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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中国人的理想世界———建筑学院张利教授合作设计世博会中国馆















图片说明:
①由国家馆(左)和地区馆(右)组成的中国馆
②地区馆局部
③“新九洲清晏”局部
④清华参与中国馆设计的团队成员,右二为张利
建筑学院/供图
●实习记者 陈卓琬
去过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人也许不会忘记这样的惊喜———沿着中国国家馆的扶梯缓缓而下,花草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凭栏俯瞰,地区馆平整开阔的顶面上铺展出一座波光潋滟、树影婆娑的屋顶花园。沿着一条曲径深入,中国大地的万千山水浓缩其中,恍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瑰丽画卷,为古朴肃穆的“东方之冠”平添了几分柔美、自然和鲜活。
  这片宜人的东方园林叫做“新九洲清晏”,这一写意的名字浓缩着设计者对它的理解与期待。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分为国家馆和地区馆两部分。国家馆雄浑有力,宛如华冠高耸,享有 “东方之冠”的美誉。
  簇拥着这顶 “东方之冠”的地区馆则是汇聚人流的平台基座,外观平缓舒展,有着“社泽神州,富庶四方”的美好寓意,“新九洲清晏”正是它的屋顶花园。它们的主要设计者是中国馆联合设计团队副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利。
  
与世博结缘
  张利与世博的结缘始于一条新闻。2007年,他从新闻中获悉,上海世博会正向全球华人建筑学家征集中国馆的设计方案。此消息一传开,我校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就在全院教师大会上进行动员,鼓励老师们踊跃参选。得知这一消息,张利随即决定参加征集评选活动。“那时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参与其中。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场比赛,更没有想去赢得竞争。”张利坦言。
  “决定参赛之后,大家分头琢磨,一周之后开会,每人提出了一个方案。”张利记得,交上来的方案以圆形建筑居多,“说明多数人都会选择具有中心感的圆形”。张利却想反其道而行之,“能不能摆脱纪念性的形象思维,转而从城市和功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算不能中标,也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想法。
  张利把想法一说,团队里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兵行险招,既然不打算中标,何苦费这个心力?无奈之下,大家只好靠集体投票来决定。结果,赞成的人数略多。张利就势提出 “三个转变”:中心式转向发散式,圆形转向方形,纪念性转向功能性。两周以后,方案提交,文本中这样介绍它的优点:方案设计以方正规则的几何单元创作出简洁美观的建筑造型艺术,同时实现展览建筑空间利用率最优化的功能需求。
  这一方案的点睛之笔出现在方案闯进八强后的深化修改阶段。当时,听了外界的建议,张利一下子想到了九叠篆。“这是一种特殊的篆字,源起于隋,兴盛于宋,多用于官式印章镌刻”,张利说。九叠篆的字体折叠堆曲、布局匀称、端庄且不失华美,古韵悠悠。它还有一个特点令设计师欢喜不已:九叠篆可以有五叠、六叠,也可多达九叠、十叠,每个字的笔画折叠并无定规。这便为设计师留下了足够的设计空间,既可以尽情施展,摇曳衍生出精美的纹样,又可以随需应变,将各种建筑元素置于蜿蜒曲折的笔画之间。既满足了功能需要,又无损美感,可谓一举多得。张利创造性地将九叠篆用在建筑外表面,作为装饰纹样,成为方案的点睛之笔。上海世博集团副总经理施建培曾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一改动:惊艳。
  经过反复琢磨,张利和他的团队上交了一份名为 “镌刻时空·铭记中国”的设计方案。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最后的投票评审中,张利的设计方案获得评委的充分认可,并列获得最高票数。对投票结果最感意外的,或许是张利本人,他谦逊地觉得,自己的团队原本只设计了一个简单的“L”形的建筑,在八个方案的原设计中,就属这个方案最平淡、最干巴、最中性。
  然而,张利的设计方案远非“独”占鳌头,与之票数相同的还有名为 “中国器”的设计方案,它的设计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何镜堂,他可比张利资深太多太多了。
  两个 “第一”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古朴庄严,在纪念性上略胜一筹;而清华的设计功能性强,便于会后利用,且施工难度较小,离世博会开幕只剩下900来天,施工难易程度显然已成为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僵持不下之际,有关方面提出建议:能否将华南理工大学设计方案中的“国家馆”部分和清华大学设计方案中的“地区馆”部分合二为一,成立联合设计团队?而这显然是有难度的:搞建筑设计的人大多个性较强,不易妥协,更何况,两套方案均已完全成型,但理念与风格迥异,很多方面甚至截然对立。在建筑历史上,也绝少听说不同理念合作成功的范例,更何况合作者还分处一南一北。再者,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合作设计方案若拿不出来,势必影响开工建设。
  
不同而合“和而不同”
  到底要不要“合”?事关重大,张利立即返回清华建筑学院请示相关领导,并向吴良镛院士请教合作策略,他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要参加,一定要参加!”吴良镛院士把张利叫到家中,从自己早年与他人合作的经历开始说起,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吴良镛院士说的好多事,在后来合作建造中国馆的过程中都印证了。”张利满怀敬佩地说道。
  方案合并工作开始前,吴良镛、关肇邺、李道增等清华建筑系的师长对张利一番叮嘱:这是国家使命,既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清华,年轻人要珍惜机会,谦虚一点,肯定有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建筑界的老前辈们,他们深知中国馆对中国及中国建筑界的意义,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设计,却依然以自己丰沛的学识、经验和影响力为中国馆的诞生倾注心力。朱文一院长明确要求张利在世博会开幕前,以中国馆为工作中心,并在学院的工作安排上为他减负。前院长秦佑国教授还亲赴上海,洽谈合并工作的准备事宜。
  在学校的支持下,张利再次回到上海,开始合并工作的最初尝试。双方代表的第一次见面,张利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当晚,张利抵达上海时已是夜里11点了,他心里不踏实,于是硬着头皮敲开了对方副总的门。双方一直谈到凌晨3点,谈到后来,嗓子都哑了。对于合作方案,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却加深了相互了解,打下了合作的基础。张利评价对方成员:坦率、直接、有一说一。
  谈起这次合作,张利对何镜堂院士一直心存感激。张利回忆说,何镜堂提出的 “现场设计”理念在两支队伍融合之初起了重要作用。何镜堂建议,京粤两地的设计人员在上海集合,一起工作,这样既便于沟通交流,又便于相互磨合。果不其然,一两周下来,大家亲近了许多。合作设计方案的第一稿出来之后,两个团队基本合二为一。上海世博会相关负责人由此看到了希望,随即成立了以何镜堂为总设计师,张利等人为副总设计师的联合设计团队。
  设计方案几经修改,在2007年9月召开的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议上获得通过。中国位于亚洲东部,上海位于中国东部,形似斗冠的国家馆由此得名“东方之冠”,而簇拥着这顶“东方之冠”的正是张利主设计的地区馆。此时的地区馆虽已很难看出张利原设计的踪影,但他 “平和、可延续性、公共开放性”的设计初衷却依然保留了下来。
  
打造理想园林
  在清华学建筑时,圆明园遗址是张利汲取营养的精神家园。在圆明园,有一个名为“九州(洲)清晏”的景区。中国馆的屋顶花园“新九洲清晏”的设计灵感便来源于此。
  相传大禹治水时,把中国分为九个“州”。九州既是中华大地最早的行政区划,也是中国的代称。洲,是水中高土,与“州”相通。圆明园的“九州(洲)清晏”把九州抽象成被水环绕的九个小岛,极为写意地描摹了中国的山川大地。
  “作为中国馆景观重要组成部分的 ‘新九洲清晏’,也是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立体化,通过写意手法表现世界与自然”,张利介绍说。面积约2.7万平方米的“新九洲清晏”,高出地面14米,称得上是用东方园林传统建造的现代都市中的空中花园。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人口密度越来越高的当代都市,“新九洲清晏”开辟了人与自然亲密融合的新空间。
  在这里,作为中国馆主体的国家馆,即“东方之冠”位居“新九洲”之首,以“雍”命名,取 “和谐”、“本”、“宗”之意;其他八洲依地势和气候分别为“田”、“泽”、“渔”、“脊”、“林”、“甸”、“壑”、“漠”,均为中华大地上的典型地貌或景观。在这八洲中,分别种植相应类型的植物,通过对各种地貌景观进行以小见大的演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生命环境和生存空间,让人对大千世界以至万物生灵萌生出一种亲近、热爱之情。
  从功能上看,在世博会期间,“新九洲清晏”主要用于人流集散和短时间的放松休整,为古朴的中国馆平添了一分亲和;在世博会后,这里将作为开放的公共休闲场所,为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增添一丝温馨。
  从生态上看,“新九洲清晏”借大自然之手实现了建筑的隔热保温,是对“低碳世博”、“绿色世博”的最好诠释。
  在张利看来,作为中国馆子项目的 “新九洲清晏”,是现代中国人再现内心世界、表达对自然和城市生活的理解、追求“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新天地。在这位中国年轻建筑师心中,这里蕴含着“当代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是中国国家馆展示主题 ‘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延续和深化。国人在这里,可以重温传统文化精髓,在内心与外部世界间寻求平衡;外国人在这里,可以更深入地探知东方智慧,了解沉淀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