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李星皎


□鲁德才
　　笔者考察4种说唱《包公案》或《三侠五义》本子，说唱本存在两种版本系统；说唱本的后半部与结尾同《龙图耳录》又截然相反，显然也存在两个系统的包公案。这不仅是以说唱与白文划界，重要的是以有否“鬼怪妖邪”、“异端邪说”而区分。说唱本大多有妖异部分，而《龙图耳录》则删去邪说，不单纯是“耳录”，有许多创新。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的后半部是否含妖邪内容，有待进一步论证。
说唱本存在两种版本系统
　　笔者看过4种说唱《三侠五义》的本子：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双红堂石韵书7种抄本与说唱《龙图公案》王茂斋抄本，北京首都图书馆存清蒙古车王府藏说唱《包公案》与《三侠五义》。
　　双红堂7种抄本为：《全本报主盘盒打御》、《全本小包村》、《全本铡厐坤》、《全本天齐庙断后》、《全本南清宫庆寿》、《全本三审郭槐》、《全本石青山》。每本唱词都3字句居多，应是石派书的特点。本子的抄录年代都不能确指，看其题名似石玉昆的嫡传本，可细按之，仍系某个说书人的过录本。《龙图公案》说唱本共四十一部。第一部首篇说书人云：“此书几句残歌念罢，开一段三侠五义、忠臣佞党、豪强恶霸的故事。”这大约是抄本既称《龙图公案》，又叫做《三侠五义》的原因。第四十一部封底明确注有抄录时间：“咸丰十年望日起，同治元年朔日止”，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较接近石玉昆说唱活跃时期的本子。
　　车府本《三侠五义》与《包公案》的文词有不同，个别情节不一致，但基本的故事情节，乃至出场人物、姓名、情景完全相同，联系石韵书存在情况，说明当时除了流行单本散卖的说唱本外，也流传着长篇足本。
　　王茂斋抄本和车府本《三侠五义》应属于同一个血缘关系的本子，至于它们的谱系关系，谁前谁后，谁抄谁，就如同《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一样，难以准确说清楚来龙去脉的。至于石韵书，则属于另一种说唱系统的本子，这不仅是文词上同其他3个唱本有区别，重要的是某些情节和细节也不同于其他3个唱本。
　　由于石玉昆的现抄现卖本已烧毁，或不存于大陆，无法找到一个确切座标，判断哪一个本子贴近祖本，我们只能以《龙图耳录》作为参照，看其不同系统本子的差异。石韵书《天齐庙断后》，如同《龙图目录》的描述，都侧重于刻画范华宗话多而又啰嗦的性格，而其他3本的范华宗则缺少性格描写，文词也大体相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3个本子属于一个说唱系统。倘若我们以其他3种唱本同《龙图耳录》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后半部与结尾截然相反。
　　由于留传于世的石韵书仅是散本，并非是有头有尾的长篇足本，我们无法确切判断石韵书的后半部同其他3个唱本一致还是不一致。但是石韵书的故事情节贴近《龙图耳录》，而《龙图耳录》是依据石玉昆的说唱本整理成书的，那么以其他3种唱本同《龙图耳录》比较，可以反证另一种说唱本的版本情况；换言之，说唱本后半部，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描述和结尾。
　　唱本的后半部与结尾同《龙图耳录》截然相反
　　车府本《三侠五义》与《包公案》从首部或卷一“狸猫换太子”始，到第四十八部或卷一○八“蒋平扮云游道士私访”、“桑花镇巧遇韩章”、“二人协力捉花冲”，基本情节大体与《龙图耳录》一致。而从第四十九部或卷一○九，则叙说“襄阳府捉赵王”、“攻打赫郎山”、“破通网阵”，同《龙图耳录》第八十四回以后的情节，如“救沙龙”、“定君山劝钟雄反正”丝毫不搭界。后半部凝聚众侠客的核心官员，则由颜查散改为倪继祖。
　　东大王茂斋本《龙图公案》虽然是未完稿的抄本，只抄录了相当于《龙图耳录》的七十六回，没有后半部和结尾，但从文中提及的许多细节及情节设置看，显然和车府本《三侠五义》与《包公案》一致，而同《龙图耳录》有别。这传递了两种信息：一是说唱本可能存在两种版本系统，前半部小的情节与细节不一致，后半部与结尾竟然是两种写法；二是散文文体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乃至《小五义》，同东大王茂斋抄本、车府本唱本也属于不同系统，开创散文系统故事情节的是《龙图耳录》。
　　两个版本系统：说唱系统与散文系统
　　谢蓝斋本《龙图耳录》卷首云：“《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续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这已明确指出《龙图耳录》成书之前，已“原有成稿”，而这个成稿，是在说部中演述的，或野史续编的，有“鬼怪妖邪”、“异端邪说之事”。《龙图耳录》编者们则另具一番慧妙，“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换言之，《龙图耳录》并非仅是“耳录”的成果，其间有许多整理者的再创作，这就形成了说唱《三侠五义》或《包公案》，与白文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侠义忠烈传》、《七侠五义》，分属两个不同系统的版本，这不只是有无唱词的区别，重要的是有无鬼怪妖邪之说，毫无疑问，车府本《三侠五义》与《包公案》，包括东大的未完本《龙图耳录》，都同属于一个系统。
　　可以肯定地说，改造说唱系统的故事情节、建构散文体的是《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乃至《小五义》、《续小五义》都是在“耳录”的基础上进行雅化，或是再演述形成散文体系统，谁都不是独立的石氏原稿。问题是，倘若凡说唱本为一个系统，那么两个系统中哪一个系统接近，或者就是石玉昆演唱的内容？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带不带“鬼怪妖邪”的内容？因为问竹主人、退思主人及入迷道人序中只云说部中演述的有鬼怪妖邪，异端邪说，可问竹主人等没有指明是石玉昆的演述，还是石玉昆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的演述，显然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侠客短打转向阵地战
　　说唱系统的《三侠五义》后半部转向清剿赫（黑）郎山叛逆，侠客们骑着马作战，一派正规军的编制，试看车府本说唱《三侠五义》第七十二部的描写：卢方按照包丞相指示，去支援高钦攻打赫郎山。次日清晨，同徐庆、韩章、蒋平、白玉堂上马出城，到教军场领三千军往汉阳而来。次日到高元帅大寨，高元帅、党太尉同随军众将出营迎接。天晚，大家安歇。次日，元帅传令，人马合为一处，大队起程，只听三声炮响惊天地。前部先锋为锦毛鼠，左哨韩章，右是蒋平，后队压阵为徐庆。来到赫郎山，高元帅问：“哪位将军前去讨战？”白玉堂性子急，闻听此言，才要向前，穿山鼠徐庆先走了一步，向前高呼：“印主，末将不才，愿去与山寇见阵！”只见徐庆穿着连环金甲，前后护心镜，骑一匹浑红枣骝马，手拿一杆钢枪，高叫道：“快报上名来，好在江（疆）场作鬼！”山寇张川问：“汝是何人？胆敢前来讨战！”徐庆答道：“我乃大宋天子驾下称臣，官拜前卫之职，奉旨前来协助高元帅捉拿反王赵凯……”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善长水战，惯使短武器钢刺的蒋平，也穿上铁甲，斜插宝剑，手持大砍刀，开口也是“我乃大宋仁宗天子驾下称臣，官拜御前侍卫，姓蒋名平，绰号翻江鼠是也。奉旨……”使剑的展昭，改用渗金枪，只有欧阳春还握着宝刀，目的是让他砍削对手的兵器，但也是骑马作战。读者不免要问：这是写侠客们斗狠，还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战将们对阵呢？倘如不表现侠客们高来高往，轻功、暗器、剑术、刀法等等，这小说还能看下去么？
细节描写不精细
　　也许说唱本属于抒情艺术，偏重于情感心理的描述，不同于叙事小说《龙图耳录》，突出强调故事情节和细节的丰富性，因而不同的表现手段，就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说唱本叙述重点不在刻画人物性格上，为了快速推进故事情节发展进程，常用说书人的唱词和叙述代替人物的语言动作，这就节省了细节描写的笔墨，当然也减弱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因此说唱本没有把白玉堂的挑剔、顽皮而又有心计，雨墨的精细、小气，颜查散的豪放与呆气的性格特征，及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切割得清楚，因而读来不够生动有趣。