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文学，无疑已成为世纪初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化景观。从上世纪末由《萌芽》杂志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产生了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少年作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纷纷出版了各自的长短篇作品，有力地冲击着日益萧条的文坛，并在书刊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可以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
　　有意味的是，“青春文学”的称谓一开始就受到诸多的争议。虽然在短时间内它以迅猛的强势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巨大份额，最知名的几位作者一度跃居中国作家福布斯排行榜前列。但这些“辉煌”成就引来的却是不少知名作家和学者的质疑。有人宣称“世上没有青春文学，只有文学”，指斥青春写手的文字“空洞”、“苍白”、“虚假”、“装酷”。由此可以窥见青春文学遭遇的尴尬和无奈。如果撇开纯粹的价值立场，平心静气地进行一番审度，也许得承认这一特殊的文学创作现象被冠之以“青春”确有其因由。
　　从创作主体来看，“青春作家”大都出生于“80后”、“90后”，他们大都是经济较为富裕的独生子女的一代，其成长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和一致的创作立场，但却有明显的“群落性”，和传统写作构成了显著的差异。这三十年中，中国处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平稳时期，随着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已然置身于“全球化”的格局中，大众传媒和网络媒介的勃兴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中国社会结构进入调整和转型时期的一个表征，80后（包括90后）创作恰恰在各个方面呼应了我们这个难以命名的时代。比如，青春作者们大都成长于现代化都市，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洗礼，热衷于时尚和休闲，并与网络新媒体保持了天然的亲密关系。在此意义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从他们的创作中寻觅到或隐或显的痕迹。青春文学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的萌芽在文学领域的微观表现也许不为过。
　　自九十年代以来，新的社会转型的种种影响在精神和观念层面上对青少年群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们与成长于其中的这个新时代水乳交融，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与时代产生了某种疏离和怀疑。他们远不及他们的前代那样阳光明媚、信心十足或者有足够的沉稳和底气。青春文学不乏年少者“我行我素”的飞扬和自信，但其颓废和“残酷”的另类品质多少有点类似于西方社会“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
　　从创作的主题看，青春文学突出地表现了青春的叛逆心理和特有的忧郁情怀，笼罩着强烈的孤独感、隔离感。青春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着意于“自我意识”的追寻和表达，但却难免于成长历程中自我认同的迷惘和偏误。对爱情主题的痴迷和玄幻灵异想象的热衷是突出的特点，也非常充分地显示出其“青春”特质。再从接受的层面看，青春文学的出场一方面得力于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其作者有不少是先借助于网络平台尝试写作，却意想不到地受到众多同龄网友的追捧而走红，并最终得以在网络内外自由穿行。新型网络媒介和传统出版媒介均参与了青春文学热潮的“制造”。媒介的有力参与与鼓动使青春文学与传统的写作产生了最为明显的差异。与此相应，青春文学的读者群与传统写作也有明显的差异。成年读者对青春文学普遍地保持距离，但它却在其同龄的读者那里得到了热烈的拥抱，甚至于“偶像”式的膜拜，其数量之众足以产生文学出版业的奇迹。正是这一点使得青春文学不再只是一种文学潮流，而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它令所有敏感的人们都不难感受到，传播媒介与消费文化的合谋将无可置疑地重新塑造文学的前景和命运。
　　不管人们对汹涌而来的青春文学持怎样的立场，但一个新的时代毕竟以不可阻挡之势姗姗来临，褒扬和批判都无可非议，一个新事物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毕竟要接受多重的考验。不过，在略嫌激切的质疑和诘责中，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目下还不成熟的青春文学也许正在孕育未来中国文学可能具有的某种新质，如果仅仅因为它产生于与这个让我们怀疑的时代就全力否决它，并非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