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老没有多少私人交往，但工作关系非常密切。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们之间交往的几个阶段：
一、1946年至1947年。在我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即1946下半年，徐老从抗战的后方刚来到上海交大做教师，他教我两门课：《水利发电工程》和《钢结构设计》。虽说徐老是力学家，但他在该校没有教力学，教力学还是在我毕业之后的事。那时，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当然，之后我仍是他的学生，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二、1955年底至1958年。我到了华东水利学院。当时，徐老是教务长、副院长兼力学教研组的力学教授。那时候，教研组归各个系管，分到各个系。力学教研组在河川系（即现在的水利水电学院），我在水工教研组，我们又到了同一个系。1956年起，我担任河川系的副主任。
三、1960年后的几年。1960年成立了一个系，一开始叫理电系，即基础理论和无线电工程系，有六个专业，后来叫“工程力学系”。我调任工程力学系的系主任。当时，系里最主要的学术工作是靠徐老，他是力学系最年长的教师也是水平最高的教授。
四、1975年“文革”结束前至1984年，徐老和我都担任了华东水利学院的副院长。从1975年起，我俩就共用一间办公室直至他最后的岁月。
在这里，我不打算谈徐老的学术理论，而是主要谈谈他整个人的德才。教书育人徐老的一生中仅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从事实际的工程建设，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育人。他对教学认真负责，教学质量很高，他对讲课这一环节和备课非常重视，非常勤奋。他的课质量高、效果好，是有名的，不仅在全校有名，而且在整个高等教育界，特别是在工程高等教育界有名。在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不仅我们学校，甚至其他的一些地方也请他讲授如何讲课、如何传授知识的经验。我想，他的讲课经验应该继续得到整理和推广。教过我的老师很多，但就大学老师来说，论讲课，徐老是所有老师中最好的。我遇见他过去的学生，不论老少，一谈到徐老，都说他讲课好。
徐老是个具有多方面专长的人才，他的专长又特别表现在教学与讲课上。首先，他基础扎实、功底深厚。因为要讲好课，首先自己得理解透彻；其次，他逻辑性强、条理清晰，他的文笔比较好，写的东西条理非常清楚；再次，他勤奋认真，所教的课程到了后期主要就是力学方面的，有的课程是他教过多年的，但是，每次在上课前，他都认真复习准备，并且经常重新整理加工讲稿。
他重视教学工作，最根本的原因是热爱教学工作。在他80岁后，还开出了《弹性力学》选修课，谈起这事，他说：“我现在坚持教学，到两种情况出现了我就不教了：一是我现在上两个学时的课，在那样大的教室里，我的嗓子也还喊得动。当哪一天，我真的觉得精力不够了，我就不上了；二是如果背后有人说我这么大的年纪还霸住讲台不放，我也不会讲了。”我说：“后一种情况不会有的，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教下去。”后来，我们既不劝他不要教，也不鼓励他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考虑他不是作报告就是要按时准点地来讲课，的确很辛苦。但也觉得，讲课对于徐老来说既是一种任务和责任，同时也是他的爱好；讲课可以发挥他的长处，既继续做了奉献，也长远树立风范。
虽然他多才多艺兴趣很广泛，消遣的途径也很多，但在老年，他的主要精力和爱好仍然放在教学上。徐老的体育很好，他在清华读书时，曾经是全校四百米第一名，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他喜好京剧，在逢年过节的集会上，能唱上一段，而且据说也能化装登台献艺。他还有其他的爱好，譬如在桥牌、跳舞等方面也很擅长。
徐老的一生一直在教学岗位上。同样作为学校的一名教师，相比较而言，我就感到很惭愧。作为大学教师，主要的任务是面对学生授课，授业解惑。我没有把这一任务放在首位，怎么说也是个缺陷，到老年想追回补过，可惜来不及了。虽然行政工作该干得干，大学里的科研工作也不可少，但是大学教师应该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
教师育人主要靠以身作则，以言行影响学生。上课本身讲的虽然是知识，但实际上可以看出教师的为人。徐老在认真做人、传授方法性的东西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对于徐老，我的印象中还有几件事特别深刻。
改革开放后，高教界曾经流行过用英语讲课的做法。徐老在会上、私底下都讲过，他反对用英文讲课。虽然学校里用英文讲课的仍然照讲，但是我还是十分同意徐老的主张。我是徐老的学生，能回忆起他当初给我们讲课的情景。我那个时代，上海的高中全部教本几乎都是用英文的，中学里的老师就有用英文讲课的。教我《水力发电工程》时没有教材，他一边在黑板上写一边讲，我们做笔记。他黑板上的笔记是一些比较有条理的纲目———标题性的或者简单的一句话，都是英文。他的具体讲解是中文的，讲到某些专门的词时，就用英文。他从国外回来时先在浙江大学教过课，浙大校长竺可桢就不主张用英文讲课。虽然我觉得用英文听课有一些好处，但假如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大学都用英文讲课，肯定是不正常的。
虽然如此，他对外语还是很重视的。记得有一次下了课，我要查找一本手册，他竟介绍了一本德文的手册。解放初期，教师普遍学俄文，他也是从俄文字母开始学起的，很快他就能辅导其他教师的俄文了。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应用弹性力学》，英文的，在国外出版过，但其中新的内容主要是来自其他语种的文献。
大约1998年左右的一次校友回校聚会。我作为前力学系主任之一参加了聚会，系里老师们都来了，徐老也参加了。聚会的最后，徐老诚恳地对在场的人讲：“你们年纪不小了，工作地位也不低，收入也不少，你们手上有权了，但是你们要注意点：要保持晚节。”他的教书育人不在于讲什么大道理。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是在教材的建设。他搞教材基本在解放以后，从50年代起他就一直出书，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等全套的力学教材，其中以《弹性力学》为主，这是解放后他的一项很大的贡献。他积极地搞教学，以实际行动表现了他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衷心热爱和积极拥护。他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作品就是英文本《应用弹性力学》教材。有一次我参加教育部评选“特优教材”，有人说，他的教材主要根据铁木辛柯在美国编写出版的教科书而写的，但我认为他所写的这本在国际上出版的英文本《应用弹性力学》远远超越了那本的范围和局限，而且在系统性和明白晓畅的程度上也具有独特的优点。实际上，他用一系列力学教材迎接了解放，最后也以一本特别优秀的教材为自己光辉的一生添加亮彩。科研工作徐老不但在工程单位工作过，而且还搞教学、搞理论。解放前，他曾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过水力发电勘测设计的队长，时间大概不长，最终还是选择到学校工作。他在学校是教的《水力发电》，后来，他就往力学上转了。
力学的系统非常严谨，逻辑性强，条理非常清楚。可能徐老的风格就是这样，他似乎不太喜欢庞杂的东西。但我要指出来的，他教我们《水力发电》时，“水力发电”上的很多头绪纷繁的内容，他讲得照样很清楚。他为人作风不枝不蔓，精力往往能够集中到某一方面。虽然他的知识面很广，他的工程知识、工程基础都是丰富的，但他在教了力学之后，有关力学的演讲，对工程上的东西他不随便插一句话。他不插手干预不属于他管辖的事，不随便发表他本行的意见，这是他的特色。所以虽然水力发电本身的内容很丰富、很庞杂，但他能以这种不枝不蔓的精神来统帅这些材料。
他的科研工作主要起始于约1958年，一开始，我校力学教师的主攻方向是“弹性基础梁”理论。这个理论是苏联的力学专家提出来的，主要应用在我国水闸方面。随着水力建设的需要，中国的闸越做越大，闸的软土地基问题较多。徐老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带头人。他能够把生产、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虽然他在科研上有重要成果，但科研在他的工作中始终是第二位的。他曾带领力学系老师出去干过两件事：一次是到红山窑做闸。对于钢丝网薄壳的闸门，在当时缺乏现代计算手段的条件下，他领导完成了复杂的力学计算，成功提出了新的闸门形式；另一次是关于“有限元”的。当时，国内刚刚开始使用计算机，国际上也刚刚开始提出有限元方法。我校以徐老为首写了一本《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有限元在现代的数学模型计算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将有限元法应用到结构力学领域里，徐老是走在前列的。《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是国内最早的一本介绍有限元理论的书。这本书将理论写得清楚，实际的计算工作也与力学紧密结合。
科研在徐老的一生中不占最主要的地位。他的几次科研工作都说明了他深厚的基础，反映了他扎实的功力。
徐老能有这样的成就，根本上是由于他素质高、根底厚。他洁身自好，工作严谨。因此具有突出的优点、重大的贡献，我并不想把徐老描述成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但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个高大的形象。
（作者为河海大学原校长、力学专家左东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