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关内外的全面反攻大势，使国民政府对蒋管区专科以上学校的控制更为严厉。是月，上海交大发起的 “五·一三”护校运动爆发，5月20日，南京中大的“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凸起，遭国民政府镇压。接着，上海学生游行示威，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5月22日，湖南大学举行罢课游行，游行队伍直达兴汉门。5月25日，南京发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五·二0”惨案的消息传来湘雅，24班学生孔华宇提出：在同学中签名，要求举行罢课，声援南京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兰维廉、魏书均、陈璋、汪学仁、魏泽强等也接到了上级党组织关于发动学生参加全国性的“六·二”大游行的指示，他们分别在24、25、26班游说同学签名赞成罢课，但也有一部分同学不赞成。于是，罢课还是不罢课在同学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学校当局的监督下，全体学生在福庆楼一楼小礼堂，展开了辩论。会上，25班学生李寿复等慷慨陈词，呼吁罢课，参加全国性的“六·二”大游行。辩论后，全体同学分别在赞成罢课或不赞成罢课的本子上签名，结果多票通过了罢课。
　　5月4日下午两时，代院长肖元定教授组织教授、讲师等25人召开了学校第73次临时扩大会议，制定设法制止学生游行、劝导大家于31日复课的方案。
　　6月2日的长沙游行是一次全市大中专学生的统一行动。6月1日，长沙市学联准备就游行一事，在湘雅的福庆楼生化科办公室召开专门会议。等会场刚布置好，几百名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和宪兵开到湘雅，包围福庆楼，占据即将开会的场地，监视学生的行动。他们四处窥探，顿时使恐怖的气氛弥漫在福庆楼的内外。然而，湘雅的学生，仍有人在秘密地印传单，传递相关信息。特别是26班的全体女同学和24、25班的大部分女同学，陪伴已经到会的代表，佯装一对对“情人”，走出校门，并在各个路口通知各校代表，改在当天晚上去湖大科学馆开会。湘雅学生会代表魏书均、李安伯、魏泽强参加了这次会议；易凡、朱掌书等因负责游行路线的联系和纠察等事也过河去湖南大学。6月2日早晨，湘雅校园往南、往北的前后门全部落锁，几经交涉，开门无效。当时湖南大学与明德中学的游行队伍在门口喊着 “湘雅的同学们出来吧，欢迎你们加入到队伍里来！”但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安危，硬是不想让学生们冒险上街。
　　此时，湘雅游行队伍总指挥李寿复决定带领游行队伍准备强“攻”大门。他们从福庆楼三楼出发，刚到一楼大门，看见代理院长肖元定和部分教授，出于爱护学生之心，跪在队伍前面。肖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家长把你们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好好教你们学医，今天出去游行，外面很危险，我只有跪下求你们了。”（原来学校在临时扩大会前已接到通知，蒋介石已向全国发出急电，对“六·二”游行者格杀勿论。）见此，学生们也跪下了，师生相对，大家泣不成声。李寿复只得把队伍带到福庆楼的小礼堂，再次辩论是否外出游行？这时，兰维廉、魏书均、李安伯研究后认为，湖大的同学坐划子都过河来了，难道我们连大门也出不去？于是李安伯含着热泪，再一次向同学们说明参加“六·二”游行的重大意义，最后高呼，“凡愿意游行的跟我来！”大家跟着李安伯冲出了福庆楼。这时，有的同学已越墙与湖大同学联系，肖元定院长受到感动，令人打开已锁的大门，把游行队伍放了出去。这次游行，长沙各大学、中学的学生都参加了，对参加者而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长沙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当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湖大的校长胡庶华教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令湘雅学生们倍受鼓舞的是，湘雅的年轻教师程治平、胡纪湘、陈祜鑫、陈国杰等老师，也亲自参加了这次游行。在那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们能够挺身而出，把国家命运摆在个人的安危之上，实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