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浪正进行喷码标识质量检测系统的演示。
2018年年初，英国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说德国一家在视觉技术领域有超过25年经验、具有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数字相机制造商完成了一项技术创新：借助机器视觉技术开发出计数和检验系统，能高精度、高速度完成散装产品（药片或胶囊）的外观合格检测和产品计数，并将产品装入瓶子中。消息一出，媒体纷纷评价其“堪称一项真正的成就”。
但长沙纳威尔公司创始人刘浪看后不以为然。“我们在2016年就突破了这项技术！”他笑着说，“正是因为这个技术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创业的梦想！”
纳威尔公司是 3位 90后于2017年初注册的创业公司。他们都来自我校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其中，曾小维毕业于2013届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刘浪和陈建成分别毕业于2014届和2015届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挥之不去的创新梦想
2014年，刘浪一毕业就被一家制药机械设备厂高薪聘请，并迅速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
“他属于工作又投入，头脑又灵活的人。”刘浪就职的公司老总曾评价他说。
刘浪的工作是制药包装行业设备的研发。在调试设备的过程中，他看到制药行业的药品分拣还处于原始的人工阶段，而且，中国药品很多已经可以走出国门，却因为落后的检测技术，检测的精度和一致性差，很难达到制药行业的很多国际标准而屡屡碰壁。
传统的药品检测，依靠的是人工。大小、污渍、色差都是检测内容，生产线上需要大量的工人，长时间的单调劳动，极易疲劳，制药厂只能通过二次检测确保产品质量。而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攀升，检测成本已经成为药品价格的最主要部分。
“这要浪费多少人力资源啊！精准分拣很难吗？”刘浪问自己。能不能用机器进行识别？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刘浪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可以！但是国内药品设备企业却并不热衷于技术研发与创新，有需求时更希望直接购买国外的设备，然而国外设备的购置费用让企业望而却步。
“产品研发周期长，企业研发创新动力不足；国外的机器动辄一台几百万元，没有几家企业舍得买。我们总感觉自己有一种责任，也想挑战一下自己。”曾小维说。
当时，刘浪的大学师兄曾小维研究生快毕业，师弟陈建成也在大型制药行业工作快一年。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共同的兴趣让他们经常保持着联系。刘浪的想法一说出来，便得到了师兄师弟的支持。
说干就干！白天上班上学，晚上埋头攻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创新的梦想挥之不去”，“从来没有问自己有什么，只问自己想要干什么。”
但技术研发的过程是极其煎熬人的。国内可以参考的资料和资源都比较少，完全得靠自己摸索。
他们用撕日历的方式记录熬通宵的日子，一年下来发现日历被撕掉了60多页。
有一次，3个人连续加班十多天，还是没有结果，焦躁不安的情绪被放大到了极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但都不敢发出来，怕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感觉气氛都要结冰了，敲键盘的声音明显的又躁又急促。”刘浪回忆说。
后来只好3人轮流尝试，一个累了另一个接着来算。终于，梦想开花结果，技术实现突破。
“我们的技术市场广阔”
把实验室的技术产品化后，他们第一次在上海某公司试机。“我们自主研发的机器识别装置与分拣设备，可以在原有生产线上直接安装，实现识别分拣一体。”刘浪介绍，“安装一台设备可以让企业减少5—8名检测工人，而且稳定性和准确性也得到大幅提高。”尤其是，该系统填补了国内药片在线检测识别的技术空白，大幅降低了设备造价，价格仅为国外设备的1/2。
用机器识别代替人工，技术上已经突破。接下来，如何对快速运动的不规则标识尤其是被称为“非标”类产品进行精准识别并分类？
这非常有现实意义。举例来说，云南白药气雾剂瓶底是一个凹陷的球面，上面喷有字符标码。公司当时邀请了号称全世界机器视觉行业老大的美国康耐视公司来解决机器识别分拣的问题，但这家全球技术最先进的企业，不愿意为云南白药公司这个属于“非标”类的问题付出太多精力而离场。
“我们是一个小团队，并没有大公司那么多标准的序列，那就把它作为标准来搞。”曾小维说。
解决这个问题，在整个检测系统，他们的技术无疑将领先同行。
经过无数次尝试，他们成功地完成了“对任意角度旋转的点阵字符识别”这一更高难度的技术研发。
“这是整个字符识别领域的一个代表性的应用成果，我自己都不一定能成功研发出来。”曾研发的一种算法被写入国外图像处理教科书中的中山大学沈伟教授看到云南白药喷雾剂上的点阵字符识别项目研发成功之后感慨说。
他们研制的机器视觉识别系统可适用于各种固体药片的尺寸、缺陷、表面污渍以及色差检测等；能综合判断药粒是否合格，误检率、漏检率都能控制到极低；自动监测光源亮度，如有异常自动进行反馈调节并报警；具备自学习功能，参数调节方便简单。
“我们的技术市场广阔！”刘浪自豪地说，目前，他们的核心产品不仅在国内遥遥领先，而且已经扩展到了印度、北美市场。
“创业有可能一无所有”
有了核心技术，成立创业公司也就顺理成章。2017年2月，纳威尔（长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过的特别的安定。我申请了去法国读博士，刘浪所在的公司也极力挽留，还承诺给予股份；陈建成的工资也很高。”曾小维说起创业之初的短暂犹豫，“留下来意味着稳定，创业有可能一无所有。”
但他们对自己的技术产品很自信。“机器识别与人工识别相比，优势毋庸置疑，企业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和质量优势立马会出现。市场是个反应链，对成本的敏感会推动企业变革，传统的人工识别很快会退出药品检测过程。”刘浪介绍，“我们进行过市场调研，机器识别的市场估值在60—70亿，这是个极具市场潜力的领域。”
2017年，公司年产值达到了200万；2018年，市场预测是500万。
然而创业的艰难不亚于创新。何况还是三个潜心技术的理工男。
好不容易做出了产品，第一次推销，他们就带着几页产品介绍，连PPT演示都没有，一个个打电话，一家家的拜访，好不容易有人接待，却不到3分钟就被“请”了出来。
“企业给我们上了产品市场化的第一课。”刘浪苦笑着说。企业认为，3个毛头小伙，没有背景，没有品牌，一个大企业都完成不了的任务，说的这么简单，不靠谱。
“他们不认可自己的产品，就像在侮辱自己的亲人一样。”为证明自己，他们提出不需要企业预付款，而是根据要求先提供设备，使用满意后再付款。
缺人缺钱缺营销经验，连预付款都没有，维持公司运转谈何容易！
为节省成本，同时也为了尽快证明自己的产品可信赖，他们卯上了。创业初期，3个人经常是24小时连轴转。白天加班做产品，晚上赶飞机；第二天白天到现场调试设备，晚上再赶回公司研究解决问题。
有一次，曾小维发着高烧还要坚持去给药厂安装设备，靠着背一个拖一个才完成了设备调试，人都近乎虚脱。
一段时间的试用后，企业发现他们的设备灵活性强，机器识别的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可以根据企业不同的要求，调节参数，性价比很高。
从不相信到怀疑再到信赖，纳威尔迅速抢占了云南白药、香雪制药等医药行业和四川长虹电视电子行业的市场。
企业开始走向正常轨道，这时，一些风投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我们并不急于融资。”3个年轻人显得从容淡定，“投资多了会干扰我们的研发，我们还是想更多的关注技术创新，要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未知的领域中去。比起赚钱，每次的技术突破会让我们更开心。” “回到长沙就更有底气”
“想到创业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回长沙，回到母校周围。这里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直接回学校来寻求支援，总感觉回到长沙就更有底气了。”刘浪说。
对长沙，对母校，3个年轻人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来自农村，来大学前都不知道物电学院光电子专业是干什么的，第一学期的高等数学课直接把我上蒙了，我甚至都开始怀疑我的智商。”刘浪回忆说。
总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刘浪于是走进了学院的电子设计开放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全天候开放，每天都有老师进行指导，设备也免费提供，做什么也全凭兴趣。”看着高年级的同学投入地摆弄各种元器件，他也来了兴致。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个电脑程序的反复运算，刘浪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实验室呆的最久的“钉子户”。
这时，师兄曾小维的创新团队里正好缺人，看中了这个执著的小学弟，后来又发现了对软件尤为热爱的陈建成，一个互补的铁三角形成了。
在实验室自己假设问题然后再想办法解决，是他们大学里最快乐的事。
“泡在实验室的时间特别多，特别拼，实验室有个简易沙发，他们几个经常是累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下，醒来再继续。有一段时间感觉几个孩子都变的有些邋遢，形象都变了。”负责实验室的贺慧勇老师说，“有时候都感到不忍心。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些才会真正的成长，现在的青年学生缺少的就是这股拼劲和狠劲。”
2012年的寒假，3人为了备赛2013年湖南省电子设计大赛，春节都没有回家，在实验室学习模数电，恶补线性代数知识。长沙的冬天，又冷又湿，实验室没有空调，握着鼠标的手都冻僵了，只好把被子都带到了实验室；学校食堂和周边的餐厅都歇业了，于是在超市买了20斤面条，饿了就煮一碗。
参加比赛时，因大赛的赛制是抽到选题后，必须在3天4夜内完成，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毅力和协作能力的过程。到了最后一天凌晨3点，大家都感到精力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但还是看不到希望，人都快要崩溃了，一刻都不想停留，就想收拾东西走人。3个人在那呆坐了半个钟头，想到为这个比赛准备了两年，觉得没有到最后一秒，还是不能放弃。于是互相安慰，轮流尝试。“被换下休息一下再上去做，就会把困难当作一个全新的任务，心理上就舒服多了。”最后，他们团队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有了这次经历，再遇到点挫折和困难，感觉就变得轻松了很多。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3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这也成了他们创新创业的基础。（记者 喻玲 邓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