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何炳林，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高分子科学泰斗，“离子交换树脂之父”，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开创者，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功之臣，南开大学的骄傲。
　　2007年7月4日凌晨4时55分，何炳林先生走了。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吴官正等以及约40位两院院士，以不同方式表示沉痛哀悼。所有的化
　　学重镇，都向南开发来唁电。中国科学界在叹息：学界泰斗陨落,损失难以弥补。整个南开都在心痛：天下做树脂的，谁不知道南开有个何炳林？他的挚友、
　　学生、同事一致感叹：他的为人，令人称道；他的学识，令人景仰；他的成就，令人钦佩！
他走了——
　　 “离子交换树脂之父”最后的日子
　　他的咳嗽，他的脚步，再也不会出现在蒙民伟楼——那里有他创立的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他勉励过的同事和学生，仍在等待。
　　何炳林，中国高分子科学泰斗，“离子交换树脂之父”，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开创者，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功之臣，南开大学的骄傲。
　　2007年7月4日凌晨4时55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搏动，藏在其中的化学方程式再也无解。
　　直到今天，袁直教授仍然不愿面对恩师何炳林先生辞世的事实。她的双眼红肿，哭过很多次，仍时常泪眼矇眬。南开园里，师生们分别举行何先生的追思会。参加者中，有的与逝者交往多年，有的只是隔着人群遥望过他的身影。
　　深夜，守灵的人们不愿离去。世界各地的故交和弟子送来了花篮。无法赶来的，发来唁电或邮件，贴满灵堂四周。
　　紧挨着遗像的花篮，是与何炳林相守一生的爱妻、同学和同事，88岁的陈茹玉院士送上的。他们1938年一起升入南开大学，1980年一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人生充满无数次的陪伴。
　　在西南村，经常可以见到这对院士夫妇，手挽着手散步。他们互相搀扶，拄着拐杖，兴致一来能从一个小区走到另一个小区。
　　在家里，他们的书桌多年来挨在一起。书房外的一缕阳光，能投出两个身影。
　　“爱妻茹玉”，这是陈先生选择的落款。57岁的次子何振墀说，父母的性格恰好互补。在家里洗马桶和做菜的次数，父亲都多过母亲。有时母亲着急了，父亲三言两语就能让她平静下来。他过世后，她开始承认自己是被让的一方，“以前不承认的”。
　　何炳林先生的遗体送别仪式在7月8日，前一天下午，陈茹玉先生从医院乘车回到南开，到灵堂送丈夫最后一程。她深情地凝望着先生的遗容，看了好久。
　　在那一刻没有眼泪。围在四周的学生们，只是惊讶地看到，泪水将要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又被强忍住了。
　　何先生的逝世太过突然。在病床上得知噩耗的陈茹玉先生，一时竟哑口无言。随后她仍难以置信，悲痛欲绝地一再追问：“人怎么(走得)这么快，是不是没有好医生给我们治疗？”
　　今年4月27日，体格康健的陈茹玉先生摔了一跤，住进医院。何炳林先生变得情绪沮丧，食量减少，开始咳嗽。他便也要求入院检查。
　　“走的时候好好的。我们计划输液一两个礼拜就回家。”家里的保姆小韩回忆。让所有人始料未及，何炳林先生这一去，便再也没能回来。
　　他的病情日趋加重，呼吸功能愈见衰弱。见到自己的学术秘书傅国旗，他还吃力地询问：“所里有事吗？”何炳林先生晚年，几乎每周，秘书都要到他家汇报工作。
　　“他说话非常费劲，带着吸氧面罩。我看了就心疼，不让他说。”傅国旗黯然说道。
　　5月31日，袁直去医院探望导师，何先生讲话已经很吃力了。袁直握住他的手说：“您别说话，我们就陪您坐会儿。”
　　何炳林先生眼里含着泪水，运足力气留给袁直最后一句话：“南开的高分子跟复旦的比哪个好？”袁直泪如雨下。“这是何先生对我们的期待，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南开与复旦，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翘楚。毕业于复旦的李弘教授，深为何先生的爱校精神感染。“他始终致力于把南开高分子办成中国第一。所有这一切都出于他对南开的挚爱。”
　　7月1日下午，何炳林先生陷入昏迷状态，开始借助呼吸机。第二天早晨，他睁开眼睛，头脑清醒，但机器的管子妨碍讲话，他只能以手示意。下午又开始昏迷，再也没有醒来。4日凌晨4时，心跳放缓，回天无力。
　　在第一时间，陈茹玉先生坐着轮椅来到何先生病床前，安静地守着，很久很久。她一边抚摸着先生的手掌、肩膀、额头，一边喃喃地说：人总归有一死的，你放心地走吧。
　　何振墀没有见到母亲流泪，也很少听她谈起父亲过世的事情。“我母亲很坚强，不在我们面前哭。”但后来，护士告诉他们，陈茹玉先生转过身背着人就哭了，能看出眼睛红红的。
　　长子何振民说，父亲青年时俊朗洒脱，晚年鹤发童颜，一向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特别是注重在妻子眼中的形象。临终前4天，他的身体一点也不能动，意识到自己蓬头垢面，便告诉儿子，不要再让妈妈来了。
　　一天傍晚，何炳林先生双手冰凉，何振民和保姆小韩每人用双手握住他的一只手，一夜过后仍然是凉的。第二天一早，陈茹玉先生坚持去看他，一边说话，一边握他的手，只半个多小时，那双大师之手就暖了。
　　由于事先不曾想到，何炳林先生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弥留之际，他叮嘱儿子：“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
　　何振墀说，父亲对生死十分达观，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离别。他还提出要见一位曾为他做保健服务多年的退休医生，委托孩子们常去看望。“他从来只想到别人，对帮过自己的人常怀感激。即使在最后，他想的也还是别人，没有想到自己。这是他的品质。”
　　何炳林先生的最后一刻，这位老友就在身边。接受他的检查时，老人非常放松。
　　孩子们有点担心的是，一旦母亲回到家中，发现相濡以沫的伴侣不在，会觉得生命里丢了很多事情。
　　在家里并排摆放的两张书桌上，有一些发黄的照片，许多都是夫妇二人坐在一起读书的场景。那是两位老人感到惬意的时刻。何振墀难以忘记那样的场景：父母一人一只沙发，坐着读书写作，中间亮一盏灯。经年累月，沙发都塌了。
　　如今，桌椅依然，慈父何在？
　　何炳林先生走了，他设立的奖学金仍在资助南开学子。何振墀说，那是父亲无声的留言：至死不渝支持南开。“我们可以全部投入，争取让父亲的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作为南开的财富。”
　　何炳林先生的骨灰，一半运回故乡广东番禺，一半留在南开。“他毕生为了南开，身后仍要守着南开。”
　　何炳林先生的墓地，面向思源堂、蒙民伟楼和实验楼的方向。思源堂是他创立高分子所的地方，蒙民伟楼是高分子所现址，实验楼原址上，曾是他归国之初的工作地。
　　陈茹玉先生赞同这个决定。因为，丈夫留在南开，一定最快乐，最安心。
　　他奠基——
　　 一个行业以他回国为起点
　　西南村，何炳林先生生前的书房里，仍摆着一座水晶奖杯。那是他此生的最后一项荣誉，记录着“离子交换树脂之父”的光荣。
　　2006年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行业诞生50周年，全行业为此举行了庆祝活动。10月，行业委员会特别将评出的唯一一项终身成就奖，授予何炳林先生。奖座上刻着：全行业人员由衷地感谢“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何炳林院士对中国离子交换树脂行业的卓越贡献。
　　50年来，同行一致认为：1956年何炳林先生留美归国，重返母校南开大学，是中国离子交换树脂行业的起点。他所创立的南开大学化工厂，是这个行业的发源地。
　　史作清教授说，从回国到辞世，何炳林先生50年来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奋斗，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业内众所周知。
　　继何炳林先生之后担任南开大学高分子所所长的张政朴教授回忆，1988年5月，英国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国际学术期刊《反应与功能性高分子》副主编戴维·谢灵顿参加中英双边高分子会议后，提出访问南开高分子所，与何炳林先生会谈。会谈中，谢灵顿称赞时年70岁的何炳林先生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是，何炳林先生不仅是中国的“离子交换树脂之父”，还是世界上首位制备出大孔离子交换树脂的科学家，为吸附树脂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最早的离子交换树脂强度较差，容易为放射性元素的辐射所破坏。1956-1960年期间，何炳林先生发明了大孔离子交换树脂方法，使树脂的强度提高，抗辐射，而且提取铀的交换速度加快。鉴于这一成果的重要性，当时学校决定严格保密，未予公开。
　　3年后，一位捷克科学家报道了制备大孔树脂的方法，美国据此生产出吸附树脂，这位捷克同行便赢得了“吸附树脂之父”的美誉。
　　因为战备，1965年国家将原南开大学化工厂迁到四川宜宾，新南开大学化工厂改为民用，生产我国用量最大的水处理树脂，解决了大型锅炉的水处理问题，为大型化工企业和火电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时上海、山东、东北、河南等地也筹建离子交换树脂工厂，纷纷派人到南开参加学习和培训。
　　今天，外界有人不知何炳林何许人也，但千家万户都从他的贡献中受益。史作清说，链霉素、头孢菌素、纯净水、氯碱、合成樟脑、甜菊糖、安眠药中毒血液灌流吸附剂、中药有效成分提取、污水处理等熟悉的名词，都与何炳林先生有关。
　　“他把离子交换树脂浇灌成一棵大树。”几十年来，我校对外输出的最响的一项技术，就是何炳林先生领衔的吸附与分离技术，经济与社会效益之大，难以估算。
　　他相信——
　　 中国人一定能做到
　　何炳林先生住院期间，一直神志清醒，但经常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据傅国旗回忆，6月去医院探望，先生突然问：“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阴山在哪儿？
　　大家都相信，先生即使在最后一刻，仍在想着国家和民族。
　　史作清还记得何炳林先生在一次领奖时说过：“国外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国外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
　　何炳林先生还经常说：“我干事就要干好，干顶好。”
　　阎虎生教授于上世纪80年代跟随何先生读研究生，他说，今天国家大力提倡节能减排，重视环境保护，20多年前老师便已看到这一点。只要一发现哪个实验室没有人还亮着灯，他就要去关上，并且找到负责人，严肃指出要节约能源。
　　阎虎生还记得何炳林先生的一个习惯——看到水龙头滴水就要拧上。他对学生说：“几滴水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我们国家是缺水国家，天津是缺水城市，要养成节约习惯。”他还坚持要求做好溶剂回收：“溶剂回收，我们可以节约钱；另一方面，溶剂倒在下水道里，会造成环境污染。这比节约钱更重要。”
　　化学学院原党委书记李平英说，“文革”后国内一度处于“伤痕文学”氛围，很多知识分子在诉苦抱怨，但何先生没有。他急于做的是整顿队伍，把丢掉的争回来。
　　“他总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每次我回国，他都问美国的情况，伊拉克战争、美国对华政策、反恐，非常细心，问我们的观点。”在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任职的三儿子何振宇说。
　　青年时代的何振宇，在“文革”期间曾给被关押的父亲做饭送饭。他记得无数个在马蹄湖边散步的夜晚，父亲说：“一个国家如果想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我们这帮人早晚会有用武之地。”
　　他牵挂——
　　 时刻都在关注南开
　　校党委书记薛进文说，何炳林先生一生对母校情深意长。1938年他考入我校，直接就读于南开、北大、清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后以南开教师的身份赴美留学，最终又回到南开。
　　大师的科学人生从此处起步，又在此处结束。
　　“何先生是最典型的南开人。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南开校风、学风、传统和校训。”
　　薛进文说：“我们每次去看望，他总在讲：感谢组织的关心，我做不了什么了，你们总是惦记着我。临终前不久，他仍然询问学校的事情。”
　　“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南开发展，总在操这个心。”何振宇感慨。
　　每年圣诞节，何炳林先生都要给国外的弟子和朋友寄送贺卡二三百封，从来没有动用过研究所的一分公款。相反，他得到的一些奖励都送到了所里。他把一生的书籍、资料包括文具，全部送到化学学院和高分子所的资料室。
　　几年前，何炳林、陈茹玉院士主动提出捐出积蓄设立奖学基金，约请校领导商谈。大家很婉转地告诉他们，完全不必如此，学校可以出资或吸收社会资金设立。但他执意要捐。
　　“因为这是他俩思考了好几年的事情，他们一直在准备。”何振墀说。
　　薛进文牢牢记得首届“何炳林奖学金”颁发的情形。“老人家当时腿脚不好，但坚持出席，颤巍巍地站起来，发表了非常感人的讲话。讲了两个人怎么商量的，对获奖学生都有哪些要求和希望。老先生结合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告诫研究生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如何爱国，如何处理个人与事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特别提出：同学们修炼学业更要修炼品德，品德中首要强调爱国。”
　　他爱护——
从未拒绝过青年
何炳林先生的弟子们聚在一起追思突然发现，一向严格的老师是那么细心，对学生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注，甚至明里暗里给很多学生牵线搭桥，张罗对象。
　　每个人都跟导师之间有独一无二的难忘的故事。刘晓航副教授前些年结婚，请假布置新房。过后到实验室获悉，何先生已亲自找了自己好几趟，怎么也联系不上。何炳林先生见到他就说：“祝贺你结婚，我跟陈先生商量一下，送你66块钱，听说这是吉利的数字，祝你发展顺利。”
　　“他教会我们做学问，更重要是教会我们做人。”阎虎生说。
　　在李平英看来，爱护青年是何炳林先生终身致力的第二大事业。他对晚辈关心、爱护、提携、奖掖，称得上无微不至。他引进的很多晚辈，都在何先生家住过。为了引进人才到南开，他亲自忙前忙后安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挑战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这是何炳林先生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题词。
　　今年11月，第十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将在我校举办。5月31日，何炳林先生应主办方邀请，在医院提笔写下这句祝愿。
　　传阅何先生的题词时，校团委的青年们立即感到了震撼。每个字，都是何炳林先用铅笔打底、再用水笔亲自描上的，纸张上橡皮擦过的痕迹依稀可见。
　　当时，何炳林先生行动不便，举手都很吃力。但他收到邀请后，立刻便要写字，被医护人员拦住了。次日，他花去半天的时间，认认真真完成了这项“任务”。
　　“何先生从来没有拒绝过青年学生的请求。”校团委副书记王凤说，南开园里，学生会、团支部、团小组和学生社团的很多活动，都得到过何先生的指导，学生们怎能不想念这位老人？
　　今天，蒙民伟楼的211号房间，门口仍有“何炳林院士”的铭牌。这里分内外两间，外间归高分子所办公室使用。内间一尘不染，两只书柜存着满满当当的中外文献资料。办公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化学期刊和专著，几只笔立在自制的简易笔筒里。墙壁上，他在相片里面带微笑。
　　办公桌对面墙上有一只时钟，走得滴滴答答。看上去就好像，这位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仍未离去。
　　1个月后，我校“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再度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