纠正了错案，恢复名誉，调省财政厅任副厅长，又为我省的财政收支工作做出贡献。（五）1982年，李玉纯主动申请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组织批准他离休，但是他离而未休，继续为全省珠算协会的工作而奔忙着。1980年至1986年，李玉纯任省珠算协会会长，1988年任顾问。他在任期间，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多次到延边和龙县八家子小学去推动珠脑速算实验班的试验工作，收到极好的效果。他把在和龙八家子小学试点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很快普及开来，使珠脑速算的人数由1983年的39人增加到1997年396000人，国家珠算协会推广了吉林省的经验，将我省主编的《珠脑速算六部教学法》一书，定为普及教材，不仅在国内为畅销书，而且在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也很受欢迎。连美国也曾派人来长春学习六部教学法。这是李玉纯在晚年对国家、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1985年，已七十三岁的李玉纯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党员，先后两次被评为省珠协的先进工作者，并受到全国珠协的表彰。
　　李玉纯同志为人正派，宽厚待人，严于律己，这是与他共事过的人都交口称赞的优秀品质。从部队到地方，都充分体现了他和蔼可亲的风貌，和同志们亲密关系及大家对他的尊敬。在班子里他讲原则、讲党性，又善于团结同志，每到一处都能够把一班人团结起来，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他批评干部从来都是直截了当，有理有据，当面批评后，还对其负责任，被他批评过的干部都十分敬佩他，说他的批评是善意的、诚恳的、实事求是的。甚至对“文革”中整治、打过他的人，也不计前嫌，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仍对其给予政治前途方面的考虑安排。
　　李玉纯同志为官清正廉洁，勤俭朴素。他身居高位，但从不用手中的权利谋私利。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生活上十分简朴，直至他逝世前还用着50年代的老家具。他经常教育子女好好做人，勤奋工作，以诚待人，他从来不让孩子乘坐配备给他的专车，没有让孩子沾他的光。晚年时，当他听到哪里有了灾情，他都要主动汇款，每次20元，从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李玉纯同志平时酷爱文学，特别喜好鲁迅的文艺作品，有些作品竟能背诵如流。他是一位既懂经济又熟悉办学规律的学识丰富、颇有远见卓识的好领导。
　　李玉纯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从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斗争，从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的革命实践起，到最后主编《珠脑速算六步教学法》一书。在前后长达50多年的艰苦复杂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工作。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1年11月5日，李玉纯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享年80岁。
　　原载《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