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全说，假的全不说”，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晚年在《口述史》中指出，在现代的我国学术界，冯友兰先生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与郭沫若比肩。而河南的学术界则把冯友兰和嵇文甫并举，称为“南冯北嵇”。这是因为，他们两人在求学、治学和人生历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相同之处，都是学术界的精英，且两人间的关系也非同于一般。
　　就学术界来说，冯友兰和嵇文甫是两个少有的“三同”
　　者，即同岁、同乡、同学。两人都出生于1895年（清光绪21年）12月，冯先生祖籍唐河县，在豫之南；嵇先生家居汲县（今卫辉市），在黄河之北。两人于1915年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哲门（系），是一个班的同窗学友。抑或是机遇之巧合，1918年北大毕业后，两人又同回省会开封，教同一种课程。冯先生就职于省立第一工业学校讲授国文；嵇先生就职于省立第一师范也是讲国文。在汴期间共同参与创办《心声》杂志，在当时的河南，这是传播新文化思想的唯一刊物。
　　之后，两人又先后出国留学。冯先生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嵇先生学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归来，两人又先后重返北京。冯先生于1926年受聘燕京大学后转聘清华大学，嵇先生则于1928年就职北京大学，兼课于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抗战期间，冯先生随校迁至云南昆明，当时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嵇先生亦随河南大学迁至豫西嵩县潭头镇（嵇先生于1933年离开北大来到河大）。值此国难之时，冯友兰为西南联大创作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嵇文甫也为河大创作校歌：“济济多士，风雨一堂……四郊多垒，国仇难忘”。两首校歌，都凝聚着在民族危难时刻，广大师生的悲壮呼号。在此期间，尽管环境险恶，冯友兰、嵇文甫两位学人依然执着于学术研究。冯友兰在不断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声中，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等六部著作，“构筑了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而蛰居潭头的河大，又遭日寇突袭之祸，不得不再次翻越伏牛山，仓惶移至淅川紫荆关，之后又转而“逃难”（嵇文甫语）至陕西宝鸡。在此条件下，嵇文甫完成了《晚明思想史论》《民族哲学杂话》等著作，及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政治纲领等“经世致用”的论文。
　　然而，谁曾会想到，在那个时代，两人的相同点竟是都曾被当局关押过。1934年11月，冯友兰赴英讲学，归国时途经苏联，到校后作苏联见闻之报告（未说好与坏），因而被戴上手铐押离北京，关入河北保定某“行营”里。对此，当年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它了。”果如鲁迅所言，1941年11月，在河大讲课之际，宣传进步思想的嵇文甫，也被戴铐押离潭头，“关入”洛阳邙山的狱中达五个月之久，后经冯友兰等多人参与营救才得以出狱。
　　冯友兰和嵇文甫两位学人间非同一般的情谊关系，还表现在嵇对冯母的无比仰慕上。1944年12月，冯母吴清芝仙逝，冯友兰作《先妣吴太夫人行状》和《祭母文》；嵇文甫作《冯母吴太夫人诔》。在此诔文中，嵇文甫怀念这位“既明且哲”的“懿维贤母”，指出唯其“禀赋纯备，性实中和”，才有冯氏“赫赫一门”，同时走出友兰、景兰、沅君兄妹三杰。由于敬仰冯母，嵇文甫“于平（北京）于汴，时拜高堂”，视冯母为一代“儒宗”，从而感念平生，由衷地发出“文也不佞，忝列子行”的祈愿。1963年10月，嵇文甫在郑州大学校长任上逝世，冯友兰在唁电中称：“哲学方跃进，万马奔腾失旧侣。中原传勋业，一生尽瘁为斯民。”当时，我国刚从“瓜菜代”的经济困境中跨出一步来，学术界也着手纠正“左”的影响，“解冻”之势初现，正是两位学人升华才智之时，嵇文甫离世。失却“旧侣”，冯友兰的痛惜之情，凝于笔端。
　　以上是从经历、情谊和遭遇等方面来看，冯友兰和嵇文甫两人之间，相同相似之处和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从治学方法层面来考察，冯友兰、嵇文甫两位学人间亦有相似之处。冯友兰曾说，他有一个习惯，看书不做卡片，写文章不列大纲，因为许多想法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的。这是由其具有扎实的学术根基所决定的。他幼时读四书五经，能整本地背下来，成年后亦烂熟于胸，对中哲史上的一枝一叶都咀嚼过。晚年写书需查找资料，冯友兰告诉助手，找某书某一部分，常如其指，少有差错。
　　在这方面，嵇文甫和冯友兰也极相似。嵇文甫读书不爱记笔记，也不作眉批或旁批，读过的书都很干净，以“博闻强记”驰名，四书五经连有些注疏也能背出。他对于学识讲究真懂，要像小孩识字一样打好基础。1962年，在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嵇文甫说，正如小孩识字，知道“一”字和“二”字怎么念，还不算真认识，能在不同的字中辨认出哪个是“一”字，哪个是“二”字，才算真认识。他还指出“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也是如此”，这样“存乎于心”才可多方运用。他曾举例说明小时候读《庄子》，以及年长时读普列汉诺夫的 《史的一元论》，怎样由觉得“很难懂”“看不懂”，通过初读、跳读、回头读、反复读到读懂的过程。他指出：“理论著作，古旧典籍，只要经常阅读，逐渐熟悉，都可引人入胜。”为了达到“真认识”，嵇文甫还曾将冯友兰的 《新理学》“仔细读过”，用一百多字概括出“全书大旨”。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冯友兰、嵇文甫这两位学人终生都不离讲台。有长者回忆说，冯先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讲课能放得开，如在清华讲中国理学，把讲义往桌上一放，总是自己发挥，讲来讲去就讲出一本《新理学》。而嵇文甫讲课和冯友兰不同的是，他没有讲稿，娓娓道来，课堂上时有笑声，学生们视听他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如讲哲学和历史评价问题，他讲着学生们记着，课程结束，稍加整理，《哲学讲稿》和《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便已成书。
　　由于冯友兰和嵇文甫都具有扎实而宽厚的知识基础，学术研究上锲而不舍，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因才华橫溢，已双双脱颖而出。冯友兰于1933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研究者称，以后的著作不论，单靠这一部书，无疑就进入杰出学者之列。与此同时，嵇文甫也写成《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左派王学》（指王阳明之学），并于1935年出版《船山哲学》，从而为之后成为王船山学专家奠定了基础。那时，冯友兰和嵇文甫才三十多岁，分别就职于清华和北大，都以突出的学术成就，熠耀闪光，为世人所瞩目，更让河南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由是“南冯北嵇”的佳话才广为流传，更为河南学术界所津津乐道。而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先生则认为，冯友兰、嵇文甫两人都是学术大家，“南冯北嵇”的说法，岂只在河南，在全国学术界亦然。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冯友兰、嵇文甫两位学人都动中有静，选择光明之路，并共创了两个全国“第一个”。国内战争末期，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嵇文甫即携家和河大70余名师生，星夜乘军车奔赴豫西解放区宝丰县，协助创办中原大学并任副校长（陈毅任校长）。大学著名教授战火中投奔解放区，嵇文甫是当时全国的第一个。不久，解放军也兵临北平（北京）城下，南京派专机来接冯友兰等人，冯友兰坚持留下，并以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时任校长梅贻琦已南下）之职，于1949年1月10日将学校完整地转交与北平军管委文化接管委员会。冯友兰主持会议宣布：“清华从今日起，正式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并且他还强调说，清华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学”。
　　建国后，冯友兰和嵇文甫都被聘为一级教授，并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之后，几经沉浮磨难，冯友兰迎来了时代的春天，1990年，以95岁的高龄，终于完成了200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这一鸿篇巨制，在我国的学术界树起了一座新的丰碑。嵇文甫亦有写中国哲学史和宋明哲学史的打算，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已写成3000余字序言，明确了写作原则，界定了时代分期，计划分上下两卷成书。序言最后还指出，具体内容“下面自有专章论述”。可惜天不遂人愿。和冯友兰相比，嵇文甫的过早离世，不禁令人扼腕长叹。
　　附言：
　　1.本文参考材料有专著、传记、年谱、文章等数十种，不一一列出出处。
　　2.作者系郑州大学退休干部、《嵇文甫传略》第一作者（另两作者：李育安，翟本宽），该传略河南出版社有单行本，缩写稿选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8卷。当冯友兰先生89岁高龄时，作者曾就嵇文甫先生学术等方面的有关情况，于北大燕南园求教过先生，且即时写了访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