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半年左右展开的，已经过去30年了。这是一场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理论斗争，中央早已做了结论。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一大批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作为普通一兵同大家一起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近一段时间不少媒体采访了我，我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角度谈了一些局部经历和体会。在这里，我想把我谈过的主要内容向大家简要地汇报一下。
    真理问题是哲学上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内容是很复杂的，中外有许多流派，许多不同的观点，争论了两千多年。马克思第一次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哲学难题。这个命题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理之一。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以这条根本原理为哲学基础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时时都在实际上遵循着这条根本原理。党在80多年的奋斗中与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涉及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至少在理论上这条原理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们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常识。可是，为什么30年前还需要对这个问题开展全国性的大讨论呢？这是由当时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公然把这条根本原理否定了，把党的思想路线从根基上搞乱了，造成了十年浩劫。不恢复这条根本原理，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堪设想。
    我个人参加这场讨论，也有我自己的特殊的思想基础。“文革”前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青年讲师。1961年毛泽东主席委托李达同志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我是主要撰稿人。我从30岁到35岁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做这项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李达老校长被诬陷为“武大‘三家村黑帮’的总头目”，两个多月就含冤去世了。我受到株连，也被打成了“黑帮分子”；第二年我又因为为李达同志翻案受到更残酷的打击，在农村劳动改造八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全家都受牵连，“九死一生”。1974年李达同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干预下获得平反，我才被同意回校治病，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我才回到教学岗位。
    “文革”初期我一夜之间从共产党员变成了“反革命”，只觉得天昏地黑，怎么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到了“文革”中期我就逐渐清醒，对“文革”根本怀疑了：那么多有贡献的老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成千成万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是“敌人”呢？一方面批判英雄史观，一方面又掀起狂热的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一方面又说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一方面又鼓吹“顶峰论”；一方面讲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一方面又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和精神万能论。这些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人的常识的谬论怎么可能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呢？报刊上天天宣传“形势大好”，我感受到的却是人民的灾难。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许正在歧路上彷徨，但不会就此沉沦，灾难总有尽头，光明终将出现。1974年我偷偷地写过一首小诗：“临歧自古易彷徨，莫问杨朱泪几行。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有勇气生活下去。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腾，以为“文革”的错误可以彻底纠正了。但是还不到四个月，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就宣布了“两个凡是”，一下把人们打进了闷葫芦。“两个凡是”不就是“句句是真理”的翻版吗？不就是宣布“文革”的一套还要继续下去吗？希望又渺茫了。
    半年之后，1977年9月，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请柬，要我去北京参加纪念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讨论会。我当时还处在“半解放”的状态，是经过了与当时学校领导的抗争才被允许去开会的。我到了阔别多年的首都。劫后重逢的师友们噙着热泪同我拥抱握手，那感人的场面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我们的议题很自然地集中到一点：“文革”的浩劫怎么竟会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持续十年之久？这样畸形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同我交换意见的同志都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有一套理论作支撑；而这套理论的基础主要是两个荒谬的哲学观点：一个是在真理面前没有平等可言；另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只要认可了这两个哲学观点，“文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出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而这两个观点经过“文革”的反复强化宣传，已经使很多人陷入迷醉，分不清是非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不从根本上驳倒这两个哲学观点，就谈不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也不能防止“文革”的变相重演。尽管当时“两个凡是”还是不可逾越的政治栅栏，还找不到突破禁区的方法，但我们这批人已经打下了明确的思想基础。
    又过了八个月，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意识到一场思想斗争已经拉开序幕了。
    一个多月后，1978年7月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请我出席并准备发言。又是经过了抗争，我才到北京参加了讨论会。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对这次会是不支持的，这个会议并不是完全合法的。会议代表多数说话非常谨慎。有的代表还悄悄地对我说他们省的领导打招呼叫他不要发言，听听就是。
    16日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邢贲思同志找我去开了领导小组会，点明了讨论的主题，分了六个组，我是一个组的副组长（组长是胡福明同志，他是《光明日报》的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一位执笔人）。17日先开全体大会，邓立群同志讲话，还比较平静。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空气就紧张了。有位代表站起来质问：“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说完就愤而离席。这中间还传来中央某领导同志要下令禁止开会的消息。但会议领导小组还是顶住压力坚持开会。大会发言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没有发生争吵。23日下午我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陈述了三个问题：（1）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基础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2）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本身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判定它是不是真理。（3）回答几个诘难。这个发言旗帜比较鲜明，反响比较强烈，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认同。同年《哲学研究》第10期很快发表了这篇发言。只是由于多种考虑，删去了前两部分。
    此外，会议期间我把毛主席1950年到1952年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影印件交给了《哲学研究》编辑部。毛主席在信中说到《实践论》中有一处“不妥”，《矛盾论》中有八个字“应删”，这表明毛主席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的多方努力，党中央批准在 1978年12月25日《哲学研究》12期发表了这三封信，全国各大报刊转载。这件事对驳斥“两个凡是”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经过这次会议，我仿佛从阴暗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明的原野，精神解放的喜悦难以用言语形容。当晚我写了一首小词来抒发我的激情：“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停鸣蝉，一派清光如鉴。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在讨论会之后“砍旗”之说也还时有所闻。但邓小平同志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大局就根本扭转了。 
    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不少干部群众受多年反复强化宣传的错误观点影响很深，还没有完全摆脱“语录标准”的影响，在不少具体问题上对拨乱反正还有许多疑虑，并非一帆风顺。1979年，我针对当时的情况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讲不能把“百家争鸣”归结为“两家”争鸣；另一篇是讲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光明日报》经过反复考虑，杨西光同志最后拍板，发表了这两篇文章。果然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同志来信表示热烈支持，也有人打电话到编辑部骂人，事情并不平静。此外，理论界还有不少同志，他们虽然反对“两个凡是”，但对实践标准在学理上还有保留。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唯一标准”的说法太绝对化，因为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我感到这两个问题如不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就还是没有真正确立。我研究了这两个问题，先后在《哲学研究》和《江汉论坛》上发表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和《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两文，得到了理论界多数同志的认同。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介绍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指出：“逻辑证明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真理标准讨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尽管有不少人就此发表了意见，但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的文章却不多。而这篇文章恰恰在这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15年之后，这篇文章在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1978到1982年间，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报告,在中山大学做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的报告，在北京、上海、湖北、河南、四川、内蒙、广东、大连、山东、海南等地做了30多场报告，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给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哲学基础增砖添瓦。
    通过这些经历，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现在我体会最深的有这样几点：第一，要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造成灾难的。第二，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道理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我们头脑里常常有妨碍实事求是的东西，必须清除这些东西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所以又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永无止境的，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不行。我们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正是党中央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永远坚持。第四，共产党员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必须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敢于面向实践，尊重实践，而不能随波逐流，见风使舵。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本文系作者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跨学科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