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2月14日至4月10日，校党委派出第七期管理干部赴港研修学习。在此期间，党委组织部黄家友、宣传部丁峰、财务处许文毅、研究生院王成辉、“211工程”“985工程”办公室陈敬、教务处刘立松等6人，深入了解香港高校的办学特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分别重点考察了香港高校的人事管理、教务管理、财务管理、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及新闻宣传与公共关系等领域的工作情况。选派中青年管理干部赴港研修学习，是我校加大管理干部培养力度、创新干部培养模式、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举措，也是开放办学，推动我校教育教学管理朝国际化迈进的重要一步。本版汇集了此次赴港研修干部在香港一流大学汲取的新成果、学到的新经验，希望对我校的管理工作能够有所启发。
为何71.2%的高分学生更倾向于到香港高校学习
2007年6月，《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的民意调查显示，71.2%的高考高分学生更倾向于到香港高校学习。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的力度持续大幅增加，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也逐渐引起内地高校的密切关注。
　　1991年建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便后来居上，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更进入世界前50名，居亚洲第一，创造了教育奇迹。科大校园依山傍海，十分美丽，而临海的风景最佳处，是一年级本科生的宿舍，教师们则住在远离海滨的山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宿舍也同样被安排在风景最优美的地方。
　　科大校长朱经武介绍：大一学生如同家庭中最年幼的孩子，理应受到更好的照顾。“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这样贯穿在细微的办学行为中。
　　2005至2006年度，香港中文大学全部收入57亿港币，其中政府拨款29亿港币，而捐赠收入则多达10亿多港币。在图书馆的学校捐款（捐赠）名单上，我们发现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名字比比皆是。学生们对学校的情感以及他们日后对母校的大量馈赠，正是这种理念的最好回报。
　　我校200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刘军强，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据他介绍，一些内地来的学生普遍觉得，在香港高校比在内地高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绝对不好混，没有内地大学生常有的虚度感和厌学情绪。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内地学生与香港学生的差别，主要是在社会活动方面，内地学生的社会参与意愿、社会活动能力明显低于香港学生。香港学生的考试成绩或许不如内地“状元”，但学生社团之活跃，参与学校生活和香港社会之深入，组织管理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参与能力之强，均令人刮目相看。
　　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们看到大量学生活动层出不穷，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十分频繁。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持续开展的质疑学校减少中文课程的活动，以及反对为建大楼而大量砍伐的护树活动就卓有成效。
　　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竞争，是两种不同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其制度设计、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大不相同。总之，香港高校似乎为内地考生提供了另外一种教育，而这种差异提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了解香港高校。
　　八所大学一校一法：有法可依，依法办学
香港政府拨款资助8所可颁授学位的大学，包括港大、中大、科大等。对每一所大学，香港立法会都出台一部法例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同时也对其依法进行保护。每部法例依据学校不同的办学特色、办学传统、办学宗旨和目标设立，各具特色。
　　立法会通过的大学条例，还规定了各大学的特殊结构。香港高校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学设有书院，因此《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中第三条规定便是“香港中文大学设有成员书院”。除此以外，条例对大学的行政管理组织、学术事务管理组织的章程、权利及职责等都有所规定，同时还确定了“监督”、“校长”、“副校长”、“司库”、“秘书长”、“大学校董会”、“大学教务会”等许多具体管理职位和部门的章程，指定其应遵循的程序，规范并保障其应享有的权利。
　　条例（法律）的规定细致入微，相应的制度建设也细致入微。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必须符合条例的规定，同时也使制度的执行有法律的保护。从法律到章程、规则，完备细致的条款，使香港的高校内，法制观念、规则意识得到尊崇。从教职员工到学生都养成了良好的遵纪守法的习惯。
　　香港学生们有些活动的宗旨和口号异常激烈，如 “反对……”、“抗议……”。尽管如此，我们看到，活动中大多数人的行为却十分规矩、文明，秩序井然。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郑振耀认为：无论学校还是大学生，他们的活动都应该遵循法律和学校的制度。大学生已经是社会人，他们应该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如果触犯了法律或学校的制度，自然应该承担后果。大学生的思想比较激进，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很容易走极端，但是观念上的分歧，我们可以慢慢来解决，而且往往大学生一走入社会就会改变对事情的原有看法；但是一定要教育他们的是：无论表达什么样的想法，一定要懂得尊重他人、尊重法律，否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大块头”有“高效率”
　　“高效”往往与“精简”同行。在有些香港高校，庞大的管理队伍却同样高效。
　　香港中文大学共有全职教职工6150人，其中行政管理、专业技术和各类服务支撑人员3668人，约占全校教工总数的60%。香港科技大学全职教职工共1831人，其中行政管理、专业技术和各类服务支撑人员1300多人，约占全校教工总数的70%。相比两校的专职教师，他们的行政管理与服务队伍可谓庞大。
　　李永刚是南京大学历史博士，刚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职不久。他介绍说，在香港中大，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大大简化了他的工作，所以感觉各种繁琐的事务较少，可以全身心投入本职工作。李永刚介绍，香港的公办高校经费充足，聘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人员数量多，服务工作也确实很到位。
　　调研中我们发现，香港中大许多职员负责的工作并非十分庞杂，头绪也不多。但是学校对其所负责的每件工作都有细致入微的要求。
　　合理的分工，默契的合作，每个员工细致敬业的工作，使香港中大这部拥有如此多零部件的大机器运作得高效顺畅。
“小蚂蚁”搬动“大石头”
　　在香港科技大学，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会议室，先后与国内事务处主任、人力资源处经理、研究生教务主任、财务处副处长、大学发展与公共事务处处长等人依次座谈1个小时。
　　负责协调参会人员、安排座谈的是国内事务处的一个年轻文员小林。我们与对方座谈每到1个小时，小林就会进来通知我们：下一个座谈对象已经到了。如此，每1小时1个座谈对象，衔接紧凑。而且参加座谈人员的准备也十分充分，大多都准备了PPT演示和有关参考资料。我们在感叹他们的高效之余，也不禁疑问：像小林这样的低级职员能支得动那么多部门的领导吗？“小蚂蚁”怎么可能搬动这么大的石头呢？看得出来，小林与其他部门的职员也不是十分熟悉。是不是他们主任事先通知好了，然后让小林负责具体操作呢？会后我们询问小林，她回答说，主任只负责圈定与会的部门，其他一切均由她负责。
　　在与香港中文大学郑振耀副校长座谈时，我们提到这个问题。郑校长说，学校各部门之间的默契合作来源于3个重要的“信任”。第一，要信任学校其他部门的工作会有益于学校整体发展；第二，要信任其他部门负责人所作出的决策；第三，要信任其他部门工作人员会忠实履行职责。另外，其实每个人在学校的机构中都是只“小蚂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就能推动工作的前进。
　　据了解，香港高校行政管理服务队伍中，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不多，中大384人，科大100多人，但是部门内一般有超过1/3的人员为文员，有很多部门文员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行政管理人员。文员大多高中、大专毕业，没有获得学位，在校内属低级职员，薪酬较低，是校内人数比例最大的一种工种，工作性质偏向于服务。但他们在行政管理部门中，与行政管理人员一起，构建起了高效的行政管理与服务体系。
图书馆：“中层干部”最多的行政机构
在香港中文大学，直接服务于教学科研支撑系统的行政人员数量十分庞大。
　　中大图书馆设有馆长1名、副馆长1名、高级助理馆长2名、助理馆长4名、主任及副主任23名、见习副主任1名、电算师4名，共有高级行政人员36名，是全校“中层干部”最多的机构。
　　而学校其他行政部门如国际学术交流处、人事处、资讯处、秘书处等，高级行政人员的编制相对较少，每个部门不会超过10位。
　　信息时代的特色在香港中文大学人事工作上也显而易见。为使师生能享受到最便捷高效的网络信息服务，中大的资讯科技服务处（相当于内地高校的网络信息服务中心）共有正副处长3名，高级电算师6名，电算师29名，享受“中层干部”待遇的行政人员甚至超过了图书馆。
　　行政管理部门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特点十分明显。香港科技大学的行政部门明确提出：在教育和行政工作上提供支援是所有科大行政人员和职员的使命，数量庞大而且高效的行政管理人员支撑起香港科技大学的应用研究支撑服务体系。
7个行政人员向21个委员会负责
在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全职的正式行政人员只有7人，文员10多人。7个行政人员要向逸夫书院的21个委员会负责。
　　这些委员会根据书院日常工作内容设立。不同方面的事务均对应一个委员会，巨细不靡。大至书院发展规划、筹款，小至餐厅的招标管理、电脑设备的购买管理等都有相应的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一般分别由书院领导、行政人员、教授代表、学生代表等利益相关人士组成。行政人员一般在相应的委员会担任秘书一职。逸夫书院的院办主任简丽嫦，分别担任了校董会、财务委员会、筹款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的秘书。每个行政人员工作分工明确，分别对应不同的委员会，负责执行各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一事一会，看似复杂，实则非常规范、简便。
　　在香港中大，目前共有校级及校属委员会50多个，另外8个学院、4个书院、1个研究院、62个学系均有各自的下属委员会。不同层次的委员会之间形成问责或咨询关系。学校和学院层面的委员会每年定期开会，研究重大事项，形成重要决议。行政部门、学院学系执行决议、接受监督、反馈情况。师生们通过不同的委员会广泛参与到学校管理当中。
　　香港高校不仅在学术领域广泛采取大学和院系层次的各种形式的教授会议和专业委员会制度，而且在一些重要行政事务上也实行委员会制度，体现了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
看不懂的部门负责人的职位与职级
在中文大学，我们很难依据工作人员给的名片判断他的实际职务。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的负责人徐绮薇，职级为主任；同样为主任的陈邝丽琼女士在教务处仅是个注册及考试组的负责人；而陈女士在教务处的同事、学务及素质组的负责人余惠卿则是高级主任；刚跳槽至中大工作一年的曹永强也是高级主任，他也是资讯处的负责人；而教务处负责人吴树培却是处长。唯一能找到的规律是：在各自的部门内，第一负责人的职级最高。
　　之所以造成此现象，是因为香港高校选聘高级行政人员的时候，能力与资历并重。同级行政部门的高级行政人员有着不同的职级分布。在中大，主任、高级主任、处长3种职级的行政人员均可担任部门第一负责人。
　　因此，目前中文大学校级行政部门的21个处中，负责人为处长的10名、高级主任4名、主任5名。（财务处负责人为财务长，秘书处负责人为秘书长。）按照副主任、主任、助理处长、副处长、处长的顺序，任职者薪金呈逐级增长状态，资历和年龄一般也呈增长趋势。当部门第一负责人离职时，多指定目前部门内部职级最高者主持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如果不能胜任，也为另行聘任合适人选预留了职位空间；若部门内部职级最高者不适担任第一负责人，则进行公开选聘。
　　这种按照职级聘任的高级行政人员聘任机制以及独特的管理干部任用机制，不仅具有灵活简便的特点，而且对于降低用人成本，培养年轻干部，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着十分明显效果。
　　部分行政管理部门业务人员的专业化特色
香港高校中许多行政管理部门具有浓厚的行业特色。如：财务部门、公共关系部门、资讯部门、校园基建部门、计算机服务中心、医院等等。
　　这些部门中的行政管理人员往往具有职业背景。香港科技大学发展与公共关系处处长杨志刚，此前先后在澳大利亚一家跨国企业和香港赛马会担任公关经理；该处负责传媒与公共关系事务的总编辑陆锦荣此前曾担任《镜报》主编。而香港中文大学资讯处处长曹永强和总编辑卢惠玉也刚刚分别从校外的企业和报社跳槽而来。
　　香港高校为高级行政人员设立的职衔，除了 “副主任”、“主任”、“高级主任”、“处长”等以外，还有许多专业色彩浓厚的职衔，如：财务经理、总编辑、建筑师、土力工程师、工程师、电算师、医生、牙科医生、安全事务经理等。据介绍，这些职衔在香港政府、企业等各界通用，为相关职业的人才流动创造了较好的平台。
　　这种业务人员职业化、专职化的特点，不仅使香港高校的相关业务保持了专业的水准、规范的操作和较高的效率，也为校内部分人员的职业生涯规划拓宽了道路，为学校选择优秀的业务人才拓宽了选择的范围。
　　素质教育：“全人”发展大纲 帮助大学生认识自己
香港高校的“全人教育”显现出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香港高校的“全人教育”，其实就是“素质教育”。为了帮助大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并规划自己的全人发展，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事务处把大学生应该发展的才能归纳为7大类，组成“SPECIAL”全人发展大纲。
　　每年新生入校时，会收到学校派发的一份名为“认识你自己”的自我评价表，表中详细罗列了“SPECIAL”全人发展大纲中提到的7大类共44项才能。如第一类“社会能力”又细分为“领导才能、团队合作、人际技巧、沟通技巧”4个项目。
　　新生依据此表对自己的各种能力进行评估打分，并总结出大学期间应该重点发展的各种能力。学校则对新生的总体情况进行评估，并依据评估情况，有所侧重地开设各类素质教育课程。
　　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学校每年出版的素质课程选课手册中的“辅学课程及其培养能力对照表”，对每个素质教育课程可能有助于发展的技能类型进行标识，学生们可以方便地对照此表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应的素质教育课程。
　　香港高校的“全人教育”，既体现出了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多元性和全面性，又具有各自学校鲜明的风格特点。
独特的书院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由崇基、新亚、联合3个书院合并建立。1986年创办逸夫书院。2006年成立晨兴书院和善衡书院，2007年成立敬文书院和伍宜孙书院。书院前身是大学成立之初合并而来的几个特点不同的私立文理书院，大学成立以后，各个书院的学系合并为大学的学系，进行以“学科为本”的教学，统一了教学管理。
　　现在的书院则以其本来的特色为基础，主要进行“学生为本”的学生生活管理。各书院提供部分学习和生活设施。学生们按照不同学科、院系等交叉居住在书院内，方便交流和互助。
　　所有全日制本科生到学校要分别选择学院和书院，选择学院是为了选择专业，而选择书院则是选修了文化课。书院组织各类学生社团活动、讲座，并开设部分通识教育课程，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全人发展，创造亲切和睦的环境，促进师生之间、不同学科学生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是独具特色的“第二课堂”。
　　教师和行政人员也要选择一所书院，以书院导师身份，指导书院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参加书院举办的学术和文体活动，既能体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又能增强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密切了师生关系，促进了校园和谐。
　　书院制度对我们内地许多大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学校的不同校区如果像书院那样办成很好的学生生活社区，充分体现文化和素质教育，或许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两种硕士研究生：“修课式”和“研究式”
　　和内地高校不同的是，香港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分为研究式和修课式两类。
　　攻读“研究式硕士课程”的学生要求先修课，后撰写论文，并进行论文答辩。攻读“修课式硕士课程”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完成论文，也不进行答辩，只需要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就可以毕业。
　　这两类硕士研究生都有文凭和学位证书。但是文凭和学位证书有所区别：研究式的硕士学位称为“某某学哲学硕士”，如，数学哲学硕士、哲学哲学硕士、社会学哲学硕士；而修课式的硕士学位则直接按照大学的学部分类称为 “某某学硕士”，如数学理学硕士、哲学文学硕士、社会工作硕士。
　　据香港中大研究院院长黄永成教授介绍，区分这两类硕士研究生，主要为了分流培养。修课式硕士课程主要培养目标是为本科毕业者增加知识储备，以利工作及实际应用；而研究式硕士课程主要培养目标则是为了深入科研，在一定程度上为继续深造作准备。实际上，目前大多攻读研究式硕士课程的学生，都有继续攻读博士、进行科研的准备。
　　香港政府从06至07学年起，完全停止了对修课式研究课程的资助。但是，目前香港愈来愈多在职人士选读“修课式”硕士课程的需求大增。因此，香港高校自办的自负盈亏的修课式课程急遽飙升，争相以商业模式运营，招生广告铺天盖地。
　　研究生可注册为全日制或兼读制学生。除特别注明外，所有兼读制课程的课堂安排与全日制课程相同。兼读制学生须自行安排时间在日间上课。有关转换修读方式的所有申请，须经有关学部推荐，并由研究院院长批准。对于一个既有修课式又有研究式研究生的专业，由学系自定培养方案，安排分配教学资源。
　　资讯（信息）管理成为学校行政管理的重要工作
香港是个资讯高度发达而且透明的社会。香港高校要经常应付来自社会各界对学校工作的查询。因此统一资讯出口，保持信息的统一性和唯一性，提高信息管理水平，不仅能使高校合理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而且能提升高校的公众形象。
　　香港中文大学首先意识到这点并付诸实施。2006年，他们把原来的“出版事务处”改组成“资讯处”，加强对信息的收集、加工和管理，促进校内信息沟通的系统化。
　　新成立的“资讯处”主要负责：搜集数据和信息资源，并加以整理组织，方便学校各部门的查询；大学主要刊物的出版（包括网络版和印刷版）；管理大学网站的内容（包括网页风格、内容设计）。
　　资讯处一共11位成员，负责包括通讯录在内的8种纸质刊物的定期出版。4种刊物每年定期出版1期，另外3种分别每半年、每季度、每半月定期出版1期，1种不定期出版（一般每年1次）。可以发现，资讯处工作内容并不庞杂，但是每种刊物的出版都做到了尽善尽美：收集信息准确全面，写作风格典雅洗练，图片精美、设计美观、制作精良。另外，资讯处负责大学主页的内容维护，致力于建设学校信息共享平台，均较有成效。
传媒时代，香港高校“全民公关”
　　在香港，媒体舆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已经成为香港社会一种重要的、独立的公众权利；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忽视传媒和舆论的巨大影响力。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高校，传媒与公共关系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学校发展舆论环境，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办学经费和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香港高校所要公关的对象比内地高校要少很多，他们对政府机构的公关要远远少于对媒体的公关。决定对香港高校经费投入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在媒体影响下的社会各界。
　　因此，各高校都高度重视传媒与公共关系工作，校长亲自指导并时常参与传媒与公共关系工作，校领导中有专人具体负责。为了加强与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合作，香港高校还广泛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媒体负责人组成“传讯咨询委员会”，为高校高层的传媒与公关决策提供咨询。
　　尽管每个香港高校的机构设置都不尽相同，但是近年来，香港高校大都设立了由最高决策人员组成的传媒与公共关系事务委员会。
　　香港高校的许多基层单位都指定了专人负责传媒与公共关系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学，各专业学院和书院里，设立了学院公关联络员，负责各自的资讯、传媒和公共关系工作。工商管理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等与媒体及社会各界接触比较密切的专业学院还专门设有负责新闻与公共关系的工作部门和人员；学校把是否做好传媒与公共关系工作作为部门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香港高校还要求每个员工对学校的传媒与公共关系工作负有责任。学校明确指出每个员工都有责任做好公共关系工作，对普通员工进行应对大众舆论及媒体技巧的培训，使之对传媒与公共关系处理原则有着一定的了解。“公共关系不是一个处或一个部门的工作”。在香港中大，“传媒公关工作，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私立学校艰苦朴素的办学精神
在香港期间，我们访问了香港第一所私立大学——树仁大学。树仁大学与南开大学的办学经历极其相似。
　　树仁大学前身是树仁学院，于1971年由胡鸿烈、钟期荣夫妇倾毕生积蓄创办。因坚持提供四年制大学课程，拒绝接受政府的资助，一直受到当时港英政府的冷落，只能以学院名义艰难运营。
　　2006年12月19日，学院获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正名动议，正式承认其大学地位，成为香港第一所私立大学，并于2007年2月14日正式更名。
　　树仁大学秉承“敦仁博物”的校训，坚持传承及弘扬传统中国文化的使命，尤其注重儒家发展人道精神及推广仁爱之教育理念。因为资源有限，树仁大学的院系设置坚持少而精的办学方向，主要集中在商学、文学、传播、法学等专业。
　　树仁大学的办公条件、设备条件十分艰苦，资料室查询资料的电脑显示器还是我们5年前淘汰的型号，学校的教务长和十多个管理人员挤在一间不足百平方米的房间里办公。就在这样的办学条件下，树仁大学培养出了一批像张舜尧那样的杰出人才。
　　树仁大学创办者艰苦朴素而又乐观向上的办学精神，树仁大学为坚持中国式四年制教育拒绝资助的独立精神，树仁大学师生团结一致艰难奋进的凝聚力，让人震撼，让人感动。不禁让我们回想起南开创立之初的艰难和坎坷，更让我们感受到南开今天的来之不易。
香港高校特色鲜明、目标宏伟
当前高等教育竞争激烈，大学必须办出自己的特色才能更好地发展。香港的8所大学在香港的高等教育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人才培养的方向区别很大。各学校对自身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坚持自身的特点，各有所长，特别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
　　“邀请霍金、阿蒂亚等世界级大师与朱经武、杨振宁举行圆桌讨论；邀请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帮助发现、延揽国际顶尖年轻学者；让最好的头脑聚在一起探索最艰深的问题，构建‘学术的乌托邦’，培养新一代的学术领袖。”——这是成立于2005年的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宏伟目标。依据香港科技大学“十五年战略发展规划”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榜样，努力广泛吸引来自全球华人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捐款，积极吸引国际顶级科技大师与接触专家学者，从而搭建一个世界级的知识交流与相互启发的沟通平台，力图成为亚太及大中华地区科研活动的枢纽与培养学术领袖的基地。
　　处南中国一隅、居东西文化交汇之所，香港高校对地处香港的优势和局限都十分明了。朱经武认为，香港发展的局限在于缺乏广阔的腹地、缺乏人才资源；香港的优势在于地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曾是中国放眼世界的窗口。
　　因此，香港现在着力吸引更多的世界性人才，努力使香港发展成为区域教育枢纽。香港政府教育局高级教育主任陈萧淑芬女士说，香港教育具备极其理想的发展条件：地处东西文化荟萃之国际都会，高等教育体系完备且多元化，拥有几所世界级的大学，拥有国际认可的课程和评核机制。
　　依据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中大制定了10年发展规划：“建立一所双语并重、专业与通识并重的研究型综合大学，致力弘扬中华文化，沟通中西学术，在国际上享负盛誉。慕名而来的，是全球最优秀的学子，延揽的是学术殿堂里的顶级大师。香港中大为同学设计灵活崭新的学位架构，并提供最优质的课程。这些课程在香港均属首屈一指，部分在亚太区以至国际间，也是口碑载道。其中好几个领域，包括中国研究、生物医学科学、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以及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更会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级的教研重镇，屡创骄人佳绩，促进人类福祉。”
　　香港中大协理副校长苏基朗认为，“香港高校地位得天独厚，不论在中国或西方，真正的双语校园毕竟是罕见的，这给予中大一项特殊的使命，只要我们坚持真正的双语，我们就能扮演中国大陆及西方很多顶尖院校所不能扮演的角色”。
（本文执笔：丁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