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彩烂漫，河海大学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校园内工程馆前广场上，鲜花簇拥的徐芝纶院士铜像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熠熠生辉。
我国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华东水利学院原副院长，河海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共产党员徐芝纶先生1999年8月26日在南京病逝，享年88岁。今年是先生百年诞辰。
人远天涯近。徐芝纶院士慈祥睿智的面容在这里化为永恒，他深情关注着一代又一代成长成才的师生校友，关注着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河海大学事业的科学发展……英风俊彦 潜心向学徐芝纶，字君素，江苏省江都县人，1911年6月20日出生于邵伯镇一个殷实家庭。其祖上较早从事民族工商业活动，积累了可观的家产，成为当地名门望族之一，人称“邵伯徐”。父亲徐庭翼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土木工程专业，回国后辗转扬州、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在政府部门做过几年既不得志又不得意的小官。母亲张稼梅出身书香门第，有一定英文功底，知书达理，贤良温和。在这样一个富有、开明且藏书颇丰的家庭，长子徐芝纶和弟妹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尤其是他们的舅舅、左联作家张天翼在从事隐蔽斗争中，着意引导孩子们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的道理，这对于徐芝纶的思想成长和他的几个弟妹后来陆续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徐芝纶天赋异秉，自幼聪慧过人，5岁即入读私塾。他学习用功刻苦，不用父母操心，从小学到高中，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全班第一，深得师长嘉许。阳光帅气的少年徐芝纶同时酷爱体育运动，曾在北平中学生运动会上夺得800米和1500米跑第一名；他司职中锋的篮球队，也在中学生篮球比赛中屡获冠军。此外，他还对国粹京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喜青衣并修炼到相当水准，日后在大学读书教书期间，曾带妆登台客串折子戏角色。
1930年，徐芝纶考取清华大学，成为该校土木系土木专业学生，同年录取的新生名单中还有季羡林、谢家泽、何其芳、伍正诚等这样一串灿若星辰的名字。1934年徐芝纶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留在清华土木系当助教，翌年考取留美公费生。
就读美国期间，徐芝纶自己说过，他在精神上是相当痛苦的。从美国的报纸上，从亲友的来信中，他得知日寇已经侵占了华北，而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祖国大好河山一点一点被蚕食。想想偌大中国竟然被小日本欺负至此，他悲愤填膺，心潮难平。期间他经常参加进步留学生组织的活动，尤其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那边的”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关注，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在美国的第一年，徐芝纶读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水力发电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他的用功在学生中是出了名的，哪怕吃饭前后有一点点时间，大家都看到他捧着一本书在读。他负重致远，门门功课全是A，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学业，获得工程硕士学位，然后又用一年时间师从著名权威、哈佛大学威士加德教授学习弹性力学，获得工程科学硕士学位。他怀着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两次谢绝麻省恩师希望他留校工作，并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提供最高数额奖学金的盛情，决意立即启程，奔赴国难。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徐芝纶和钱学森、时钧等人同乘一条船赴美留学，在麻省读书时又与钱学森、张光斗同住一间宿舍，两人学水利工程专业，一人学航空工程专业，共同的报国志向，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并保持一生。钱学森说：“你早些回国我是赞成的，我想迟一点回国。你搞水利工程也好，土木工程也好，你都有得搞。不管你是教书或是搞工程都可以。我这个航空工程就难说了，中国到现在根本不能造飞机，近期也不会制造飞机，我回去干什么呢？我想等几年，等到中国的确能造飞机了再说。”钱学森后来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历尽艰辛回到祖国，为我国“两弹一星”和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1937年8月初，26岁的热血青年徐芝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不久，与相恋多年的女友伍玉贤结为伉俪。
艰难困苦 蔽日干云怀着科教救国的热望，回国后的徐芝纶安家甫定，便应聘到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当了一名教师。是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据《浙江大学简史》记载，“1937年8月14日，侵占台湾的木更津航空大队首次轰炸杭州。南京、上海、杭州沿线敌机肆虐，战争空气弥漫东南各省。迫于战事，浙大除了一年级新生于9月下旬迁至西天目山开学上课外，其余各年级仍在杭州校本部坚持了三个月的教学活动。直至11月，日军在距杭州只有120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才被迫决定正式西迁。”
在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了气吞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由浙大师生组成的“文军”从杭州出发，三年六迁，经过江西、广西，最后到达贵州遵义，长途跋涉2600余公里，也写下了极其壮烈的篇章。徐芝纶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每次搬家，都有日本兵在后面追，还有飞机轰炸。”“到了一处，就在庙宇里或者祠堂里上课，或者搭一些草棚子上课。同学们的教科书根本买不到，全靠教师在黑板上写。更麻烦的是躲警报，有时候一天两次，上午躲了下午又要躲。”“我当时还不到30岁，算是年轻力壮的，没有人我就顶上去。在浙大六年期间，我教过十几门课程……同学们比我们更苦，大多数同学与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没有经济来源，学校也不可能供给那么多学生。没有床，到一处就想办法搞稻草，铺了稻草在地上睡觉。破衣、破鞋、破帽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时穷节乃现，正是这样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环境，使徐芝纶的思想、意志、心理经受了不同寻常的磨砺。
为了弥补从书本到书本，缺少工程实践经验的缺憾，在浙大工作六年后，徐芝纶辞去教职，应聘到重庆资源委员会水利勘察总队，担任工程师兼设计课课长，主持水电工程开发设计工作。他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带领一批技术人员整天踏勘山沟河流，设计出了不少工程图纸。他还与美国垦务局来华专家萨凡奇合作，进行过长江三峡枢纽的初步设计。但徐芝纶很快发现，在重庆一隅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把人财物力主要用于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哪有心思为国家，为民众办实事！辛辛苦苦搞出来的设计图纸既不能实施，更不能救国，只能委屈地躺在档案柜里睡觉。这让徐芝纶心中十分纠结，深感失望。
1944年，经同学引荐，徐芝纶重执教鞭，在中央大学土木系任教授。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任教授，1948年交大新建水利系，他又转任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他还兼做中大土木系教授，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和大夏大学教授，私立之江大学上海分校教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国家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当年在上海求学，都曾做过徐芝纶的学生。
全国解放以后，徐芝纶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1952年，为了适应国家水利、水电、交通工程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汇聚了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十多所高校水利系科的高等学府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在南京建立。徐芝纶愉快接受组织安排，举家迁来南京。他是学院筹建委员会8名委员之一，同时担任工程力学教研组主任，从事专业基础课教学和管理工作。1954年，徐芝纶任学院教务长，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学院副院长。由于他出色的工作业绩，1960年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赴京参加群英会；1978年获评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江苏省力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第三届理事长和第四届名誉理事长。
徐芝纶毕生心系祖国，向往光明。他于1955年经著名港工专家严恺教授介绍加入九三学社，担任过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常委；1960年和1980年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认识到，过去自己那一套‘科学救国’、‘个人奋斗’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和建设，国家才能得救，自己也才能有出路。”“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党一定也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过渡到共产主义。”1980年6月16日，徐芝纶以69岁高龄光荣入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教学艺术 炉火纯青徐芝纶课堂讲授质量之高，在业界早已享有盛誉。凡是听过他的课或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所授内容的严密逻辑、清晰概念、科学推理和高超艺术所折服。有一次，两位外地工程技术人员出差南京，他们在校门口看到第二天徐芝纶教授将作《关于不稳定温度场的计算方法》学术讲座的海报，马上退掉返程车票参加听课。
“学无止境，教亦无止境”是徐芝纶的座右铭。他认为讲课是教师传授知识的基本方式，要做好教师，首先必须讲好课，练好讲课艺术是教师的基本功。初为教师时，他曾经常站在教室外边的走廊上听别人讲课，“偷师”学艺，悉心揣摩一招一式；他从事教学工作60年，直到近80岁才从一线退下来，但不管行政工作如何繁忙，他给自己定下的履行教学工作职责的铁律一成不变，而且每次讲课后定要做自我剖析，仔细批改作业，寻找不足之处或针对学生理解中的误区加以改进；对讲稿总是不断地精心修改、补充、提高，使内容常教常新。他的书桌上始终摆放着一本新华字典，不时用来正字辨音。
经过数十年的千锤百炼，徐芝纶形成了炉火纯青的讲课艺术：他上课条理分明、内容精炼，重点突出、难点分化，分析透彻、深入浅出，语言精辟生动、引人入胜。他在讲解基本理论的同时，还把思路、方法、对内容的评价和存在的问题交给学生，启发学生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学生认为听他的课兴趣盎然，是高水平的艺术享受。工科学生对比较艰深的弹性力学课程，反而感到易学易懂。
徐芝纶在撰写的论文《怎样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中，总结了八个方面的教学经验：掌握课程内容，了解学生情况，适当安排教材，认真准备讲稿，做好默讲试讲，注意表达方式，及时检查改进，不断努力提高。
他主张教师对讲课内容必须“深入掌握，入木三分”，认为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通过教师的讲和学生的听，有一个折减率，“求乎其上，终乎其中”，教师备课十分，学生只能接受七分。因此，教师必须对内容有更深入的准备，才能达到好的教学效果。他自己不仅对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准备充分，而且对学生可能提出的疑问都做了考虑，以至于在答疑时成竹在胸，信手拈来。对学科中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则与学生共同探讨，深入研究。
他极为重视备课和写讲稿，甚至苛刻地要求自己在上课时不讲一句重复的话，不讲一句废话和可有可无的话，使每句话都准确、流畅、有的放矢。每次上课伊始，他都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讲客套话而直接进入主题，再加上内容安排合理，讲解深入透彻，语言精炼生动，使学生感到他的每次讲课都是一场很完美的演讲。
写好讲稿还仅仅是安排好讲课的内容，并不能保证讲好课。为此，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其他教师首先要默讲三四遍，即不出声地默念全部讲课内容，遇有表达不妥或不流畅之处，精心推敲，直到妥当为止。这种默讲方式对精炼语句、选择表达方式非常有用，可以使讲课水平迅速提升。然后才可以出声讲课，最好有人听课或先行模拟试讲，以检验教学效果。
此外，在怎样分化难点、突出重点；怎样了解学生前期的学习课程和水平，有针对性地讲课；怎样布置和利用板书等方面，他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出神入化的讲课艺术，成为青年教师学习的楷模。《怎样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论文发表后，不但成为河海大学青年教师上岗前的传统经典培训教材，而且在全国众多高校中引起极大反响和高度评价，甚至被奉若圭臬，江西某高校即印千余份发给教师人手一册规定必学。《人民教育》杂志全文刊登这篇论文，《新华日报》除专门报道外，还配发评论员文章《提高教学质量要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强调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倡议所有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教师都要向徐芝纶教授学习，刻苦研究教学方法，把真知灼见传授给学生。
学科大观 灼灼其华徐芝纶是中国力学学科在当代发展过程中的领军人物，是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他的名字甚至成为学科高度的一个符号，这早已成为业界共识。
其实，徐芝纶先前一直在搞水利工程专业，后来从事弹性力学教学和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歪打正着”。原因是华东水利学院初创伊始，专业基础课教师极为缺乏，先为工程力学教研组主任，后任学校教务长的徐芝纶带头承担了工程力学、弹性力学等多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工作。这一教，竟然成就了他一辈子的圆满与丰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国家大规模水利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徐芝纶带领一批教师和研究生，对用弹性力学原理计算水工结构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发表了《基础梁的温度应力》、《中厚度弹性地基上的基础梁》等一批论文。他领导下的科研组，研制出弹性地基梁板的系列模型，并给出边荷载作用下基础梁的计算表格等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这些模型和表格至今仍是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设计的重要案头规范，1988年该成果获评水利电力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70年代初，徐芝纶和一批教师参加南京六合地区水利工程实践活动。他首次应用弹性力学理论，设计出结构型式新颖、经济适用又便于施工的双曲扁壳闸门。为了推广这一先进的闸门结构型式，他深入研究水压作用下该型闸门的内力计算方法，并制成计算表格，收录于《双曲扁壳闸门的计算》一书中，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广泛应用的设计依据和参考资料。
有限单元法是国际上60年代才定名并发展起来的，用离散化模型代替弹性力学中的连续体模型，再引入变分解法并结合正在迅速发展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解决弹性力学中的问题的新生事物。当时国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国内几乎无人顾及，甚至有人说：“中国人现在离世界先进水平是望尘莫及了，连灰尘都看不到，已不知东南西北了。”但他们不知道，正是在“文革”闹剧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中，徐芝纶敏锐地觉察到有限元这个新生事物的巨大学术价值和在水利、土建工程中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国内率先引进、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于1974年出版我国第一部相关专著《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在这本书中，他将有限单元法中大部分内容从变分法导出公式，改为用工程技术人员熟悉的结构力学方法导出，并将自己和同事的大量研究成果编入其中，成为一本系统性强、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容易入门的启蒙性教科书。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以及随后由学校力学系举办的5期有限单元法训练班，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该项新方法让中国人重新跻身于学科前沿，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其成果获评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内第一次真刀真枪地用有限单元法解决重大工程问题的成果《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1985年获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华东水利学院力学系发展到今天的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其学科水平一直保持全国一流并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参与了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南水北调、润扬大桥等国内几乎所有重大水利等工程中相关项目的科学研究，解决了一大批关键力学难题，获得数十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笔耕不辍 仰屋著书1951年年初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邀请徐芝纶等上海各高校二三十位教授到市政府座谈。陈市长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绝大多数高校，特别是理工院校还在用外文教科书，用洋书，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我们就算不得社会主义学校。他希望在座教授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自己的教科书，做到中国人讲课，中国人听课，采用中国的教材。性格豪爽的陈市长讲到激动之处，站起身来在会议室里不停地走动，向大家抱拳拱手：这件事我们是干不来的，务请诸位出手相助！
陈毅市长的谆谆嘱托，给了徐芝纶极大的触动和鼓舞，并把它牢牢地铭记在心里。之后多年，他在繁忙的行政和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埋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徐芝纶写书的原则是先讲课后出书，一门专业课待讲了三四年后觉得成熟了才考虑正式出版。因此，他写的教材充分体现了他的讲课艺术：系统性强，内容精炼，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等。此外，教材具有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如弹性力学中的例题，都是选择水利和土木工程中的实例。对于学科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学者的贡献，都在教材中得到体现。他也把自己许多成熟的科研成果反映在教材之中，如有限单元法中许多问题的求解方法，弹性力学中温度应力问题的精确解答，差分法的许多改进和发展，对薄板和薄壳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关于文克勒地基和边荷载作用下的计算表格等等。
编写教材需要把众多的内容去粗存精，把复杂的因果关系理清线索，把冗长的叙述变得简明扼要，把理论进行严谨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归纳，这些都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艰苦劳动。在编写弹性力学中的复变函数解法时，徐芝纶把穆斯海里什维里写的长达700页、语句晦涩难懂的一本书精简为一章，将其中双调和方程一般解的导出，从使人难以理解的2—3页内容改变为简明易懂的另一种方法导出，仅仅用了几行文字。为了编写薄壳理论教材，他把铁木辛柯的《板壳理论》和符拉索夫的《壳体一般理论》融汇贯通，进行再创作，形成壳体一般理论—柱壳—回转壳—扁壳的严谨完整的理论体系。有次为了表述清楚薄壳弯曲中的一个问题，他苦苦思索了三天才动笔。即使在教材出版之后，他仍然不断加工改进，或根据学科进展对内容进行大段增删，或对语言文字再做精雕细琢。他还十分重视读者的反馈，甚至对读者提出的一字一句的意见都认真斟酌锤炼，力求尽善尽美。可以认为，他的煌煌大作不但无一字无来历，而且无一式无着落。
徐芝纶先后出版编著、专著11种15册，译著6种7册，形成了多层次、多专业、多方位的广泛适用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其中《弹性力学》第一版获评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第二版获评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弹性力学简明教程》被作为全国工科院校通用教材广泛采用，全国高校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还配合此书，组织编写了7种配套的补充教材，以适应各种专业教学需要；《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是我国第一部有限单元法专著，在国内起到了开拓、引领学科的重大作用；《AppliedElasticity》是我国第一部向国外发行的英文版工科教材，由印度威利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徐芝纶的多部著作一版再版，至今仍在每年重印，总发行量达到数十万册，成为永恒的经典。国外众多高校图书馆也收藏有徐版图书，而且是读者借阅使用频率很高的图书之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人表示，徐芝纶院士的著作获得特等奖，也是为出版社争得了荣誉。只要是徐院士写的书，我们一定马上出版！行仁倡义 高风亮节作为一位学养深厚、年高德劭的老知识分子，徐芝纶一辈子崇尚正义，崇尚民主，崇尚科学。关于做人，他有着自己的一定之规。1995年11月，他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做人有三种境界：一是大公无私，二是先公后私，三是假公济私。第一种是理想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必须努力追求达到；第二种是普遍的、通常的、有德性的境界，但是要努力抑私而扬公，小私而大公，切不可公私扯平甚至大私而小公；第三种是禁区，做人入了禁区，也就没有人品人格可言了。
1958年，徐芝纶曾满怀热情地参与社会大炼钢运动，可他看到拆门扒锅送到土高炉里冶炼，出来的却是一无用处的铁渣时，他仔细算了一笔经济账，认定这是得不偿失，并在多个场合呼吁不要再干这样的蠢事。对于在“反右斗争”中受到批判甚至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教师，他深表同情，据理力保，认为这些教师不过是善意提了点批评意见，说了几句心里话，例如对知识分子尊重不够的问题，顶多算自高自大而已，怎么能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徐芝纶“走白专道路”，企图通过召开所谓“红专辩论会”整倒他，搞突然袭击，让他在会上对某个定理当场作出回答。徐芝纶不卑不亢，从容作答：这个问题出现在哪本教科书的哪一页，书上是怎么写的，自己在课堂上是怎么讲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并顺势纠正了提问人不规范、不确切的语言表述。在场有人赶紧翻开书本对照，果然丝毫不差。弹性力学专家本身具有的“弹性”是不应该被低估的，这场闹剧反而进一步提高了徐芝纶的威信，师生对他的学识人品更加敬佩了。
教书育人60年，徐芝纶克尽厥职，亲自教过的学生已达数千人。他从60年代初开始带研究生，培养了几十名硕士博士，包括全国第一个水工专业博士，弟子们早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其中担任大学校长的就有4人。在智育上，他注重发展学生的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灌输知识；在德育上，他鼓励学生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仅仅是灌输规范；在美育上，他着力培养学生丰富多彩的灵魂，而不仅仅是灌输技艺。对已经毕业的学生，他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难题。1998年，力学79级同学返校团聚，徐芝纶不顾年高体弱，欣然莅会，并题词与大家共勉：“以勤补拙，以俭养廉；待人以厚，律己从严；知难而上，稳步向前；自强不息，年复一年。”看到学生像潺潺溪流从这里启程，一路欢歌汇入江河，一路奋发奔向大海，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他喜欢。他悉心指导的硕博士生和专业教师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发表论文、成果报奖请他署名时，他一概加以拒绝。他一向认为，名利是身外之物，怎能去刻意谋求？
徐芝纶、伍玉贤夫妇一生膝下无子女，他们给予青年教师和学生更多的是父母般的关爱。三年困难时期，收入水平较高的徐芝纶经常把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请到家中，让老伴给年轻人烧些荤菜补充点油水；文革中在水利建设工地上，他经常自掏腰包买来副食品让师生打打牙祭；平时哪个同事生活困难或生病住院，他知道后一定会带一笔钱或买上水果前往看望慰问，哪个年轻人结婚，他也一定会带着礼物参加婚礼表示祝贺。徐芝纶写书得到的稿酬，绝大部分捐给了学校以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50年代购买一架钢琴支持学生课余开展娱乐活动；60年代购买一台放映机方便学生看电影；70年代两次捐助学校幼儿园，给孩子们购买书籍和玩具；80年代购买大彩电捐给工会，还把上级照顾他的空调安装在系会议室；学校每次组织赈灾募捐活动，他都带头捐出万余元，等等。他还拿出20万元积蓄参与设立“徐芝纶教育基金”（徐芝纶病逝后夫人伍玉贤遵从其遗愿，又向基金捐款25万元），用于激励青年教师和学生积极向上、奋发成才。而他自己一生安贫乐教，生活简朴，一把计算尺从留学美国一直用到1970年，几件家具还是50年代从上海调到南京时购置的，使用数十年从未更换过。他病重住院期间，连一件好点的衬衫也没有，甚至在他病逝时，家中柜子里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哲人说过，“名人不朽的光环再造了城市”，正是拥有像徐芝纶这样的老一辈教育家、科学家的学术高度和人格魅力并代代传承弘扬，让河海大学，让力学学科闻名遐迩，蒸蒸日上，闪耀着黄金般璀璨的学术和人文之光。
徐芝纶先生是一本大书，一页页翻过，我们心慕手追，犹如一片片花落心河……（资料来源：《一代力学宗师 纪念著名力学家、教育家徐芝纶院士诞辰90周年》、《岁月如歌 献给河海大学力学专业五十华诞》等） （刘德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