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生于四川射洪，“抗美援朝”时入伍，进入解放军后勤学校学习财务会计●1955年，考入四川财经学院会计专业●1959年，毕业留校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1962年，与王永锡合作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实质》●1970年夏，被借调到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研处工作●1978年夏，回到四川财经学院经济系任教●1979年2月，参加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1983年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系主任、1991年任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全国高等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发展经济学会副会长、 《财经科学》杂志主编等●1985年晋升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
30年沧桑巨变的中国，30年气势恢弘的画卷。在全面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历程、总结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今天，当我们以盛世中华的形象走进市场经济的国际大舞台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最早放眼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路者。袁文平教授自己也没想到，伴随着当年他的一个理论论断的提出，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旋即滚滚而来……泱泱大国，浩浩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他1979年底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公开发表，使市场经济思想成为人们的共识。
12月13日上午，在学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上，四川省社科联主席、我校名誉校长刘诗白教授讲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的根本问题上，不少旧观念的突破和新观点的探讨，经济理论界都是走在前面的；许多深刻的开拓性的意见就是由一些倾听实践和时代呼声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就是由我校袁文平教授最早在1979年2月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提出的。诗白教授话音未落，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会后，本报记者走访了袁文平教授，请他谈谈当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有关情况。
1979年2月在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上最早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1979年2月16日，春节刚过，成都平原乍暖还寒。就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才刚一个多月，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用经济的办法搞好经济工作，由省计委、省物价委、省社科院联合发起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拉开了帷幕。
　　为期10天的大讨论，聚积了本省、市、地、州计划和物价等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代表，包括省计委原副主任刘兆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方域、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林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袁文平等130多位实际部门和理论工作者，国家物价总局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吉林省物价委员会等单位也应邀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隆重而热烈，拘谨中不乏激情，毕竟“文革”十年的阴霾还未散尽，人们还心怀余悸啊。会议后期的一天，袁文平作了长达六小时的大会发言，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他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作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等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周振华、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田善耕等发言支持响应，与会者反响热烈。
　　“当时我写这篇文章时，几天几夜没睡多少觉，之后在会上还边思考边写，当时头脑里还只有粗线条，还不知道会上需不需要讲。我讲了前些年我国经济中否定商品经济，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经济实物化倾向，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种种弊端。比如不承认粮油等是商品生产，不尊重价值规律，不按商品的价值定价，而是以保护城市居民利益为由，对粮食、油料等重要物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管得很死，结果导致粮食油料越少越管，越管越少。”“在会议上，我认为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从经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袁文平教授回忆道。
　　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尖锐的，在当时也是十分敏感的。开会期间，四川省委领导听取了汇报，鼓励大家大胆探讨。在1979年3月13日《四川日报》第一版右上对本次会议作了长篇报道，内容中反映了袁文平大会发言的基本观点：我国现阶段“需要有在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必须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快实现四化”。大会发言后，袁文平老师经过进一步仔细推敲，仅用发言稿五分之一的内容，写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谈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一文，在同期的第三版“学习专版”上发表。同年3月17日《光明日报》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为题，详尽报导了这次成都会议讨论的内容。
　　时任四川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的程珮传全程参与了这次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对于30年前的那次会议，程珮传还记忆犹新：会议上讨论非常热烈，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很新鲜，“我们都很振奋，后来经过部门同志讨论决定，在《四川日报》上也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提法，这在全国的报纸中是开了先河的”。
　　会后不久，袁文平又发表了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章。1980年夏，在四川省经济学会年上，袁文平再次作了 “对市场调节的计划指导问题”的大会发言(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1981年第1期发表)。文中实质是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进行宏观调控问题，这进一步补充了他在1979年2月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提出正确观点也并非只有赞扬声。1983年夏，在一个小范围的理论讨论会上，省委有关部门接到上面通知，要袁文平就1979年春以来发言、文章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作出检讨。袁文平感到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易，但他更感到探明真理，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好在不久，理论界开始有文章并有更多的学者肯定他的观点，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1979年2月四川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上，就是“商品经济”的提法也要冒很大风险，价值规律是否应该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的讨论更可谓大胆，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直几乎从未公开出现过。
　　转眼3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迈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道上，走进市场经济的国际大舞台时，我们想起了这一理论的探索者们，想起了袁文平教授。
　　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人们常说，理论总是灰暗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其实任何能接受时间考验的理论无一不是来自现实的土壤，并生根发芽。1979年2月，在我国刚刚从国民经济快要崩溃的边沿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之初，袁文平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法也是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的土壤！
　　“我中学时就被借调到县里参加征粮和土改，后来参军学了一年经济理论，读大学阶段实践机会不少，1959年留校任教，也做农村调查。1970年，学校还没恢复，我被成都市委借调去搞调研，曾到数十家大厂、大量街道小厂、商店以及不少县区乡农村搞过调查研究，看到因棉花收购价过低，农民用‘棉花站岗、红苕睡觉’，即棉花地里搞间种、套种的办法，抵制计划摊派的棉花生产任务；国家计划严格管理供产销人财物的国营大厂办得暮气沉沉，而国家不管的小厂却办得生机勃勃；计划严管的产品越管越少，有的甚至管得有价无货，计划不管的商品却显得供销两旺；城市政府用计划经济办法管市民蔬菜供应，结果是政府贴钱不少，而菜农、菜商、市民都觉得吃了亏，都不满意；等等，我深深感到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刻了。”
　　“我对我国以产品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以实物交换取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倾向有着深入的了解，通过调研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其给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深感震惊，又深感切肤之痛啊!”
　　原有体制弊病产生的根源何在？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导下，袁文平大胆探讨,深刻感到，只有按中央要求，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尤其要“革”掉各种弊端产生的根源，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该如何改革呢？
　　长期从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恩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有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的袁文平教授，早在1962年即与人合作在 《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后来又长时期从事经济问题的调研与写作，有很强的科研能力，根据大量的调查材料，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袁文平教授认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又是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这既不同于原有的 “计划经济”，又不同于原有的“商品经济”，这应该称为什么经济体制呢？通过查找文献，反复研究，特别是研究马恩经典论著，发现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科学准确，所以决定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经济体制就是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关系，应该是市场基础上的计划，计划指导下的市场。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构建了一个初步的体系1979年2月，袁文平教授在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发言《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
　　(1)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指出：“我国目前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很不成熟。”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全体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还有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差别性,决定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一致性和差别性的统一，决定了必须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2)提出和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即小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共同点在于它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下，建立生产同需要的联系的一种形式。”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就是由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来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或者说，“价值规律通过市场、竞争、价格对价值的背离来调节供求，从而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建立一个摇摆不定的平衡”。过去，为保证计划经济的实行，总想“‘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却产生了和我们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是违背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所以，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让它通过市场来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就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在于：1、“它是劳动者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局部、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根本不同于资本家之间那种带有完全敌对性质的冲突；2、“它是以满足劳动者需要为目的”，而不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是以实现和追逐剩余价值作为唯一的目的；3、“在计划指导下进行”，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处于无政府状态；4、“市场竞争的手段是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像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那样，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乘人之危，趁机发财，以至指望不幸事件、指望荒年、大火灾等等。”“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过去,一提到市场经济,就不加分析地把它一概说成资本主义的东西。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应该加以摒弃。”
　　(3)提出和阐述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1.能促使工农业企业按照社会需要安排生产,使“以产定销”的问题迅速而又合乎规律地得到解决。”“2.能使市场交换的买卖双方都比较满意,并保护各自的经济利益。”“3.能促使生产单位主动加强经济核算,自觉讲求经济效果。”“4.能教会我们正确处理国家、企业、集体、个人四者的经济利益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见,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4)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指出：“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既要坚持生产国家计划产品,又还将根据市场需要生产市场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否可以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与否作为一个界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划分为两个领域，但社会主义经济毕竟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市场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5)提出和阐述了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指导的条件及主要手段。认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计划指导，计划机关要“了解和掌握市场需要”，要“由中央计划机关统一指导”，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办法”，要“健全经济立法和加强经济司法”等；除特殊情况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外，主要是经济手段，主要的经济手段有财政税收、信贷利率、价格等，价格是最重要而又最灵活的办法。
　　1979年2月之后，袁文平教授还根据改革实践的发展，继续研究市场经济问题，撰写和发表一系列文章，主要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价格研究》(1983年2期)；《正确认识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财经科学》(1984年6期)；《论价值决定与价格体系改革》《财经科学》(1986年5期)；《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经济学家》(1992年6期)等。学界话语★1993年第4期的《经济研究》上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周振华研究员，他写道： “《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发表的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中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由1979年4月在无锡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讨论会首先提出的。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比无锡会议早两个月召开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首先提出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科学概念，以及 ‘必须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快实现四化’的问题。”
　　★1992年10月15日 《北京青年报》发表邵延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前后》一文，该文在简述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之后，明确指出：“真正打破这一理论禁区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3月13日 《四川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1992年12日20日《四川日报》第三版转载了邵延枫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前后》一文，并加“编者按”，指出：1979年3月13日 《四川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就是《学习》专版上袁文平、周振华等的文章。
　　★1995年3月，中国金融出版社推出的李连仲、李连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一书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的根本问题上，不少旧观点的突破和新观点的探讨，经济理论界都是走在前面的。许多深刻的、创造性的、开拓性的意见，就是由一些倾听实践和时代呼声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根据1979年3月13日《四川日报》第一版报道和第三版署名文章 （袁文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谈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周振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吗？》）初步判断，在1979年2月16日到26日的四川省第一次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四川省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在我国领先提出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以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论断”。“当然，规模、深度和影响更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全党工作重点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合国民经济调整并推动经济科学的发展，于1979年4月16日至29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民间声音搜狐北京市网友IP:221.223.225.*将袁文平老师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著述置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背景，我想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1.对长期囿于传统教条的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还在讨论社会主义有没有、应不应该有商品交换、商品生产时，袁文平老师顶住当时的政治压力，基于对现实的深刻洞见，破冰似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改革方向，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有力地推进了相关讨论的深化。应该说，也为此后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2.袁文平老师并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口号，给出了一个提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意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等，开创性地构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性框架。
　　开创性研究本身不可能是完善的，但它的意义在于为后来者开拓了一条新研究的道路，使人们能够沿着这条道路去思考。事实上，袁老师所提出的命题，在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引起了我国经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在理论交锋中理论得到扩展和深化。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趋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已获得丰硕成果，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拓荒者的努力。搜狐北京市网友IP:58.31.187.*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是社会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概念提出到理论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袁文平教授是提出此概念的第一人，并且为其初步构建了理论体系。其贡献不应被历史淹没。（屈小燕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