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读书主要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喜好，另一个则应对社会需求。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常因后者敌过前者而读书。
　　我们上大学时，读书的热情是不需要老师调动的，大多数同学都疯狂读书。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如何自觉，也不是我们那一代人就比现在的学生如何优秀，而是，我们处于一个精神相对匮乏的年代，对精神的渴求自然就强烈得多。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有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小说主人公B博士在二战时被纳粹单独囚禁，长期不能与外界接触，使他急切想得到一本书。一次提审时冒着危险偷了纳粹军官衣袋里的一本书。回到牢房迫不及待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本棋谱，大失所望，因为他根本不懂棋艺。但那毕竟是一本书，他只好把那本棋谱反复琢磨，自己与自己对弈，后来他竟然可以战胜世界象棋冠军。我们只总结它的一个方面，就是揭示了一个道理：人与动物不同，人本能上就需要不断吸纳外界新的精神信息，而我们青春时代的文革十年，知识荒芜，人的精神普遍处于一种饥饿状态，所以，文革一结束，全国人都扑向知识和书本，也是自然的。
　　我上大学时，只要听说新华书店进了新书，天没亮，市民、学生便会排着长队去抢购。现在说来比较搞笑，当时人们买书，几乎就像那个B博士偷书一样，根本不加选择，不管是数学、哲学、历史、文学、外语词典，反正只要是书，见什么买什么。当时人们都没多少钱，但书也便宜，而且书真的少得可怜，所以胡乱抢购。
　　我是初中毕业后当了整整十年农民考上大学的。同学中有的当了十几年教师，多数是城里知青，城里的教育怎么说也比农村的要好得多，所以上学后发现自己原来读过的书，简直就是皮毛，人家说起什么书来，听着都像是天方夜谭，很没面子。于是就只好恶补。只要老师讲课时提到的，能找到的，就拼命读。恶补自己欠缺的知识面，恶补十年来的知识空缺。当时学校图书馆书的藏书量有限，借书不易。经济紧张的学生也没有多少余钱满足买书需求。我和同学们都用一个“笨”办法进行知识结构欠缺的“恶补”，那就是抄书。拿来就抄，我抄过汪静之的《蕙的风》、《天安门诗抄》，抄过郑义的小说《枫》，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点报刊文章都抄过……又因为想到毕业后，要回乡下工作，与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很难再有接触的机会，读过的外国文学名著，我都坚持写读书笔记。 （沈亚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