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由于高校停止招生已经十年，社会上积压了大量的高中毕业生，据统计，当年报考大学的有570万人，而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不足5%。有不少人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被取消了录取资格，他们难免心中不平，就有人不断地上访，据理力争。北京大学负责录取工作的谢冕先生也为这些落榜生感到遗憾、可惜，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扩大招生，在社会各界的要求下，教育部和北京市作出决定“扩大招生”，也给北大增加了一些招生名额。但是，由于学生宿舍太少，不能安排住宿，于是决定招收一定数量的“走读生”，即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回家住宿，这当然要招收有北京户口的考生。我是山东人，当时在华北油田北京勘探指挥部3268钻井队上当钻井工人，指挥部设在北京市大兴县安定公社，户口虽然迁到北京，但上班地点却在河北省永清县，离北京还有100多公里，这怎么走读呢？当年，还有学生家在北京郊区，如延庆、密云、昌平等，也无法走读。幸亏当时北大领导千方百计地解决难题，实行留学生陪读政策，即抽调一部分学生，主要是中文系的到留学生宿舍去陪外国留学生居住，名义上是助他们学习汉语，可能也有监督他们的用意，这就腾出部分宿舍，让这些扩招的学生住，这才使我得到上北大的机会。
　　在全班48名同学中，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参加完高考后，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上班时注意力不够集中，砸断了右手小指，直到78年3月份还未能痊愈，便回老家（山东菏泽曹县）养伤。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钻井队，别人不能拆阅，一直在办公室放着。直到过了春节，一位好友想到我曾经参加了高考，这封从北大寄来的信，会不会与高考有关。这才在多人的见证下，撕开了信封，果然是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于是急忙给我发电报，让我回去，去北大报到。等我从山东返回钻井队，已经4月初了，4月4日，指挥部领导派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送我去北大报到，我被安排在32楼334房间。房间只剩下角落里的一个双人床上铺，下铺是一位相貌清秀的小伙子。放下行李后，我便下楼向司机师傅告别。等我再回到房间时，行李都被搬到了下铺。原来下铺的小伙子见我年龄较大，手又有伤，上下床不太方便，他便主动的搬到上铺，把下铺让给了我。让我大受感动，后来便与之成了挚友。这位小伙子就是梁左 （即后来著名的喜剧作家）。
　　梁左就像他的喜剧作品一样，幽默风趣、讨人喜欢。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些政治性的语言，如“向毛主席保证”之类，与他关系好的同学，他简称为“革同”（革命同志的简称），他比较反感的同学，便称为“阶敌”（阶级敌人的简称）。据说这与他生活的家庭环境有关，他的祖父母都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父亲范荣康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专写社论的；母亲谌容是知名作家；奶奶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即谌容小说“人到中年”中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的原型）。梁左十分擅于学习，他把李白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编成快板的形式，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毕业后，梁左被分配到教育部中专司工作，后来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与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一起创作《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小偷公司》《特大新闻》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又和弟弟梁天一起创作电视剧本《闲人马大姐》《我爱我家》，成为独领风骚的喜剧作家，可惜天妒英才，只活了43岁，于2001年5月19日因病逝去。悲夫痛也！兄弟，宋兄为你一哭！老天不公！
　　在大学里，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的诞生。那是1981年3月20日晚上，电视实况转播，排球世界杯亚洲区预赛，由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当时还称为南朝鲜队），胜者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杯排球赛。比赛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中国队先输了两局，第三局和第四局取胜扳平了比分，比赛快结束时，转播中断，因为租用卫星的时间用完了。这时，有人拿来一台大收音机，大家就听实况转播。最后，中国队以15：9获取第五局的胜利，从而以3：2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这时，楼下热闹了，38楼的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架大鼓在敲，也有人拿着破拖把当火把点着。我们32楼334室的同学也找来一个旧拖把，但怎么也点不着，因为拖把太潮湿。有同学说要沾点汽油就好了，一句话提醒了我，没有汽油，我就从床底下拿出来喝剩的二锅头，浇在拖把上点着，和刘志达等同学一起跑下楼去。一开始只是跟在38楼的队伍后面走，边走边喊口号“中国队，万岁！”，后来走到25楼、26楼，26楼是留学生楼，很多留学生趴在窗外看热闹，我们的口号就变成了 “中国，万岁！”，后来，有人带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唱完后，又接着喊“中国，万岁！”。这时，带头喊口号的那位同学（不知是哪个系的），见我和刘志达年龄比较大，就问刘志达：“咱们换个口号好吗？”刘志达说：“换什么口号呀？”那个同学说：“团结起来，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刘志达说：“这口号好是好，就是太长，不顺口，不如就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那位同学说行。我们就把他抬起来，让他给大家说换口号,他就领着大家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还有个同学拿着“砖头式”的录音机，进行现场录音。第二天中午，校广播台播放现场录音。广播员激动地说，“3月20号夜，同学们喊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表现了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通讯，题目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报道了这次游行。从此，这一口号很快传遍全国。后来，又被刻在石头上，制成石碑，安放在北大图书馆外东北角的草地上。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我参加过批判聂元梓的大会，记得邵华（毛泽东儿媳）、贺晓明（贺龙之女）、邓楠（邓小平之女），也应邀参加了；曾到西单民主墙看过大学报；曾列队欢迎过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到北大访问；也曾经到首都体育馆参加过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曾拜访过五四老人许德衍，也拜访过鲁迅的挚友章廷谦（川岛）；曾到人艺观看过《雷雨》《茶馆》等话剧演出，也曾到人民大会堂聆听过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报告；曾到郊区帮助农民收麦，也曾到白洋淀参加过夏令营；曾邀请过肖军、徐迟、曹禺作报告，也邀请过侯宝林、葛存壮参加我校联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