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概念很偶然，是在两年前的一次课题讨论中，有老师提出用幸福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课题中的问题，于是就买了几本《幸福经济学》的书来补一下课。断断续续看了6本，有的精读，有的泛读。今年暑假又把其中精读过的三本书拿来浏览，顺便写一点感想。
　　一、经济从一开始就挽上了幸福的臂膀据说经济学脱胎于哲学。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经济学最早开始就是研究人在经济活动中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提出了人是“经济人”的假定。这个假定是很有哲学韵味的，它开启了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门———“经济人”都是利己的，因此赚取利润是合理的和道德的。
　　这里出现了“道德”一词，这使得经济学远远地看上去更像哲学本身了，于是经济学就开始唱着填着道德的词的哲学的曲子，成名曲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这是一部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宏篇大论，正是这部宏伟论著，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都是利己的。
　　亚当·斯密不愧为是一代大师，早在《国富论》发表以前，他还出版了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告诉具有自私本能的人们“把这些欲望约束在健康和财产所规定的范围内，是审慎的职责。”或者说亚当·斯密在倡导人们“节制是一种美德”，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考虑其他人的“欲望”不被侵犯。大家不能只是简单地做一个“经济人”，还要努力做一个遵守规矩的“道德人”。这大概就是亚当·斯密的“幸福经济观”，因为他曾经明确地表示：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他的《国富论》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
　　他的追随者萨缪尔逊更是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幸福=效用/欲望”。这里的“效用”可以理解为等同于“财富”，其实“效用”的外延是比“财富”大的，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个关系。而“欲望”是被“节制”的对象。当“欲望”一定时，“财富”越大，“幸福”就越高。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财富积累就越多，人们就越感觉到幸福。经济社会里充满了富足而幸福的人或者说因为富足而感到幸福的人，这是经济发展的完美结局。
　　二、经济因为钟情于物质财富而淡漠了幸福理论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前面提到的财富的概念是模糊的，在经济生活中难以把握准确。“经济人”总喜欢把财富理解为物质财富———可以用实物或者货币计量的财富。
　　一方面，当物质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刻度时，经济这把用来丈量幸福的尺子就被物质财富取代了，尺子上的刻度取代了尺子本身，经济发展被物质财富增长架空了，或者说是物质财富绑架了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人”的本性是不会自觉自愿地“节制”自己的“欲望”的，一旦有机会，就会无休止地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快乐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当经济足够发达，以物质或者货币来积累的财富足够多时，人们忽然发现随后增加的所谓财富并不如以前那样能够带来足够的快乐感或者满足感，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显灵了，“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理论失灵了。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在他的著作 《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指出：一般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感觉到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第二。这就是著名的“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有理由并开始让人们反思之前的经济假设的合理性。特别是经济发达的社会里，人们的闲暇时间减少了，不断加剧的竞争让人们感到的压力在急剧增大，人际关系在恶化；自然资源被破坏，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资源渐渐成为奢侈品，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了，但人们感觉到的是不断增加的压抑而不是快乐，当人们快乐地追逐着日益增长的GDP时，说好的幸福感去哪儿了？
　　三、让经济回归到幸福的港湾痛定思痛。我们终于明白了，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并不是经济的目的，幸福才是。物质财富只是经济发展的参数，幸福才是经济发展的函数。
　　幸福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经济学的颠覆，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经济学回归初衷，促使经济发展返璞归真。于是提出了“真实财富”的概念。
　　加拿大的马克·安尼尔斯基，是一位幸福经济学家，致力于幸福经济评估研究，曾经为中国政府绿色GDP核算提供政策建议。他在其著作《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一书中首创了“真实财富”的概念，提出了真实财富模型中应该包括五项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金融资本。无论是个人、社区和国家，都要从这五项资本的发展上来评判人们的幸福指数，这个指数的大小说明了人们幸福感的高低。
　　不丹王国是一个极好的幸福港湾。1972年的不丹国王就以 “国民幸福总值 （GNH）”取代了GDP总值。2014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2亿美元。从经济总量上看并不富裕，而且国家远景规划中，要到2020年农村才能全部实现电气化，这与中国的现状相去甚远，但其国民幸福指数远高于中国。我国正在放慢追逐GDP的脚步，从本世纪初建设“小康”和“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到现在“两个一百年”的规划，都在锲而不舍、脚踏实地的打造着我们的“幸福港湾”，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也在悄悄地提高。
　　不管怎样，幸福是一种感觉，除去经济发展因素以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幸福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套理论和评价指标，但是准确地测量幸福指数，并且使数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科学的可比性，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尽管追求GDP的增长越来越不能与人们对幸福感追求的步调一致，但是我们仍然要清楚地看到，物质财富的增长永远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源泉，物质总是决定意识的，这一点不证自明，只是我们追求的GDP要更绿色一些。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追求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经济，不管你增长不增长，只要你持续发展，幸福就在那里，不管你快乐不快乐。所以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
　　（所读书目：《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加]马克·安尼尔斯基著，林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不幸福的经济学》[英]查理·莱亚德著，陈佳玲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瑞士]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著，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